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干了些什么！

胡乔木此前对于党史接触并不是很多的。接手这项工作后，他很快就习惯浩如烟海的党史文献，这奠定了胡乔木将要从事的最重要的一项事业的基础。胡乔木似乎重新感受到曾发生于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于这些斗争性质判断的正确与政治敏锐：这些文献再现了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中共党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两条路线斗争。

《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中共历史文献凡519篇，包括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万字。

收集这些文献，既费时又艰苦，前后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共六大是1928年召开的，期间中央机关几经转移，特别是经过长征这样大的战略转移，许多文件都已销毁或散失了。据史料记载，当时收集这些文献的主要途径有四条：一是中央从苏区带到陕北的，这是很少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自己保存的， 主要是毛本人的手稿，数量也十分有限；三是从中共报刊上查找的，但是陕北进行这项工作显然是相当困难，因为这些报刊一般都在南方；四是从国民党书籍和报刊上查找， 主要是国民党30年代编选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有五六本之多，不过其中收集的文件往往有些篡改，需要鉴别。尽管如此，有些重要文件还是无法查找。当时中央曾致电南方局，希望上海党组织能够帮助查找。中央机关撤往苏区时在上海曾留有一个存放文件的“秘密文库”。上海方面帮助找到一些，但是没有赶上付印。

毛泽东接手后，收集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中央秘书处指定资料科的裴桐担任文献收集工作。裴每收集一份，由王首道交给毛泽东审核，毛审核后再交王送印厂排印。

胡乔木加入进来后，王首道就不再经手此事，而让裴直接与胡乔木联系。但这时胡乔木只知道是在为七大准备文件，不知道毛泽东准备汇编一本书。

毛泽东在筛选和审核过程中，态度极为认真、严肃。他不仅通读每一篇文献，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了修改，或在原有的标题下加上附注，这样做是想使读者一目了然。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二、在延安整风中（上）(4) 作者 : 尚定

毛泽东还有意识地挑选一些篇章，共86篇，以散页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形成及其被纠正的历史过程，为全面整风打下了基础。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会议共开了5次，分别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大多在延安，有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

会议开得十分紧张。作为会议记录人员，胡乔木亲身感受了“九月会议”紧张激烈的气氛。

在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及其主观主义表现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的宗派主义，它的来源仍然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现在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过，“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在土地革命后期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先后作了真诚的检讨。

张闻天说，对于土地革命后期工作的估计，同意毛的意见，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政策上的错误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

会后，张闻天征得中央的同意，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9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自任团长，开赴晋西北农村调查。他自己化名“张晋西”。后来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作了将近一年半的调查工作，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

不过，会议的主要目标王明的表现却令人失望。他在会议上作了两次发言，丝毫未作自我批评。他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年—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至于土地革命后期以及不久前在武汉的错误，他拒不承担责任。

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与王明谈话。王明坚持认为，中央只强调要与中产阶级搞好关系，实际上，在现在苏联和中国都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必须与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他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当同大资产阶级、 同蒋介石搞好关系。中央的方针是太“左”了，是错误的。他甚至表示，要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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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二、在延安整风中（上）(5) 作者 : 尚定

次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胡乔木以毛的秘书身份参加了会议。

王明重申了前夜他与毛泽东等人谈话的看法，并且说得更明确。他说，目前是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

王明还继续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护。他认为他的总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上有错误，这些错误是客观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责任造成的。

毛泽东非常气愤。他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了许多原则问题，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很久，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汇报过。 前几天我与他谈话时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二）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没有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三）军事战略方面，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四）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毛泽东最后说，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看法。

书记处会议以后，毛泽东准备了详细的发言大纲，准备在下次会议上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

10月13日，书记处工作会议召开，王明却突然称病，要任弼时代为请假。王明还向会议提出，关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泽东作的结论；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的住处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

此后，王明一直称病，拒绝参加政治局会议。

“九月会议”检讨了中共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的全党整风解决了认识上的前提，提供了可行的组织形式，即通过学习组的形式。

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

毛泽东感到，必须冷静地做下来做一些研究，写一批文章，从理论上驳倒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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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二、在延安整风中（上）(6) 作者 : 尚定

9月会议以后，毛泽东结合编辑《六大以来》，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个文件的文章。后者论及的9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发出的，时间从1931年9月到1932年5月。

毛泽东写这9篇文章时，情绪异常激动，这一直印在胡乔木的脑海里。毛对这些文章作了多次修改。根据胡乔木记忆，仅标题就修改了3次。初始稿的题目是“关于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毛泽东花了很大的气力写出了这9篇文章，原准备发给中央委员讨论，但考虑到文章写得很尖锐，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语气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与当时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不协调。因此，后来只送给了刘少奇、任弼时两位看。

毛一直很看重这9篇文章，1965年1月，他在一封征求意见的信中不无遗憾地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九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同年5月，他让胡乔木帮助，再次修改了这9篇文章，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次修改带有定稿性质。毛还将改好的稿子送给了当时几位领导传阅过，但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

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地看了一遍，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了部分政治局委员。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读过一遍。

花费了如此巨大心血写成的文章而不能发表，在毛泽东的著述中是少有的，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感慨尤深的原因。这段情节，党史研究中一直讳莫如深，胡乔木晚年怀着复杂的心情追忆了这段情节。事实上，由于知道的人太少，如果不是胡乔木将其披露出来，也许将是一段历史的憾事。

胡乔木认为，“九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对于“左”倾路线认识的巨大飞跃，是里程碑性文献。文章在“九月会议”对苏维埃后期错误所作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创始者与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继承者与发展者）；其特征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危害时间更长久、造成损失更惨重；其形成标志是王明中央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二、在延安整风中（上）(7) 作者 : 尚定

“九篇文章”还阐明了解决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原则、策略和方法。文章尖锐地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老爷们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大的和小的，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