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性行为呢?通过青年人的言语,我们发现实际情况是,性关系并不真正具有“跨越仪式”的价值,青年人并不能以此来肯定自己的男性气概或是女性特点,它只不过是周围环境压力的结果:“要这么做。”这带来的常常是失望,尤其性生活中没有爱情纽带时更是如此。以下的数字让人更加困惑:
关于发生第一次性行为年龄的调查 男生年龄 女生年龄
1984年《大学生》杂志16(83.6%)16(47.5%)
我们可以把这组数字与其他的调查结果相比较。大约10年前,即1978年9月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作过一次调查。该机构1987年又作了一次,两次的结果是这样的:1978年时,13至17岁的未成年人有19%有第一次性经验,在1987年,这一数字是24%。1978年76%的该年龄段被访者称无性经验,1987年这一数字是72%(有未回答者)。如果我们再看《大学生》杂志于1984年所作的调查,这一调查的结果(如上)与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的结果差距很大。1987年,即3年以后,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的结果是只有24%的人有性经验(据1987年3月《新观察家》所公布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结果)。而同年,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发布在《观点》杂志1月刊上的结果又不一样:40%的人在15至18岁期间发生过第一次性关系,33%的人在21岁以后,另有25%的人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人数是可观的,这表明面对性生活这一问题,人们在回答时是有保留的。这种保留,以及不真实的回答,都表明由于种种利益牵扯在内,每个人在面对这类问题时都很难坦诚相见。
由于调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我们不能把这些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从几份调查里我们惟一能得出的有效结论是,在所谓性解放的时代,年轻人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下降了。如今,年轻人的性行为发生了变化,“平均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即50%的该年龄的人的已发生过性关系了)从20世纪初至大约1960至1964年间不断下降,对女子而言,下降了3年,对男子而言,下降了2年(尽管奇怪的是,1970年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西蒙调查组的调查表明这方面未发生任何变化)。在此之后,平均年龄似乎又开始上升,80年代初时,男女平均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又都接近18岁了。
根据h.勒里东(h.leridon)的资料,见国家人口研究所的复印资料,1989年3月。
让父母们惊讶的是,尽管他们有时候想在这方面推孩子一把,但临床的观察却表明,大多数年轻人都把他们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时间推迟了。这一点也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们不想照搬60年代性解放的模式——那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再强调一遍,社会的压力是如此的大,以至于让年轻人为了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而想有性关系。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有这种欲望,而只是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对父母和朋友们说“我做过了”,尽管这样丝毫无助于其感情发展,也不能帮助他走向成熟。
第一次性关系很少是令人满意的:关系是短暂的和“操作性”的。性关系要成为“两人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成熟的心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较有质量的调查指出,关于“什么是性关系”,许多年轻人头脑里的概念是模糊的,有些人把它与接吻或是爱抚联系在一起。而且,有的女生(还有男生)不能区别勃起与射精的不同。还有人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有一个最近的诊断中的例子。“结对”分别是25岁和26岁的大学生在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之后想要一个孩子。女方始终不孕,而医生却未发现他们生理上有什么缺陷。于是医生建议作一次心理咨询。在听了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性经验以后,医生发现他们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即两人都未意识到男性性器官要完全进入(虽然让人惊讶,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却常发生)。这样,显然大多数的精液都流淌掉了。两人在思考了这个自己的情况之后,又去咨询了医生。几个月后,他们寄来一封信,只写着一个词“谢谢”——孩子出生了。往往在人们应该接受正确的性教育的年龄,他们只能通过想像来了解性关系。于是尽管年轻人所做的某一个性姿势是错误的,人们却把它用在“生殖关系”里,错误就出现了。这些观察到的情况的确让人惊奇,但它却是成千个这样做的人来咨询后,我们得出的结果。这之所以让人感到惊讶,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存在的“性早熟”与现在所看到的情景是如此的矛盾,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性早熟是指完整的关系,还是指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性游戏”?实际的情况在慢慢地改变我们的想法。如果说每个社会、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组织性欲望的方式,那么,心理成熟的阶段和个体的“幻觉”始终都是一个或然判断。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一个社会的性态度及其成员的心理历史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就可能错误地解释得到的材料。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3)
