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钱 责任感 酌量 爱心与正义 多多益善 诚实 一片 好心肠 一个 小心 一点 投机 清洗干净 信仰 精心调配 安宁 一块 快乐 大量 宽容 完整的 耐心 万分 敬畏天地 随需定量 清心 随需定量 日时 随需定量 以上共20味，抟制成丸，名为智慧之种，可以清热借读。一次108丸，温汤服下，益己益人。 禁忌：讽刺挖苦、中伤诬陷、流言蜚语； 本处方来于净灵山革心殿，专治世间所有男女一切疾病，如没有信仰、不孝顺、没有爱心、缺乏正义感，等等。凡服用此丸者，无不药到病除。 20 旅馆里的设施 一次，我们走进一家旅馆，被引进了一间地下室，但随后又登上了楼梯。门一打开，我们发现房子后面是一条路，与房子一样高。地上，作为睡觉用的设施，是一些稻草帘子，大约两英寸半厚，编织在一起作为睡垫。垫子的两头都卷着，当作枕头用。在人多的时候，还可能两个人睡一个垫子，打通腿。整个房间都铺满了垫子，只在中间留出了一条过道。一间房子里睡了我们十六个顾客。为了应付临时急需，在房子一端的梁上还加了隔层，可以多睡六个人。 以上所记就是我们这次有趣的旅行所闻所见的主要情景。在离开了一个月之后，我们于6月11日回到了上海。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与李鸿章一道旅行

1 与李鸿章一道旅行 在回欧洲途中，我打算顺便访问印度，首先是要去看看印度基督教学会的秘书莫督克（）博士。他的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且，我也想看一看印度传教工作的环境情况。我的旅伴是浸礼会驻山西的a·g·夏洛克（）牧师。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也很诚实的传教士。我们坐的是一艘法国邮轮的二等仓，同另外四位耶稣会士共用一个隔间。因为他们只能说一点英语，而我又不能说他们当地的方言，我们用汉语交谈。 船上最有身份的旅客是李鸿章。他要去欧洲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我跟他谈了几次话。他表示，像我这样在教会工作和中国的改革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却乘坐二等仓，很使他吃惊，而他的秘书们旅行还坐头等仓。 2 访问马德里 从锡兰出发，我们前往马德里斯。莫督克先生的总部就设在那儿。自印度大叛乱 以来，他就在那儿工作，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于基督教学会在当地的事业。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像父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我们。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所有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让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工作记录和私人书籍——那些书籍开启了他人生践履的内在的力量源泉。 在参观印度的教会学校时——比中国的教会学校早建立了50年，我们发现它们的规模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十倍：那时中国的教会学校平均只有60名学生，而马德里斯的学校却拥有600名。 米勒博士的基督教学院使我们大开眼界，深受鼓舞。教学楼的底层是小学；第二层从事的是我们或许称为中学教育的教学工作，它的上一层住的是大学预备科的学生；再上一层培养的则是学士和硕士，而最顶层则是研究机构。整个建筑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类的“蜂巢”。 有好多年，米勒博士经受着品格和意志的严酷考验，因为有人攻击他，说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是不务正业。这同1893年我担任《教会新报》主编期间那次引起在中国的传教士焦虑的对教育工作的攻击，是同一阵反对浪潮。但米勒博士成功地从攻击中摆脱出来，并被苏格兰自由教会任命为宗教会议的议长，由此证明了他的正确。 3 横穿印度之旅 我们计划离开马德里斯后去加尔各答，然后横跨印度，经过贝那拉斯和德里到孟买，三个礼拜之内在孟买再次乘坐同一艘法国邮轮。正值五月，我们在马德里斯的朋友们坚决反对我们进行这次旅行，因为加尔各答正流行霍乱，并且即便在此居住已久的传教士也从来没有谁想在如此酷热的季节里旅行。夏洛克和我相互看了一眼，说道：“这一次放弃，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印度走走，看看，我们必须抓住它”。于是我们坐上了驶往加尔各答的汽轮。在加尔各答，夏洛克染上了严重的霍乱，差一点丢了性命。 一天晚上，我们在6点钟从加尔各答乘上火车，第二天下午3点到达贝那拉斯，投奔拉扎洛斯（）先生。他是一位犹太基督徒，来于南威尔士的卡马逊郡，是印度女王的代理人，娶的是著名传教士克里（）的养女。由于疏忽，我们错误地在另一个站下了火车。没有人迎接，我们只好乘坐一辆马车，穿过整个城市。酷热的空气就像从火炉里冒出来的，我们感到吸进去的都是火苗。等到了拉扎洛斯先生的家，女主人老太太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疯了，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候穿过整个城市！立即上床，等凉爽下来能外出时，我会喊你们的。布扇！仆人，快拉布扇！”天气凉爽下来以后，她请我们喝茶，又用她的车送我们到处游览。第二天，她的女儿领我们去恒河看印度人洗澡，以及河岸上火葬死人的情景，还有寺庙里做礼拜的场面。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德里

4 德里 在亚格拉，我们参观了无可比拟的泰姬陵。但对我来说，最漂亮的景观是德里附近的著名的库特巴塔楼。太阳落山时我们从德里出发，到了靠近库特巴的一家政府招待所住下来。我们浸礼会在当地的传教士托马斯先生为向导。第二天黎明，我们登上了这座美丽塔楼——被建成一个望远镜的形状——的高处，看旭日东升。库特巴清真寺和塔楼是由七百年前的伊斯兰统治者修建的，作为伊斯兰一神教对印度偶像崇拜的胜利的纪念。它们的名字是从开始筑塔的奴隶管理者那儿得来的，又被用于整座清真寺。在这座清真寺的院子里，有印度最大的奇迹之一：一根铁柱子。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好多个世纪里，它就伫立在那儿了，回教徒曾经利用它，就像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利用圣索非亚清真寺。 在回德里的路上，托马斯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有关附近一个圣墓的奇异传说。那是一位以幻术和奇迹闻名的圣者的坟墓。他的权力可以与帝王分庭抗礼。一次，皇帝外出，皇子阴谋反对父亲，请求圣人的帮助。皇帝听说这个阴谋后，发誓回来后进行报复，但圣人宣称他永远不会再回德里了。当皇帝取得战役的胜利后，传回话说，他回来后将对叛乱者实施最可怕的惩罚。但那位圣人捎回话说：“回德里的路无比漫长”。