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关系那样。有时候混战的规模更大，出现“三国演义”甚至“战国七雄”的局面。打架的前奏，有不少孩子常用的形容术语，如“叫茬呗”、“挡横”、“犯各”、“乍刺”、“装丫的”、“执拗”、“来劲”等等。粗话如“装什么丫的”，在孩子圈里常听得见。

当年孩子打架，讲究“阵势”，即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十个八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院和另一个院的事情，或者说是一群人或一片人之间的事情，是所以谓之“群架”。打群架是有规矩的，事先要“茬架”，又称约架，双方派员商定时间、地点，一般选择在不收门票的小公园、学校操场或某个隐蔽的街道。八一湖土堆一带，即那时候的打架“胜地”之一。约定完成，接下来是分头去纠集人，韩信点兵，越多越好。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甚至数百人，机关规模大，宿舍院子大，楼多，自然在人数上占便宜。

“文革”初期，“参战”的孩子多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出生的年龄段。一遇“战事”，经常是院里适龄孩子总动员，倾巢而动，岁数小点的也尾随去长见识。人群中有好战分子，有跟着哄的，也有不得已而被裹胁去的。届时浩浩荡荡，骑车的，走着的，骑车带人的，有时候一长溜坐在马路牙子上，能排出小半站地，不时有人过来发烟、冰棍和汽水。个个都揣着家伙——菜刀、三棱刮刀、钢丝锁（又称棍锁、弹簧锁，一种自行车锁）、铁链子、板砖等等。我认识不少老三届的北京孩子，如今都顶着各种名目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举止文质彬彬，当初概不例外地被充为“群架”堆里的一员。有一名牌大学教授，当年家住宣武区某院，常参与这类“活动”。他告诉我，他们院和外院茬架，一般约在宣武公园，他属于凑热闹跟着哄的一族，从不带利器，顶多从家中厨房里偷出一根擀面杖，塞在袖口里面，一则壮胆，二来防身。他参与了多起群架，但既没打过别人，也没挨过打。

其实，这种“群架”极少演成真枪真刀地浴血奋战的场面，人纠集得越多，越容易让“战事”流产，否则，便很难解释“茬架”频频，恶性流血事故却不多见这样一个当年的事实。那时把能折腾的一般孩子惹不起的名声在外的孩子称为“狂主”或“顽主”。打群架后来形成一个规律，阵势摆开后，双方营垒里总会有几个“顽主”彼此熟悉，甚至称兄道弟，继而由他们出来调停，把纠纷摆平，结局千篇一律—双方挑事的孩子握手言和。有时候双方招人竟约到同一个“顽主”头上，一场恶战转为友情聚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有这样一个场面，影片是依据王朔的作品改编的，王朔本人就在片中充当了一回摆平一场战端的“顽主”的角色。两伙子人马后来杀到莫斯科餐厅，干杯畅饮。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打群架—顽主

“茬架”规模的“大战”一般打不起来，突发性事件导致的“局部摩擦”则时有发生。板砖“花”人，刀子捅人的事例虽不普遍，却也难免。架打多了，就涌现出一批“声威”播至十里八里以外的“名院”和“名人”。也比出了某一地段中，哪个院厉害，哪个院。

比如60年代后期，西长安街沿线的机关大院，二炮和国务院宿舍相对“拔份”，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就差点意思，全总和汽车局（一机部宿舍）也不行。再往西数，空军大院和海军大院，里面的孩子成长在兵营中，得传他们工农红军或八路军、解放军家长们的基因，穿着也划一而扎眼，折腾起来差不多能惊动北京城的西半拉。再往西，一溜军队院子，数铁道兵最厉害。和平里的机关宿舍区中，是化工大院最“牛逼” 。那时院与院之间，就似国与国之间，有一、二、三世界之分。两拨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公园里或冰场上相互“当横”，呛呛起来，必得互问：“哪院的？”人单势薄的一方若想避免祸端，要么背靠一个厉害的提起来能让对方胆寒至少发怵的院子，要么就得有人壮着胆子出面作外交努力，提对方院里“顽主”的外号或小名，说些“和你们院郭三、小建没的说”之类的软话，一般能化干戈为玉帛，否则难逃一劫。