在另外一次调查《法国人的性关系:幻觉和现实》,见1987年1月16日《观点》杂志中,我们可以至少发现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现在流行的说法。第一个在于扭曲了儿童的性关系的意义。弗洛伊德曾指出,每个个体都是从一出生就拥有性关系的,调查中的评论却说“对儿童的性关系更好的理解有助于增进感情”,比如父母与孩子一起洗全裸浴(“日本浴”),并且可以因此“认为最初的性冲动开始于2岁”。然而,如果我们不明确界定这时的性冲动到底指什么样的性冲动,我们就可能把这种冲动与成年人的冲动混淆起来,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而且儿童的性关系是从0岁开始而并非从2岁开始的。裸体时过分亲密并不能保证儿童将来感情健康发展,现在许多父母都有把与子女的关系“色情化”的倾向,这可能会导致儿童以后性压抑,或是完不成身体映像的内心整合。总而言之,日本式的沐浴和日本电器不一样,其价值不值得肯定。“日本浴”是与日本人的精神传统有关的。在日本,个体被完全纳入一个集体,个人的一切(包括身体)都是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附属。现在,有人以科学的名义,在既不了解日本的特定情况,又不考虑心理分析的情况下,就以此表述了自己对“儿童的性关系”的观点,他们仅仅是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每每试图从这些调查中了解到新的信息时,总是因为这些信息的不准确而备感失望。
第二个错误在于调查文章混淆了“想像”、“幻觉”和“现实”。文章说:“我们发现性想像被压抑了。甚至有时候只是提及精神发情区,人们也会产生心理障碍,人们或是闭口不言,或是说反话——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一点。现在绝大多数人觉得电影里的强奸场面根本就引不起兴趣,但是,35%的人承认在想像中,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树林作为场景。”事实上,想像力不是被压抑了,而是——如同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过的——变贫乏了。现实情况是,人们越想实现自己的想像,越发现自己其实缺乏想像,越发现实现的结果让人失望。
我们不处在一个创造的时代,也不处于一个想像力爆炸的时代。有人说图像、声音和感觉的爆炸,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想像力产品,这不是事实。这些所带来的都是最原始的没有经过构建的“映像”和感觉。如今的想像力就跟电视节目一样(电影已成了“附属的想像力”),画面过得飞快。性想像力在我们的社会氛围里绝不是被抑制了,它是相对没有发展,或者说根本就消失了(今天“爱情格言”的情况也类似)。作为代替品的色情电影只是“假器”,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兴奋剂。
这篇调查中出现了“精神发情区”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什么叫“精神发情区”?“发情区”是指身上某些可以引起性欲的皮肤或黏膜部位。比如说:小孩喜欢用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靠着母亲的某些部位作为感情的表示,这些部位就属于发情区;对成年人而言,发情区尤其指生殖器官,但同时整个身上都属于“发情区”。至于什么叫“精神发情区”……
为什么大多数人觉得电影里的强奸场面根本就引不起兴趣呢?既然事实上其中某些场面是可以作为个体性关系参考的,为什么观众看的时候潜意识里会拒绝它并感到恶心呢?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并无这种场面,相反,如果这些镜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活跃地存在着的,这些镜头就会带来其附属反应。比如,在看贝格芒在1972年上映的电影《叫声和悄悄话》时,在放映到主角用碎玻璃割自己的阴道时,有一名观众就突然晕倒了。这种突然失去意识的情况的出现表明,个体心理有障碍,他一直都莫名其妙地恐惧阉割。我们可以认为,对电影中这类镜头提不起兴趣的人是具有健康的心理的。另外,他们有能力在纯粹的心理游戏活动中重建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他们自己扮演强奸者或被强奸者,这种心理场景的构建其实从儿童的性关系时代就开始了。儿童(不论男女)在想像着一个进攻性质的行为时,要么把自己当成主动进攻者,要么把自己当成被动受害者。而强行侵入他人的身体是人类心理生活开始阶段必经的幻觉,这一行为是食肉性动物所共有的,儿童最初这样做的对象就是其父母。接着,由于他没有更加丰富的“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儿童会认为别人与他的做法是一样的。这也正是儿童的性关系与成人的性关系非常不同之处。如果成年仍停留在儿童的性关系阶段,把准备性的各种元素当成性元素,这种性关系就是“邪恶的”,它表明个体的心理还未发展成熟。 大多数的调查都没有能力反映“主观性关系”的不可捉摸性——何况每一代人的“主观性生活”还有所不同。调查对性生活的“非理性”是无能为力的。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4)
性生活调查的局限
调查(与民意测验不同)是一种了解行为知识的方式。有许多如同“金赛报告”的关于性的调查在美国发表过,法国也发表过几份这类调查。应注意,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美国所作的调查在法国是不能作为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手中惟一可以参照的资料,就是1970年西蒙调查组在法国作的调查,而这次调查距今已20年了。从那以后,人的行为自然已发生了变化。比如说,19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人们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下降了,而从80年代开始,这一年龄又回升了。尽管这次调查是严肃的,且采集资料面也足够宽广,它却没有任何关于60至70年代性行为心理倾向的阐述。
换句话说,可以调查统计人们的性态度、性姿势或是性频率,但却不能从中发现任何新的东西或是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和心理的角度考察性行为,那么,知道人们如何过性生活,性生活的频率、姿势、辅助用具,他们对性生活的印象,他们是否换性伙伴,是自慰还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积累这些信息却无法从中获取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想获取知识吗?
我又一次发现关于这个问题作调查是不容易的,由于问题的特殊性,事先得准备好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从受访者口中得知的大多数信息并非真实的情况,而是最接近于他们的理想的情况,或是根据他们的判断,适合说出的情况。甚至连调查者本身也不是中性的。如果说他可以有意识地不作任何诱导,他却不能阻止受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想着他,如果调查员本身有明显的倾向性,则得到的就是歪曲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发现,根据某些社会科学(甚至宗教)知识,有些方法论原则在调查时未被尊重。
乔治·德弗勒(georgesdevreux),《补充性人种心理分析》,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72。该书收录了德弗勒自1940年起发表并构建了其研究方法的主要论文。德弗勒从1926至1930年在盖扎·罗海姆(gézaro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的基础上开始其理论构建。
第一份详尽的关于人类性生活的调查是由著名的昆虫学家金赛作的。(金赛是研究胡蜂的专家。)而“金赛报告”(1948,1953,1958)的目的在于“客观地”描述人类的性行为。报告惟一判断是否“正常”的测量工具是统计学上的方法:行为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