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女儿住到你家又是怎么回事呢？”

果然他问到了这件事情。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8）

“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是我长女吴珊在中法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甚好，她家在唐山，北平没家，经常在我家吃住，她父亲被杀之后，我女儿把她接来我家。这女孩善解人意，怕连累我家，几次主动搬走，又被我的女儿们硬留下来。你是知道我的为人，对这种事，我怎能不管。怎么，这难道也算犯罪吗？简直是笑话。”

“那易院长跟共产党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关系呢？你不记得大约10年前北洋政府因为通共罪名通缉过他和李石曾先生吗？”江大律师继续问。

我听了以后，连连叹气。

“当然记得，亏得张继还跟孙中山闹过革命，还是个中常委，怎么如此的无聊瞎胡闹呢。跟共产党认识如何，不认识又如何，孙中山联俄联共，认识的共产党还少吗？这明明是想害人找不到把柄，胡乱来吗？”

“如今情形不同了，国共成了死敌，如果现在易院长跟他们还有联系就麻烦大了。”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过去他和毛泽东的情况，倒曾向我提过。那是他从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去长沙第一师范当了校长，教过毛泽东国文，对毛泽东很欣赏，1919年还带着毛泽东率领请愿团到北京炮轰军阀张敬尧，后来真把张敬尧轰出湖南，1921年毛泽东向他请假去上海开会，本来毛泽东已成了课任教员不能走的，易院长却特批他去。过了很久，才听说毛泽东那次去开的乃是共产党的代表会。不久后易院长不断升迁，早已失去联系。”

“原来如此，只要没有联系就好，免得再生麻烦，但你们两位政治态度显然已经在案。”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布衣一介以画为生又不想搞政治做大官，由它去好了。”

还有一次正式审判庭呢！又得受一次侮辱，我由帮助地位而身被罗织名列法网，实在是怨哉枉也！要是真够称为一个国家的法庭，法官若真能凭公正立场审度是非。我不应当计胜败，都得守法。现在，显然的不是。

一个下贱的女人，这样堂堂的司法机构下的国家官吏，凭她的喜怒来审案、定是非，岂但是我一个人的耻辱?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我是一个堂堂的国民，我应该抗议！我应该反抗！但是，我们许多同被压迫的人，都在逃避!比我力量大的人，这个案子的中心人物都在逃避!我本是一个旁人，因为路见不平，些微主持一点公道，以致惹祸受着迫害，眼看着只有屈辱，绝无胜利的希望，徒见其阿q而已!那姓李的检察官，他知道是错误，以一个法官的立场，打着司法独立的照牌却在间接地执行一个娼妓不如的下贱女人的命令。他忍受着，因此一面托人向我打招呼，检察长祁谨庵又托人向我保证不致使我过分屈辱。

他们是善良的，他们的良心也受着委屈!事实上他们同我一样地受着压迫与耻辱!这是一个如何严重的问题？我们如何方能达到有效的纠正？我知道没有希望!唯一的办法，尽力减少牺牲，一面做着弹性的抵抗，减少不必要的屈辱！……待时！

我凭以上的思索，拟定了一个策略。在最近的敌人进攻的步骤上，就要公审了，这法官何人，是否与李检察官一样内愧，一样对我表示同情减少我的被辱呢?还是尽量为了升官发财，采取郑烈、朱树森的办法来拍马舔那女人的屁股呢?我实在不知道!而我的必须败诉，来做他们的面子，已是铁定的事实!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吴交待我走武昌（1）

此时到了1934年的3月，故宫又订于4月4日在南京开理事会，张静江先生要辞理事长而由蔡孑民继任，马衡要实授院长。这都是依照张继的主张。

因为我是管理事会的文案，张静江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要我带了理事会的案卷到京办移交。

一方面张太太崔震华又提出了缓兵与暗渡陈仓之计，她要保证通过那上面所说的两个提案。她说：“只要那两个提案通过，以后易寅村与李玄伯不许再神气地坐了汽车招摇过市，那就万事全休了。”

