者正在那里接受治疗。他“在开会时总是咳得非常厉害”，吉贝尔写道，但“他却拒绝看医生，直到这一会诊活动的负责人说出了他对这种不断干咳的担忧之后，他才不再坚持了”。福柯的病情显然就是这样迟迟才被诊断出来的。（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31—33页；英译，第23—25页。）关于福柯对不断增加的艾滋病及其危险的存在证据的反应，参见汉斯·斯拉格(hans sluga)和米勒(damiller)的回忆，本书第十章对此有详细叙述。吉贝尔记得，早在1981年他在和福柯的谈话中就提出过一种新的“男同性恋癌”的可能性：他一提到这个问题，福柯立即放声大笑：“仅仅袭击同性恋者的癌症，不，好得难以置信，我会笑死的!”［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21页(英译见第13页)。在1990年3月16日的电视节目“apostrophes”中，吉贝尔讲了完全一样的故事，这一次直接用了福柯的名字。埃德蒙德·怀特回忆了他和福柯在巴黎的一次类似的谈话，也是在1981年。］

关于旧金山同性恋社区活动及福柯的参与，我在第八章中作了详尽的讨论。

卡塔利娜·冯·毕劳（katharina von bulow）：“反驳是一种职责”（contredire est un devoir），《争鸣》（le débat）第41期（1986年9月—10月），第177页。

福柯关于“heterotopia”最有名的定义（即认为那是一处与utopia正相反的地方，那里“言语被当场止住”，传统知识的令人宽慰的确实性发生了消解），参见mc，第9—10页；英译，第xviii页。关于各种能当场止住言语的极端体验（“势不可当的、不可名状的、……令人销魂的”，等等），参见“无穷尽的语言”（le langage à linfini），《泰尔盖尔》（tel quel）第15期（1963年8月），第48—49页。关于“那些封闭的、狭小的、亲密的团体（人们在那里享有只与单性有关的奇怪的幸福，这种幸福既是强制性的又是被禁止的）”的令人愉快的“过渡状态”，参见hb英译本的“导言”，第xiii页。关于s/m，参见“一次谈话：性爱、权力和身份政治”（1982），《倡导者》（1984年8月7日），第43页。

“一次谈话”（1982），载ppc，第12页。

关于同性恋者在这几个月里对艾滋病的反应的最为人们熟知的资料，可惜不完全可信，因为其编者对该社区中最热衷于性冒险的成员们怀有偏见。但尽管如此，如果能用批评的眼光去读的话，兰迪·舍尔茨（randy shilts）的《这帮人还在玩》（and the band played on）（new york, 1987）仍然是一份极有价值的资料。对上书的一个有力的批评，参见道格拉斯·克里普(douglas crimp)，“如何在流行病中享用混乱?”(how to have promiscuity in an epidemic)，收录于道格拉斯·克里普主编的《艾滋病：文化分析，文化批评》(aids: cultural analysis, cultural criticism, cambridge, mass., 1988)，第237—270页。克里普的论文有效地指出了同性恋社区在普及“安全性爱”的实践中担当的主导角色。早期这些“安全性爱”的努力出现的时间并不清楚；但1983年初，在旧金山那些同性恋活动家圈子中，这些努力开始成为非正式实践；是年5月，港湾区域一群医生公布了他们第一套公共指导方针。关于这几个月同性恋社区的动员情况，还可参见辛迪·帕顿(cindy patton)观点尖锐、具有前瞻性的争论：《性与病菌：艾滋病政治》(sex and germs:the politics of aids, boston, 1985)，其中，作者敏锐地把“性爱恐惧症”(erotophobia)作为有关艾滋病的广泛公众反应中一个关键文化因素加以讨论。在旧金山，最初(1983年5月)发起关闭公共浴室运动的最杰出的同性恋活动家是拉里·小约翰(larry littlejohn)，这方面的材料(同时也是确证、纠正舍尔茨的材料)参见罗纳德·贝耶尔(ronald bayer)有关公共浴室的冷静历史分析，《私人行为，社会后果》(private acts, soci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1989)，第20—71页。(值得指出的是，舍尔茨本人较早公开地建议过关闭公共浴室，这部分解释了他的论述中那种“我告诉过你”的自以为是的论调。)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我必须感谢盖伊尔·鲁宾(gayle rubin)，她让我翻阅她的资料，分享她的印象；这些资料和印象建立在她十年之间如下研究的基础上：港湾区域s/m场景的历史；这些严酷的岁月里，针对艾滋病，同性恋社区作出的一般反应，s/m亚文化作出的特定反应。

第一章 作者之死注释(3)

舍尔茨：《这帮人还在玩》，第377页。

sp，第199页；英译，第197页。

“一种极简单的快乐”（un plaisir si simple），《盖皮耶》（gai pied）第1期（1979年4月），第10页。

sp，第38页。在我1991年4月11日同米勒（福柯在柏克利的一位朋友）谈话的时候，他回忆起1983年12月他在巴黎曾向福柯谈起他那年秋天去旧金山逛澡堂的旅行。埃尔维·吉贝尔在他的《献给没有拯救我生命的朋友》中也谈到过类似的一次谈话（参见下一段）。也可参见莫尔（richard dmohr）在他的《同性恋者与正义》（gays/justice）（new york, 1988，p268）一书中叙述的轶事：“1983年夏，即在纽约发现了最初的几例艾滋病患者两年之后，也是在那里的皮革酒吧中刚刚开始出现避孕套自动售货机之后，福柯在纽约大学人文学院开设了一个讨论班。每次课程结束后的当晚，他都要去令他如痴如迷的同性恋浴室，这是一个为他领过路的教授告诉我的。”

