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钱不够又等着过烟瘾的孩子。英达也是打小抽烟的北京孩子，他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我7岁的时候，父母入狱，被关了四年，惟一的姐姐16岁就到内蒙古支边，我流落街头。我学了一身坏毛病，比如抽烟、打架，父母回来那天，母亲给了我5分钱，我没有像其他小孩子那样去买糖果，而是举着那几分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到胡同口的烟摊，买了几根香烟。母亲知道了，伤心得不行：“这孩子怎么办啊！”母亲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改正我的毛病。

再大几岁，比如上了中学的孩子，开始把抽烟引为一种生活时尚的标志，这就有了品牌意识，基本原则是以价钱在三毛以上的为不跌份。那时恒大烟简装的三毛一，锡纸包装的三毛四，上海大前门三毛六，锡纸包装的三毛九，二者之间同一档次的还有光荣（三毛六）、香山（三毛四）、红叶（三毛二）等畅销品种。高一个档次偶尔能企及的是四五毛的，像牡丹、云烟、群英、礼花、上海、凤凰等，低一个档次凑合能抽的是两毛多的，像北海、八达岭、工农、海河、大生产、飞马等。再往下数，一毛来钱甚至几分钱一盒的，如战斗、绿叶、春耕、工字、经济之类，别看孩子不挣钱，也羞于搭理。如果时不时冒冒牡丹烟，那是一种飘飘然的、能觉得出许多孩子在垂涎的感觉。有个朋友回忆起有一次他们院一顽主刚从“局子”出来，他花一块钱买了两盒红牡丹，当着一帮孩子给了该顽主，意为巴结，以后遇事让他给自己戳着。还真立竿见影，该顽主当即对众孩子放话：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我不在，他有什么事，就找你们丫了。言罢把烟盒拆开，撒给了这帮孩子。

倘有孩子不亮烟盒，把手伸进裤兜直接掏烟，常这样干的，多半为叶子窄（钱少）而烟瘾大的孩子，兜里揣的是不好意思出手的便宜货。其实这种姿势并非北京孩子的发明，早就有人回忆，当年鲁迅掏烟，就用这种姿势。确切说应该不叫“掏”，而叫“摸”。70年代初，市场上流行一种阿尔巴尼亚烟，硬壳掀盖包装，状如非一次性的金属烟盒，打开后先是一层锡纸，烟呈扁圆形，平着码。听说是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制造的，属于出口转内销产品。这种烟很便宜，一毛几一盒，看上去也不丢份，很多孩子爱拿它充样子，但据懂烟人一致的感觉，就是——没法抽。后来市面上又出现一种朝鲜烟，两毛多一盒，据说更没法抽。这就是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场上仅见的两种所谓“外烟”。

孩子抽烟，吞吐间也捎带着把抽烟的规矩与花活都迅速学到。例如吐烟圈，甚至吐烟棍；例如吃烟，用舌头和嘴唇合作，让叼着的烟头朝里入嘴，把烟闷灭；例如迎风点烟；例如一根火柴不点三根烟；例如掏烟、夹烟、弹烟灰和弹灭烟头的姿势；例如一根烟抽到底，烟头绝无湿感等等。总之看似简单的一个过程，其中之道还挺深。

五六年前，我曾见一骑小三轮的老头在街头和几个老太太发议论，话题听上去是某人刚患肺癌去世，岁数不是太大。老头一口京片子，底气十足地夹着国骂放话道：“都他妈说抽烟爱得肺癌，那是瞎扯。我打六岁抽烟，现在六十多了，什么他妈病也没得过。”看来北京孩子抽烟，作为一种现象，有更远的历史，并非仅见于六七十年代，但那时候是不是和六七十年代那样，抽烟能让孩子引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1）

烟酒之间，从名到实，都难分开。孩子充“酷”，两者中不管先沾上哪一样，离另一样就不远了。在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的眼中，抽烟与喝酒，时髦的程度不分高低。对家长来说，两者尽管都被视为孩子不学好的具体表现，但也不能说一概而论。多数家长无条件地拒绝孩子抽烟，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哪怕是对拿烟头点炮这样堂而皇之的借口，也决不松口；喝酒则另当别论，半大孩子逢年过节时在饭桌上要求喝一小杯葡萄酒或啤酒，一般会被允许。甚至有的家长自己喝酒时，用筷子头沾一下白酒送进孩子嘴里，看孩子又苦又辣的感觉，用意无非是逗着玩。作家汪曾祺就对自己的孩子来过这一手。他的女儿汪明回忆说：

我最初对“爸与酒”的印象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那也算是一种“启蒙”吧？说来奇怪，那么小的孩子能记住什么？却偏把这件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