一般以为这个条件似乎简而易行并且空洞。两个提案，静江当然本身已经不愿再做，马衡只是一个扶正的问题。尤其李玄伯所希望的就是万事全休，躲避不遑，哪里还有招摇过市的勇气呢？也已经无需再要马、袁等的假保人了。

我在理事会开会的前夕，到达了南京。

当天清早，我带着案卷到西华门建设委员会招待所，张静江、吴稚晖两位都住在这里，那天，张先生不准备出席，一切由吴先生去代表。

吴先生对我说：“你也不要去吧!张继恨死你，你让他发挥消遣不值得，还是一切由我代表，卷宗交给我代表你移交。你就请在此陪静江先生吃过午饭，等着我回来再谈。”

后面又意味深长地补了几句：“马衡当初是易寅村的人，玄伯的密友，如今张继也接受了他。他太太与何应钦的太太关系甚好，如今接任院长，显见他比你会做人，都不得罪，才官运亨通啊。”

我被他说的无言可对，性格使然，事到如今，我不后悔。

我从上午8时一直等到午后3点多钟，吴稚晖面色灰白，怒气冲冲地回到招待所，后面跟着褚民谊，直接走进他自己的房，放下了手上提了的杖帽等物，我正在他房内，他不招呼又往外走。民谊向我点点头笑着也跟出去，我也跟着同走到了静江的坐处。

静江先生诧异地问：“怎么了?”他看见吴稚晖一脸灰色气冲牛斗。

吴稚晖咕嘟着嘴，打着无锡官话：“我今天要挥老拳。”

于是他同褚民谊两人左一句、右一句地分叙着今天故宫理事会开会经过以及会后汪精卫请客一直到争斗的结果。事情发展是这样：理事会开会非常简单，为了息事宁人，一切照张继预定的意思通过；蔡孑民接任了理事长，叶楚伧接任我的理事会秘书，吴稚晖替我办了移交，马衡实任院长。以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

汪精卫请在励志社午餐，席间还说了许多轻松的话，解释侵占公物说是：“什么一块旧绸缎，一件陈皮货算得什么呢?”因为他们实际目的是赶走易培基“盗宝案”本身就是借口。

大家高兴地谈着，一路填着鱼翅、海参，皆大欢喜，张继以胜利者的姿态尤为得意，筵席散了，他拿起帽子先走路，大家也都在寻帽子、拿手杖的当口，张继忽然去而复返，他回到吴稚晖的身旁手指着他开口道：“稚晖先生!我对你非常失望!我对你几十年的交情，你却替易培基做文章骂我的内人。最近登在报上那篇文章，据马衡称??手指着马??吴瀛说：不是你做的吗?”

吴稚晖吃了一惊，却随口答道：“文章是哪个做？哪个负责？你要看哪个署名?随便他请哪个做，你问不着我！”

“那也没有听见说过，”张继接着说，“人家丈夫不在家，可以跑到人家教训别人的老婆到四个钟头，你也应该吗?”

“你真也叫人失望!”吴稚晖反唇相讥，“你平素以义侠自居，在家里怕老婆怕成个龟孙样，你丢人丢的朋友们谁不晓得。想不到为了老婆，出卖朋友到这样！你读过《聊斋志异》的马介甫吗？因为本人太没有出息，所以朋友替他管教老婆是正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吴交待我走武昌（2）

“那是19世纪的事!”张答，“没有20世纪，为了朋友，对不起老婆的!我看你去我家里心术不正，另有所为。”

二人就此当众翻脸争将起来。吴这时怒不可遏，挽起袖子，势要挥拳了。褚民谊、汪精卫一边一个拉开了。民谊就送了稚老回来。

故事讲完，稚老余怒未息，民谊对我笑迷迷地道：“吴瀛，这文章的话，是你说的吗?”

稚老插口说：“我的文章，谁还看不出?”?