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30页；英译，第22页。福柯真的表达过这种情感吗？既然吉贝尔也已去世，他在小说里说的这些事到底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考了。实际上我听查证的关于福柯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证实吉贝尔在小说里描绘的福柯形象的真实性。根据da米勒所说，在他们的谈话中，福柯对1983年秋天的旧金山浴室的回想带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情绪。米勒回忆道，福柯谈到有些夜晚，一些浴室几乎无人光顾；他还悲叹他最喜欢的浴室之一“温室”(hothouse)已经停业。(“温室”是第一家因艾滋病而关闭的重要的s/m场所；当时，它的经营者路易斯·加思帕(louis gaspar)主动关闭了这个场所。他的解释是：“考虑到有关道德伦理的问题，我不能让它接着营业了，我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我要为那些进来的人负责。”参见兰迪·舍尔茨，“旧金山一家同性恋澡堂关门停业”，《旧金山新闻》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83年7月11日，第3页。感谢葛丽·鲁宾搜寻到这条新闻。)在1990年3月25日我和德费尔的谈话中，德费尔亲口说福柯在他最后一次旧金山之行中“非常严肃”地看待艾滋病(参见下文紧接着引用的句子)，我立即提到，吉贝尔在他的小说里也说过有关福柯的类似的话。“是的，”德费尔回答，“是我告诉他［即吉贝尔］的；他伪称米歇尔先跟他说了。”德费尔接着说，福柯用一个结合了“艾滋病”(sida)和“决定”(décision)这两个词的双关语概括了他的体验。他没有解释这个双关语，但有可能这是动词形式的“决定”(décider)的文字游戏，这个动词的过去时态是“décida”(其发音是desida)；或者，这个双关语是把“sida”和“décision”两个词语合并在一起(“desidion”，即针对艾滋病作出某个决定)。福柯于1983年秋天在旧金山公共浴室可能具有的行为——如果他确实那样做了——引发的道德争论是错综复杂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作者的后记。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黑体字是我强调的)。当时我提了一个问题：他在1987年10月31日—11月1日《解放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福柯“把他自己制作成一件苦行作品，也正是这一作品中铭刻着他的死亡”，这话究竟用意何在?德费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主动作了这样一番评论。在我们谈话的早期，德费尔相当详尽地描述了“极限体验”观念对福柯的重要性，他还讨论了福柯是如何通过阅读巴塔耶发展出这个概念的——这样“极限体验”这个概念的意义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就都清楚了。事实上，在我为我们三个小时的谈话整理一份逐字记录的抄本时，我发现德费尔自己在我们谈话一开始就提出了极限体验概念，他不厌其烦地将福柯的体验观与“癫狂，毒品，性经验，或许还有艾滋病”联系起来。当时，我没有完全领会这个评论可能暗示的含义。两小时后，当德费尔在我正文引用的那段评论中再次把艾滋病和极限体验联系起来时，我立即要他解释他的用意。不幸的是，德费尔沉默下来，摇着头拒绝多说了，正如后来，1991年11月在我给了他一份本书初稿的誊本时，他拒绝作任何评论。我认为，德费尔在1987年的记述——关于福柯将他的死亡铭刻在他把自己制作成的禁欲作品中——正如他和我谈到的福柯将艾滋病作为“极限体验”这个情况一样，具有启示意义。关于这些情况的哲学背景，可参阅本书第10章对福柯有关死亡和禁欲主义的最后观点的讨论。吉贝尔在《献给没有拯救我生命的朋友》中的这一描写也有参考价值：“1983年就要过去了，这时穆齐尔(即福柯)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我对他说，‘实际上你是想得艾滋病。’他则阴沉地狠狠瞪了我一眼”(第39页；英译，第31页)。

up，第12—13页；英译，第6—7页。

关于“积极性”（positivity），可参见as，第164页；英译，第125页。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试图淡化“positive”一词的科学和道德的内容，因而他对于“positive”、“positivity”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都有些模糊不清。我在这里对“positivity”作的界定，得益于伊恩·哈金（ian hacking）在“语言、真理和理性”（language, truth and reason）一文中的论述，见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编：《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rationalism and relativism）（oxford, 1982），第53页。

cf（1978年的谈话），第2页。关于《疯癫与文明》中的“极限体验”，参见该书的原序，fd（1961），第1、3—4页，也可参看下面第四章的详论。关于巴塔耶的这一思想，主要可参看《内心体验》（léxperience intérieure），莱斯利·安娜·波尔特（leslie anne boldt）英译（albany, ny, 1988）。关于文学艺术在掌握真实游戏和“符号游戏”方面的意义，参见rr，第209页；英译，第166页。

“作者是什么？”（1969），参见注释上文，第78页；英译载lsp，第177页。

“会谈”（1981年的谈话），见热拉尔·库朗（gerard courant）：《维尔纳·施罗特传》（werner schroeter）（paris, 1981），第39—40、45页。

od，第37页。nc，第125页；英译，第124页。mc，第396、398页；英译，第384、386页。

vs，第54—55页；英译，第39页。

“道德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谈话，《新闻周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