保姆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还没开饭。爸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只满到边沿的玻璃杯自管自地先上了桌。我费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儿直盯盯地看着他，吃几个豆，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拼命地咽口水。爸笑起来，把我抱到腿上，极有耐心地夹了花生米喂给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尝尝世界上最香的东西？”我傻呼呼地点头。爸用筷子头在杯子里沾了，送到我的嘴里——又辣又呛，嘴里就像要烧起来一样！我记得自己无法可想，只好号啕起来。妈闻声赶来，又急又气：“曾祺！自己已经是个酒鬼，不要再害孩子！”透过泪光，我看到爸还在笑着。3

但是，从未闻哪个家长有过用抽烟来“逗孩子玩”之举。

孩子有了自觉的喝酒意识，一般要到上中学以后。与抽烟一样，最初也是受新鲜感的驱使，谈不上什么嗜好，顶多是想赶点时髦。孩子所以对酒好奇，除了汪曾祺那样的家长的言传身教，恐怕与他们接触过的各类文艺作品有点关系，像小说《水浒传》、《创业史》、《沸腾的群山》、《艳阳天》，电影《铁道卫士》、《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里面都有或细致或诱人或壮观的喝酒场面。有个朋友当年在二中上学，他的一个同学酒后回家被家长呵斥，逆反心态大作，拿李玉和、杨子荣这样的英雄豪饮之举说事，和家长强词夺理。结果是父子混战了一场。这孩子天生是喝酒的材料，如今也奔五十了，前些年喝得肝出了毛病，住在医院里，已经这样了，据说吃药不用水——还得用酒往下送。

孩子接触酒，一般是从香槟、汽酒、葡萄酒、玫瑰酒喝起，这几类酒多少有些甜味，而且酒精度不高，喝起来也容易得到家长的宽允。当年，最常见的甜酒是四毛五一瓶的红葡萄酒（后来涨到六毛五）和七毛二一瓶的佐餐葡萄酒，包装简陋，瓶盖与酱油瓶子盖无异，铁皮垫着橡胶圈用起子开的那种，一般食品店都有出售。烟台中国红和通化葡萄酒属于国产葡萄酒中的上品，不仅名贵，还一般见不到，想喝这种酒，得等逢年过节往大食品商场奔。至于洋葡萄酒和如今流行的干红干白葡萄酒，则根本见不到。香槟和汽酒属于介乎酒与汽水之间的饮品，被正经喝酒的人打入另册，属于女人、孩子或视喝酒为受罪的男人的专用酒，那时也看不见国际汽车拉力赛，不知道香槟酒的一个主要用途是颁奖典礼上 ——获胜者先抱着瓶子乱晃一气，然后又乱喷一气。

啤酒是北京孩子喝酒的第二个台阶，虽说是苦味替代了甜味，毕竟酒精度有限，少喝点身体反应不大。那时还没有燕京和北京这两个牌子的啤酒，青岛和哈尔滨牌对多数北京孩子而言，也仅是听说而已。北京市面上的瓶啤牌子主要是天坛和五星两种，以天坛最多见，三毛多一瓶。此外就是散装的生啤酒，类似今天的扎啤。这种啤酒可以在饭馆里现买现喝，随意定量，最早是两毛来钱一升，一大海碗一毛。后来卖到一毛钱一杯，四毛钱一升，盛在白色塑料容器里；也可以用暖壶、塑料桶之类的容器往回打。夏天，散装啤酒最被孩子青睐，解渴刺激两不误。

烈性酒不为北京孩子所特好，但也免不了沾两口。六七十年代，著名的八大名酒都不易买到，茅台八块一瓶，竹叶青也得三四块。过年过节、内部渠道、托外地亲友是买这几种酒的前提。孩子抽烟讲究，喝酒则随遇而安，最常见的是喝二锅头，记得是一块七一瓶，属物美价廉的粮食酒。此外还流行过一阵子青梅酒，八九毛一瓶，顾名思义就是用青梅泡白酒，绿色，给孩子的感觉是不如纯白酒那样劲头猛烈。和啤酒一样，白酒也有散装的出售，副食店里摆着酒坛子，论两卖，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各种档次的都有，用提子舀。常年打酒喝的都是些酒腻子之类的老炮，在商店碰见孩子打酒，不是替他酒鬼老爹跑腿，就是偶尔凑凑热闹。大一些的，例如十六七岁的孩子扎堆喝白酒的现象，也难免。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2）