“这句话，我本来不必申辨!”我说，“人家当然有用意。但是有事实，我可以一讲。马衡向我说过，这文章是稚老大笔。我问：是谁对你讲?他说：是江叔老。为什么偏要说是我讲的，他们却故意用此话来离间。我一定要责问他的!”我也怒了。

于是我们四个人闲谈着，稚老气也平了，大家谈到了我的出处，故宫的事，在我，总算告一段落了。我决不愿再回去，其势也不能再去。

张、吴两老知道我为故宫奔走多年。功劳、苦劳不必说了，如今非但没有好的结果，反而代人受过。确属冤哉枉也！也是这二老实在看不下去，加之我一家老小十余口人总要吃饭。

他们主动替我考虑，最后二老同时提议：“由他二人与李石曾三个出名介绍我到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要张学良安置。

静江先生说：“老实说，故宫这一案，寅村玄伯究竟如何，我并不了然。但张继的诬告是显然的替老婆报私仇，出气手段过分的毒了。我们以友谊人格的信用来支持同情，对于吴瀛，我亲耳听见张继的老婆对着精卫同我讲：‘他们之中，最混帐的是吴景洲了，我叫他们(指她的走狗辈)寻他的毛病，寻了两年都寻不到!’这是你吴瀛的敌人，对你吴瀛做了反证!所以我们倒可以绝对相信你清白!介绍你去，大家都可以负责的!”

当时，我是不大愿意在张学良那里任职，也不愿意这个军事机关，但是，一则无路可走，二则非常感激静江先生的这番盛意同他这篇谈话，三则张岳军（群）在湖北做省主席，他是我的好友，对我十分的了解，或者还有帮助，我允诺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崔八巷故宫博物院办事处见马衡，专为问他昨天张继的话。

我说：“吴稚晖先生代做文章的事，你不是说，听江瀚讲的吗?”

他说：“是的!”

“那你昨天在张继于吴老面前乱指为我说的时候，为什么不更正?易院长故宫盗宝案完全是一个冤案。你也是与我一样最早参与创办故宫者之一，又是老副馆长，行政方面的艰难你不了解，院务方面你比我清楚。易院长有盗宝这回事吗？易院长对你们北大系的人不薄，你怎么不站出来报不平呢？你与张继混在一起。到如今我真搞不懂你是个什么角色。”我严词质问，他懦懦无词。

我对着马衡痛痛快快地又大发一顿自知没用的牢骚，总算一逞了口舌之快。最后对他说：“你我同事一场的感情，让这个悍妇搅得一蹋糊涂，我们说甚么为文化努力?这是我努力文化的下场头！你好自为之吧!我去了。”

他叹气继续无言，和颜地送着我，他说：“你到哪里去?我叫车送。”

我摇着手，“无须!无须!”一路说着下了楼梯，他仍旧送我到门口。他有他经营官场的方法与手段。居然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左右逢源，游刃从容。内中玄机，我不便道破，如今他是院长了，我们彼此心照。

我大约在第二三天，就动身去了湖北的武昌。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武昌两事（1）

百无一用是书生，混到中年，一无成就。我等于是仓皇逃出了是非之地的古都北平，为了养家糊口我到达了武昌，拿了吴、张、李三位元老的介绍信，去见张学良。张学良虽年轻却是总司令，实际的负责任者，他立刻出来见了我。我们本来是旧识，他时常来游览故宫参观书画，对鉴赏有特殊的能力，也好收藏，他的执掌人是大家知道的情人赵四小姐，他曾经介绍见我，我们可以算得有书画的同好。那时他嗜好甚深，终天打马啡针，面色青白，蓄有微须，现在嗜好已除，须也剃了，精神非常健康。我们总算他乡故知，谈得甚好。他告诉我说：“可惜来迟，重要的地位，已经都安置妥当。但是三老的介绍，非常愿意借重，请您少候，一定设法。”

我谢着辞出，去见了老友张群（岳军）。张也非常高兴，要我且等候看看。

过了两天，张群又告诉我说：“张学良对你非常踌蹰，两次问着我，说某人是不是易培基的私人?听说故宫盗宝，闹得相当厉害，某人没有关系吗?我都答复他：没有关系，他在故宫是庄蕴宽的关系，自有其历史，并不是易的关系，盗案也不是事实。但学良还是不放心，你再等等大概总有办法的。”我只得听之而已。

这时故宫的案子影响已越闹越大，越大越不象话，弄得全国的报纸都在乱写乱传，真真假假，谁也搞不清，老百姓在街头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