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决不是丁玲一个人所具有的。

毛泽东嘱咐胡乔木整理他的讲话。胡乔木根据记录作了整理，毛泽东看了以后很满意，又在整理稿上作了不少修改。讲话的发表，选在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7周年的纪念日。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胡乔木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过不少发言；毛泽东发表讲话，胡乔木整理讲话。这一切，对此后中国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始料未及的。事实上，作为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的毛泽东和胡乔木，一直没有停止思考。毛泽东的思考，体现在此后直至解放以后对《讲话》所作的数次修改之中；而胡乔木的思考，是在70年代后期的十几年间。

1979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与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座谈时，对半个世纪前产生的《讲话》作出了初步评价。他说，关于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讲话》的观点是不可动摇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讲话》有它的局限性。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也都完全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有人说，文学是手段，政治是目的，我认为它们的关系绝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仅仅是政治的手段。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是事实，但是，这些影响也是临时性的。研究文学史时提到政治，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来谈。

胡乔木深切地指出，当代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艺相当多的时期，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在一切客观事实中，我认为，对于文学史最有意义的客观事实恰恰是主要的文学作品成果都并非这种干涉的结果。粗暴的干涉不会造成作品，我想可以说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定性为主流文学史的作品，只是造成了许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种不幸。

胡乔木还说，政治上的各种因素表面上造成各种纷扰，影响作家作品的生产，但它不能构成文学的主流。不能靠指挥棒去生产作品，也不能靠指挥棒去解释作品，也不能靠指挥棒去衡量文学的成就。他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潮流，似乎不同于刊物上、会议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甚至一种政治思潮、哲学思潮，一种世界观，以什么方式影响文学，也是复杂的现象，不能以编年史的办法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什么范围内，经过什么途径影响到广大的文学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我想它是通过社会运动影响到作家，是有了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以后才影响到作家的。”

稍后，1981年在一次会议的长篇发言中，胡乔木再次谈到怎样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三、在延安整风中（中）(7) 作者 : 尚定

在谈到《讲话》时，胡乔木明确指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 “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种态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胡乔木指出，“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但是，“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上。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胡乔木的这些意见，谁也无法否认其中的真理性。以他的身份，这样的话应当说代表了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面检讨。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这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那么，胡乔木的理论敏锐和理论勇气就尤为可嘉了。大概正因为如此，晚年胡乔木虽然主持了思想领域的一系列批评活动，但他在混乱时多、平静时少的中国文学界，始终保持了温和的和可被接受的形象，他至少获得“懂文艺”这样一种赞誉。

此后十多年，胡乔木没有停止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及《讲话》的思考。去世前两年，胡乔木再次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发表了平静而深刻的一段评述：

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对的。古往今来的文学都服从于政治，哪有这回事？恐怕绝大多数的作家根本不承认这样的事。你说托尔斯泰为政治服务？他绝不会承认。他有他的政治观点，这是一回事，但他写《战争与和平》绝不是为政治服务。写《安娜·卡列尼娜》是为政治服务？也不是。例子多了。莎士比亚为政治服务？他哪一部著作是为政治服务？你说《奥赛罗》是为政治服务？《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为政治服务？根本讲不通的话。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三、在延安整风中（中）(8) 作者 : 尚定

在胡乔木看来，文学艺术是一种范围非常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说它是意识形态，只是就一个方面，即就文学艺术观点而言的。不能说整个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很复杂的科学，绝不是简单的公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胡乔木说，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讲话》有它的局限性。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属于《讲话》本身的问题。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讲了一个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当时《解放日报》登的这篇文章，是博古翻译的。literature，很容易译成文学，但literature的意义很多，我反复看了原文，认为不能译成文学。齿轮和螺丝钉不是指文学，是很明显的。当然，毛泽东不能对翻译负责，但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讲法，是一个很深的印痕。《讲话》对作家的要求有的地方过于苛刻，把作家脱离群众跟国民党脱离群众说得差不多，这是不妥当的。这些说法对于我们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的讲话中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阐述，胡乔木认为，也许郭沫若的“有经有权”的说法更符合毛的本意。毛当时就对胡乔木说，他十分欣赏郭的说法，觉得得到了知音。事实上，《讲话》本身既充满着经常性的道理，也蕴含着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下的权宜之计。

建国后重编《毛选》时，毛、胡还就讲话中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讨论过。

胡乔木说，普及与提高，对有些作品不那么适用，比如说音乐，欣赏音乐当然也要有一定的水平，但很难说哪一作品是一年级的音乐，哪一作品是二年级的音乐。绘画，也可以有这样的作品，人人都欣赏，觉得很美。

毛说，如果没有普及和提高的分别，就没有教育了。教育就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然后受教育，一年一年提高的。

回过头来看，毛与胡这时所说的其实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当然也很难说得上这就是分歧。

建国后，毛泽东对《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也作了十分重要的修改。如，关于文学遗产的借鉴与继承问题。原稿的提法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收入选集后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作”。这里虽然只加了“继承”两字，却是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所作的原则性的变动。再如在论到文艺工作者“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时，原稿是：这些同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选集把“有些”二字去掉，变成“是不同的”。修改前后句意逆转。

这些表明毛泽东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三、在延安整风中（中）(9) 作者 : 尚定

80年代初，中央考虑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改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同时纠正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错误译法，改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应当说，文学从属于政治或文学为政治服务，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个具有吸引力的说法。要抛弃这种观念，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观念很容易延伸到学术领域。如果说“有经有权”是一种说法，那么，对于毛泽东来说，文学服务于政治在更多的时候是经常性的道理。因此，不能将毛泽东的这种观念仅仅归结为战争环境的产物。建国以后，意识形态的每一次纷争，都是这种观念所诱发的。

讲话提出的文艺源泉是生活，胡乔木认为，这话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什么时候都适用。“从文学史上看，所有大作家对生活都得观察、研究。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群众相结合，但怎么结合法，要看历史和个人条件的不同。”但是，与群众结合，深入生活，显然也不能绝对化。胡乔木回忆钢琴家傅聪讲过，文艺工作者都去参加劳动，我的手如果劳动两个月，就不能谈钢琴了。据说，刘少奇就很赞同傅的说法。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观点后来也有所变化。他说，如果不能下马观花，走马观花也好，也可以。

两年后，胡乔木、何其芳、刘白羽奉命赴重庆，向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传达讲话的精神。在这里，他们与胡风有过思想交锋。此后，胡乔木又多次与胡风交往，这使得胡乔木成为建国初期中国文坛上一桩最大冤案的历史见证人之一。

胡风一案的形成，是有历史的渊源，但是他在文艺源泉上的观点是一个直接的诱因。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到处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认为“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充作家的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而艺术创作就其本质而言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结合”。这种文艺思想，就其强调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及文艺创作的自身规律而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将其同毛泽东文艺与生活关系的思想相对照，思想上的距离是明显的。

因为文艺观点（当然不全是）而引起建国以后文艺界最大的冤案，这曾引起胡乔木长久的感慨。他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就曾说过，“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

如果不理解政治家与一般文人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认识的区别，那么极有可能陷入一个死结。1982年，胡乔木在中国文联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说出了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