大院里孩子多，容易成“势”，然后借势而起，顶多出几个登高一呼的“顽主”，全院孩子出门，全仗着提这几个名字“抖份”。他们起哄行，动真格的，绝对“野”不过城里胡同的孩子。胡同的孩子，多出身劳动人民家庭，“造反”是他们身上的天性，打起架来豁得出去，个顶个。真正意义上流氓团伙，多出自那里，泛称为“城里小痞子”。城外机关宿舍的孩子都怵他们几分，不敢轻易叫板。最有名的，当属菜市口菜刀队。当年北京孩子中流传一个尽人皆知的顺口溜：“刀子、板带，口里、口外，大开门、小开门。”“口里”，即特指菜市口菜刀队，据说 “队员”有数千之众，在整个京城横行无阻，逮谁灭谁。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军院（解放军军事学院）一帮孩子和菜刀队在颐和园冰场上遭遇，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军院的孩子堆里，他回忆说，军院的孩子仗着家门口的地利，开始还想叫叫板，后来弄清对方的来头，领头的“顽主”终于心虚，不战而退，认了。另一个例子也是他说的，大概发生在颐和园附近的河边，俩城里孩子被他们院的孩子围住。那俩孩子是一身蓝，懒汉鞋，一个拿一根角铁，另一个拿一把刀，都不短，摆出誓死一拼的架势。这边部队子弟一片“鸡屎绿”，拿什么的都有，双方力量是2 比无数。就这么对峙着，有半个多小时，军队院里的孩子到了也没敢动手。

“名人”，是指一些心黑手狠的“顽主”，这些孩子靠打杀得名，进而成为统领一方（某一地段）的小流氓头子，名曰“戳”。当年，哪个孩子真敢玩野的，动刀子捅人，一准能在某一块地界“戳起来”，恶名逐渐传开。所谓“名”，指的都是绰号。如复兴路一带的“黑狗”、“瑶子”，和平里地区的“特务”、“黑枣”，王府井、东单一带的“骚子”，西单的“红叶”，西四的“小酸枣”，前门一带的大忠、小忠，木樨地的“二牛”，三里河的“大头”等等。最著名的要算统领菜市口菜刀队的“小混蛋”，可谓是一个能让60年代末期的北京孩子如雷贯耳的人物，无人不晓。有两本涉及当年北京孩子的作品都提到了他。王朔在《看上去很美》里有一段专门写他：

最广泛的一次出动，大概是去平“小混蛋”的那次。说是一个叫王小点的人出的头，这人也是小孩皆知，口耳相传的大腕。小混蛋是城里的顽主头，后来我遇到过很多当年的“老炮儿”都号称跟他交过手或打过照面，也就是说是个打遍北京城的角色。各大院的孩子走得一空，街上像过兵一样过了一个上午，一眼望不到头。听说他们在白石桥小树林里堵住了小混蛋，一共七个人。小混蛋还说：给我留口气儿。王小点说，我饶你，但我这刀不饶你。然后他们就排着队一人一刀，扎到天黑，小混蛋千疮百孔地咽了气。没听说有人因此被判刑，涉案的凶手太多，公安局也无从下手去抓。听说还有一种说法叫为民除害，可以置之不理。王小点不久就被他家送去当了兵。关于这件事已经成了北京的一个民间故事，小混蛋这个人也已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从这点讲，他也算流芳百世了，谁还记得王小点呢？

另一本名为《烟盒》的书这样写他：

那里（指菜市口）的流氓头外号叫“小混蛋”，名震四海，刀子玩得好，二尺来长的三棱刮刀就在腰里别着，一身的国防绿，两把菜刀叉车把，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无人敢管。据说他下辖的流氓团伙有3000人之众。据说，一提认识“小混蛋”，在饭馆吃饭都不要钱。2

当然，想成为登高一呼的“顽主”，仅凭一股子野劲是不够的，那叫“傻鲁”，充其量是一李逵，连张飞、鲁智深都够不上。还得有点心思，能拿住人，有办法摆平一些事情，能把坏事做得艺术一点。举目京城，凡坏到能享顽主声誉的孩子，几乎多少都有点这样的资质，往大了说，就是朱元璋和刘邦。

那时，类似小混蛋这样的“顽主”，差不多都是派出所里的“常客”。一个院或一条胡同出几个常和派出所打交道的孩子，并不新鲜，有的孩子一年进进出出个几次。有些孩子的家长实在觉着脸上挂不住，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过一段，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派出所进多了，这些孩子也已经麻木了，“无所谓”。反倒让街道派出所的名声大噪，远在一些有大机关之称的部委之上。如“月派”（月坛派出所）、“北派”（北新桥派出所）、“广派”（广安门派出所）等等，都是那些“玩闹”孩子挂在口头的机构简称。

