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第三篇是《评柏林声明》。在此之前，毛泽东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转折意义已被德国柏林发表的一篇声明证实，不过， 柏林并没有承认它已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而是称这“表示德国及其盟友在作战三年以后业已赢得一个不易被攻击的地位。”对此，毛泽东指出，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由攻转守与莫斯科战役后由攻转守大不相同。莫斯科战役后，德国尚有余力，可以再次发动攻势，英美是否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也不明确，日本还有可能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合力打击苏联。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这三个条件一齐破产了。因此，“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法西斯的命运是决定了，只有十分怯懦的人们还在害怕法西斯”。

毛泽东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以及对于时局鞭辟入里的分析，其意义显然不仅仅对于欧洲战场的判断，对于国内战局也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胡乔木的笔，顺着毛泽东理清的思路，通过《解放日报》向全体抗战军民及时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对时局的预测以及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坚定人民对抗战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

整个下半年，胡乔木写了为数不少的社论，如《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7月8日）、《出路和迷路》（7月27日）、《闻捷》（8月14日）、《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8月26日）等。这些社论的共同特点是，笔者善于把握和分析形势，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与军事形势结合起来加以判断，并最后落实到国内的抗日形势上来。

这些社论的主题是：希特勒进攻苏联和苏联反对希特勒进攻的战争，不仅是两个军队的战争，也不但是全苏联人民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而且是全人类反对全人类公敌的战争。随着由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推动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开始形成，中国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必将也必将形成。这些社论，集中地表述了这样一个论断：“中国是一面世界的镜子，世界政治关系的每一次新的变化，在中国都找到了它的反映。”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一、初到毛泽东的身边(9)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正告人们，中国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保存全中国而牺牲投降派，一是保存投降派而牺牲全中国。他写道：“毫无疑问的，全世界都将看见中国选择第一条路，看见何应钦辈凄凉地把尾巴夹在腿里嗅着汪精卫走过的路逃跑。何应钦们将来永远不可能在新疆和希特勒的任何一个走卒‘再会’，幸运之神最多只能延长他几天的寿命，让他在东京的什么角落里望到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胜利、苏联的胜利和中国的胜利。”

胡乔木的笔，还开始用来记述延安人的生活，记述这片红色特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多年来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艰辛，也分享我们现在看到民主胜利的喜悦”！

11月6日至22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这是边区政府成立以来一次民主盛会。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出席大会的有正式参议员200余人，包括了当时陕北的著名的开明士绅，来自回族、蒙古族的同胞，以及一些国际友人。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说。

为了祝贺大会的召开，胡乔木奉命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 题为《庆祝边区参议会开幕》。社论称赞边区是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摇篮。胡乔木写道：“任何好的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监督，它可能是松懈的；同样的，任何好的行政人员，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他们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社论通篇为民主、为新民主主义呐喊。半个世纪后重读它，仍觉得如此精辟，如此令人神往！

胡乔木说，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写的绝大部分评论，都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由于早期的社论手稿已无法查到，现在已很难看出毛作过哪些修改。但是，从这些社论善于敏锐地把握形势，透彻地分析形势，讲究遣词造句等特征上，不难瞥见，胡乔木开始自觉接受毛泽东的思维和文风的影响。

1941年，紧张而又难忘。在胡乔木的年谱上，最重要的行迹莫过于他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年底，注定此生要与思想与文字打交道的胡乔木，在连天瑞雪中，写下了一篇短文《水》。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凡物有三态，思想也有三态。

气体的思想是风。它是人脑中自由的过客，它自由地来而且自由地去，不着一点痕迹也不留一点痕迹。

固体的思想是石块。它是人脑中建筑堂堂的金字塔，堂堂的积蓄着和保护着几千年不变的尸体。

惟有液体的思想在人脑中开辟有定而无定的河流。它是运转不息万古常新的，从它的不舍昼夜的奔驰中，人是不能和它有两度相识的，所以流水不腐；它的运转是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纪律和一定的方向的，它永远向前看，永远要冲决网罗和荡涤瑕秽，所以流水无情。

东方的哲人说：智者乐水。西方的哲人说：水生万物。水乎水乎！既然人类也是你的儿，就让人人常能沐浴在你的怀抱中，从你的乳房吸取无穷的睿智吧！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二、在延安整风中（上）(1) 作者 : 尚定

二在延安整风中（上）

关于1941年下半年延安整风，一位著名外国学者是这样评述的：“这种开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运动，其目的是想发展成人类行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实验”，而其直接的目标是“塑造一个有纪律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使之献身于党的正义事业”。

在运动过去十年后，胡乔木也有一个评价。他说，“这个学习运动，扫除了一九三一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就思想而言，这两种意见都有十分深刻的一面。但从运动的背景来看，它所具有的历史内涵显然大于思想的意义，只是通过一种思想运动表现出来罢了。

胡乔木后来才知道，当他来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后接下的那份《六大以来》文件校样时，就已经进入了这场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他校对的那份材料，很快成为这场思想交锋最直接的武器和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文献。令他感到惊奇的是，这场交锋的激烈程度，决不亚于当时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他自己也经受了有生以来最震撼心灵的考验。

这一切，曾引起晚年胡乔木无尽的回忆。

开展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思虑已久的。这场运动似乎应当开展得更早一些， 但一直到了这一时期历史才提供了机遇。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在江西苏区的后期，李立三、王明等几乎将中共事业推向失败边缘。毛泽东被整得厉害，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但是，会议对王明路线有一个妥协，就是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是错的，但是政治路线却是对的。这个看来似是而非的妥协，在当时条件下竟是惟一选择。 一是因为当时主要是要解决军事问题，没有时间讨论政治问题；二是在党内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来讨论；三是各军团都在长征中，无法集合起来讨论。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

这段历史一直深藏在毛泽东的心底。毛百思不得其解，企盼有朝一日能彻底理清这笔糊涂账。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二、在延安整风中（上）(2) 作者 : 尚定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其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毛泽东、 王稼祥等在延安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说“喜从天降”，以示欢迎。

共产国际的背景，使王明不可一世。他一回来就大肆宣扬， 抗战主要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的名言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此后，王明又到国统区宣扬他的右倾观点，甚至连国民党也不理会他那一套。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一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也没有多说话。

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意见时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毛泽东为首解决一切问题，要王明不要另搞一套。 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否定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提法，指出要团结就得有斗争，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独立自主就没有统一战线，王明那一套行不通。

胡乔木当时在安吴青训班， 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向他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斗争只是告一段落，远没有停止。

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在再版序言中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成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此后，王明又在不同场合散布自己的理论，同时诋毁毛泽东的著作，俨然以判断是非的共产国际代表自居。

毛泽东深知，王明的言行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决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它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不对它进行反击，势必会影响到目前的政治路线、 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甚至会断送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事业。

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首先是向全党揭露王明错误思想的历史渊源。

皖南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在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与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这些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1941年春，毛泽东决定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二、在延安整风中（上）(3) 作者 : 尚定

需要提出的还有一点，早在1940年的下半年，为原定于次年春天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中央决定收集和编辑《六大以来》这份文献材料，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邓发等领导同志分头进行。后又决定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直接负责和监督。毛指示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具体负责。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便慢慢地移交给了他。

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将此作为清理王明错误路线的历史渊源的重要工作来进行，他要求加紧编辑《六大以来》，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要让大家看清楚，一段时期以来“左”倾教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