这三类酒之外，像南方的黄酒，欧洲的洋酒，日本的青酒，韩国的米酒，苏联的伏特加，都属于多数北京孩子听说过没喝过的酒。

那时北京还有一些纯粹的酒馆，一般只零售白酒，规模小，结构简陋，下酒菜也没几样，是板爷之类的人物去的地方，北京孩子名曰喝酒，实则连吃带喝，小酒馆里轻易见不到孩子。北京孩子的“酒桌”，大体设在这样三种地方：家里、饭馆、公园。

在家喝酒，要选择合适的机会，还要看居住环境。住平房、筒子楼或一家住两个单元，孩子在家干什么，受父母干扰的程度相对要小。我们上中学时，其他班有个住在政法干校的同学，他的两个哥哥当时一个在外地，另一个在北医工作，平时住宿舍。家里是两套房子，四楼的一居室父母住，二楼的两居室他和他姥姥各占一间。他住的屋子大约八九平方米，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架，关起门来自成一个世界，是地下喝酒的佳境。他不时约一二同学或院里的“知己”来家聚饮。一般是下午放学后分头去采购。酒是红葡萄、佐餐这样的甜酒，有时候也用暖壶去饭馆打两升啤酒。菜是一些熟食，如小肚、猪头肉、粉肠、红肠之类，买切好的盛在玻璃罩子里的那种，用草纸一包，装在书包里。晚上七八点钟，约好的同学摸到他家，台灯一开，报纸一铺，把包着熟肉的油浸浸的草纸一摊，香味扑鼻，都忍不住先下手抓几片往嘴里塞… …这种就着暗色灯光边吃边喝边聊的氛围，在他们的记忆中，是一种可以伴随一生的享受。说起来代价并不算太大，一瓶色酒或一暖壶啤酒不过七八毛钱，粉肠四五毛能买绕着圈的一根，猪头肉九毛钱一斤。一两块钱就能让几个孩子痛快一个晚上并且回味几十年。沈小农曾提起过的一件事也是一个佐证。70年代初，他从云南兵团回北京探亲，下了火车进家们撂下行李后，就步行从雅宝路到八面槽的清华池洗澡，途径金鱼胡同的一家副食店，花四毛五买了半斤猪头肉，左手托着纸包的肉，右手一片一片往嘴里放。没走多远，离浴池尚有一段距离，半斤猪头肉就下肚了。那种感觉形容起来就是一个字—香！当年，一些家庭的孩子上中学后，一般一个月能从家长那里得到几块零花钱，大家一凑，就可以时不常地喝一顿。那时，同学聚一堆在家喝酒，这种现象在北京孩子中即便说不上蔚然成风，也是相当普遍的。

有时也喝白酒，起初差不多都是看大人（如家长）喝不免好奇，或因一些进了工厂和插了队的大孩勾引所致。我们上大学时，外系一个同学住在东单附近的胡同里，有一次在宿舍聊天，提起他的酒史。他家住的是典型的四合院，他们住东屋，十四五岁上初二那年，北屋街坊家有个正在顺义插队的孩子回家探亲，给了他几毛钱，支使他跑腿到胡同口副食店打几两散装白酒。那天恰好两家大人都不在，北屋这孩子就教唆他喝点，此前他从未沾过白酒，据他形容，当时有一种趟地雷阵的刺激感觉，更贴近今天的说法，像似面对毒品。毕竟是在干一件不曾干过也不该干但又忍不住想试试的事情。北屋那孩子插队前也是滴酒未沾过，见他犹疑，便施以身教，边喝边说，把怎么合伙在村里偷鸡摸狗，杀鸡打狗炖肉喝酒这些插队孩子的普遍经历细搂一过，直至引得这孩子开了斋——用八钱的玻璃酒盅喝了半杯散装白酒。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初涉白酒，酒精的刺激加上越轨心态的刺激，感觉大体都是这样。万事开头难，不出多少时间，这些孩子便在喝酒这个领域长大成人，经常三五一伙半地下活动似地喝起来。多少年后，大概是四五年前，这位学兄告诉我，他刚戒了酒。原因是单位体检时，医生用手敲打他小腿神经部位，本应自然弹起，但他毫无反应，医生告以是喝酒过度导致的神经麻木，后果不堪设想，把他吓傻了。他那阵子喝二锅头，一般是两个人撅一瓶，三天两头如此。听说不久前又开了戒，开车去赴一个饭局，本来一桌人都喝啤酒，他喝了一杯不到就把另一半倒给别人，让服务员上“小二”，连喝了两瓶。

我的朋友田卫列小时候住前门鲜鱼口，前门第一旅馆是他姥爷开的。两三岁的时候，他姥爷就像汪曾祺那样用筷子头沾白酒往他嘴里杵。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在家偷他爸的二锅头喝，倒出多少，再兑上多少自来水，自己还炒个鸡蛋下酒。他爸则不能不常喝掺了水的白酒。如今很多 “北京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