每一天，皇帝都向首都靠近一些，并且随时把这消息通告城里，而每天得到的回答都是：“回德里的路无比漫长”。最后，皇帝的军队驻扎在了首都的郊外，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这个预言：“回德里的路仍然无比漫长”。接着皇子们和众大臣出城迎接皇帝凯旋。在欢迎仪式结束、众人都离开他之后，帐篷倒塌了，皇帝被压死：回德里的路依然无比漫长。 在孟买，晚上10点钟左右外出时，我发现没法在马路边上的人行道上行走，因为上面躺满了人。由于天气炎热，人们在露天里睡觉。第二天，登上法国邮轮后，我感到天气热得令人窒息，差一点就昏过去了。 在通过红海时，气温变得很低。事实上，我们都穿上了厚重的外套。 5 巴黎 经过马赛，我到了巴黎。我的妻子和四个女儿迎接了我。女儿们早就在巴黎上学了。有两个女儿我已经十年没见面了。一起待了两个礼拜后，我妻子带女儿们去汉诺威上学，而我则启程去伦敦。正当我要离开巴黎时，一场少见的灾难发生了。一场暴风席卷了这座城市，把巨大的公共马车连同笨重的马匹掀翻在地，像吹起一片羽毛一样把它们摔向路边的店铺。很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伤。尽管灾难发生时我正在乘车去火车站的路上，对当时的恐怖情形却一无所知，因为暴风所及的半径非常之小。直到到了伦敦后，我才了解到这次灾难发生的情况。当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消息。 6 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 回到英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浸礼会委员会汇报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根据惯例，回国的传教士在欢迎仪式的最后要对委员会说点什么。除夏洛克先生和我之外，还有从其它传教区归来的另外四五位传教士。我没有发表什么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而是拿出了一个装着很多中文书籍的箱子，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出版的，有一些是自我上一次回国休假迄今十年以来所经常翻阅把玩的，包括：作为礼物送给慈禧太后的以银封面的《新约圣经》版本；我翻译、麦肯西先生撰写的八卷本的《泰西新史揽要》；我撰写的《救世教益》；《时代观察》（《万国公报》）、《教会新报》和我在天津主编的中文报纸《时报》的年度合订本，以及《时代观察》的一些样报。我把它们一份一份地从箱子里拿出来，同时略加介绍。委员会的人认为，从我上一次见他们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我是否勤于工作，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据。 7 对传教士秘书协会的建议 浸礼会的秘书贝内斯先生对我眷顾有加，特意安排我于2月份在浸礼会的秘书联合会议上作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巨人的觉醒》。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在广学会的作品启发下所发生的改革运动，呼吁他们派出更多的人员从事这种方式的传教工作。他们说，他们完全相信这种工作方式的重要性，并许诺，如果我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吁请，他们将给予支持。最终，其它传教会也给予了同样的保证。教会传教协会派出了文学硕士、吉贝特·华尔士（）牧师，帮助我们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卫斯理会派出了w·a·考那比（）牧师；伦敦会申明，他们派不出合适的人员，但每年都可以向广学会的基金提供一笔资助。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8 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英美两国的圣经会成立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圣经。对它们，我强烈呼吁在发放《圣经》时要同时发放解释性的小册子，这样效果才会显著提高。只有苏格兰圣经会对此表示赞同。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会答复说，他们各自协会的组织章程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在同宗教书刊会联系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宗教书刊会开始成立时的目的是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发放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当传教士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开展工作时，他们发现，基于基督教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读物对传教事业的助益很大。因此，印度大叛乱发生后，印度的基督教学会致力于为印度社会提供教育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成立了旨在启蒙其领导阶层的广学会。尽管这种宣传努力效果显著，催生了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宗教书刊会却不为所动，拒绝给予帮助和支持。它们的章程使它们无所作为。他们为印度的基督教学会提供了大量纸张。因为广学会的工作方式和路线有所不同，我们希望能得到其它形式的帮助，特别是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普及性宗教读物方面。 9 其它方面的工作 除了作为代表即作为联合王国各地的浸礼会和广学会的代言人的一般性工作——我的夫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我还就中国的觉醒所形成的危机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与一些人通了信，如：坎特伯里的大主教，科荣勋爵，格莱斯通先生和斯第德先生。就国家建立联邦体制问题，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册子，送给和平会和几个重要的政治家。在1897年的夏季期间，我还为年轻的政治家们写了一个小册子。 初秋，经联合王国返回中国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我把几本小册子发给了他们。十年之后，平民运动的几个领袖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个是来自华盛顿的银行家，他在上海对我说：“你以前送给我一本小书。此后，我一直随身携带着。就是这本，”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