听住在景山后街总参院里的一个孩子说起过，60年代末，他有一次到地安门一带找一个叫“老四”的同学，在胡同口撞见俩警察正带着老四迎面过来。他心想如果上去打招呼，弄不好也得跟着进去，索性装不认识，擦肩而过，行同路人。他还挺紧张，随后到老四家打探怎么回事，家人随口说了一句：“又进去了。”和说 “上街买东西去了”表情无二，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文革”中的第一茬“顽主”，结局不一。有的如王朔所述，或死无葬身之地，或摇身一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有的因作恶多端，被判了大刑，若干年后出来，再过若干年，成了大款；更多的这类孩子随着长大成人，“浪子回头”，上了正路；还有的成了热心于公益活动的“雷锋”。曾听一位家住月坛地区的孩子说，70年代前期，他们院几个改邪归正的“顽主”，联合其他院的孩子，定期为附近的澡堂义务打扫卫生，坚持了一两年。1977年“五一”，大批老书解禁，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一大早就排上大队，一群年轻人在维持秩序，他们并不买书，而是路过这里，看到书店前秩序有点乱，自发过来服务的。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同学中，都有当天去那里排队买书的。有个孩子后来告诉我，他发现，这伙义务维持秩序的年轻人就住在他家附近，有好几个是多年前打架不要命的“顽主”。

打群架之风起于“文革”初的停课之际，风行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家长奔赴干校时期，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就是说，打群架作为北京孩子中一种流行的时尚活动，贯穿于“文革”的始终。像如今的运动员一样，一茬孩子过气了，代之而“后起之秀”。因而“顽主”也呈“辈出 ”之势。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战例（1）

复课以后，打群架势必蔓延到课堂。孩子生活在一个失去学习氛围的大环境里，总得找点事干；孩子扎堆，自然容易引起摩擦；孩子来自不同的居住区和居住环境，又容易引发群体的摩擦。这大概就是打群架在那个年代的生命力所在。70年代前期上中学的孩子，大概都曾在自己的学校旁观或参与过“混战”。“战事”就发生在楼道或操场。楼道里打起架来，抄的是笤帚、墩布、椅子和书包等顺手的家伙。楼道地方窄，腾挪不开，结果经常是教室和走廊的玻璃稀里哗啦，“参战”的孩子人仰马翻、头破血流，甚至殃及无辜师生。而老师除了报警，根本无法收拾局面。操场地界大，常见的是追杀场面，抄板砖容易。总之，因打群架而大闹课堂的事例，在70年代中前期，是相当普遍的。

学校里打群架，分起拨来形形色色，有同班分两拨的，有按班分拨的，有按院分拨的，有一个年级分成两拨的，不一而足。复课以后，西城区城外中学的容量有限，月坛街道一些住机关宿舍的孩子被分到城里的八中、35中、150中这些胡同里的老牌学校，那一带的打群架不免经常以“ 城”为界。

八中有一帮三里河某区的孩子，遇事抱团。有一回在操场打篮球，三里河一孩子和学校周围胡同里的一个孩子掐了起来。搁现在大家劝劝也就散了，那时不然，先是三里河的孩子一拥而上，仗着势众，几打一，把城里那孩子“爆撮”一顿，取得阶段性胜利。那孩子不告饶不还手也不躲闪，由着这帮城外孩子动手，然后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土，从容而去。三里河的孩子也是意气用事，明白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的道理，此后警惕了几天，结伙来去，书包里揣着家伙，上学放学不敢避开高峰时段。接下来的几天倒平安无事，在楼道遇见挨打的孩子，对方也不乍刺。三里河的孩子们以为事情就算过去了，渐渐掉以轻心，恢复到以前的习惯，放了学不回家，在操场上玩到天擦黑。大概在十来天以后的一个傍晚，他们从学校出来，还没走到按院胡同口，迎面窜出一帮胡同的孩子，有一二十个，拎着板砖之类的家伙，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打。三里河的这几个孩子连招架的姿势都没摆出来，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好几个开了瓢，缝了针。有个孩子腕子上的罗马表蒙子被砖头拍得粉碎。那帮胡同孩子尽管手黑，却没有把他们往死里打，分寸感很到位，雪了耻，解了恨，又把事端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