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被重复，它就越正常。但是，在评估人类行为的时候，仅注意重复的次数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方法未考虑到每个人的心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昆虫或是其他的动物只被它们的本能决定和调节着，因此只需要观察其行为的次数就可得出其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但是人的情况则不同。人的本能很少，其主要心理生活都是“获得物”的结果。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也是个体历史的结果。一个人的“正常”并不是另一个的“正常”——即使两人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金赛报告”的调查方法和内容都值得商榷，但在报告公布后的几年里，它却成了不少武断的判断的基础。当然，几份“金赛报告”所提供的关于性行为的事实和信息是直到20世纪中叶的所有材料中最丰富的和最多方位的，但即使在它发布的时代，它就已经受到了一些人类心理学专家严肃的批判，如赖希（reich）于1927年，洛朗于1939年。

乔治·德弗勒是人种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批判“金赛报告”时强调，该报告的结果是不完善和扭曲的，“调查者在提供大多数资料时都没有考虑到文化对回答、对潜意识、对遗忘（压抑）以及记忆的塑造……我们承认，许多怀有负罪感的人在看了‘金赛报告’以后，焦躁的情绪暂时得到了缓解，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人做着跟他们同样的事情。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观察结果是不科学的，这份报告仅仅是主题震动了公众的一份统计材料，用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必然会有一个‘正常’。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正常以我们所掌握的客观有效的标准来看，是明显的不正常……我们可以把这份报告中的原始材料看成美国人性行为的一次分等级陈列……我们可以从这一简单陈列中得出深层次的心理学资料，统计上最多出现的性行为可能代表的是最接近意识的层次，而最少出现的行为代表的是平时没意识到的性冲动与性幻觉，比如男子希望像女子那样有生殖功能”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80。

我们又一次发现，调查报告力图不触及行为的心理学意义，它所用的观察方法和理解模型其实是不适用于性行为研究的。用研究动物心理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逃避——其目的在于不真正地面对“性”。生物化学式的性关系模式把性关系同心理生活的联系完全割断了。化学反应成了冲动的惟一原因。似乎只要进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就可以解释整个性关系了。生物化学式的爱情生活樊尚，《激情生物学》。

与心理生活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现在的倾向却是抹去心理层面对性行为的作用，使性行为不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自然性”。好像说“我们受自己的‘动物本能’控制”或是说“我们生物学意义上所必需的平衡”能让我们自己感到安心似的！可是，我们必须是受自己思想控制的，如果我们只是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就不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现代人由于无法对自己的焦虑进行加工，才会把焦虑抛向“外界”，认为外界才是各种冲动的来源。然而，哲学研究、宗教思考，以及伦理判断，这些对于担负起人类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学生时代起就放弃对这些领域的学习，承认自己仅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会使个体丧失自我意识。

这个时代的人自己空乏着自己的内心，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在外部世界里只能找到痛苦的理由。现代人希望焦虑和性压抑并非来源于其自身，于是他就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或是一只替罪羊）。我们发现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内心生活的“丧失”，而作为对这一丧失的补偿，个体又求助于各式古怪方法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有一种拒绝——对人类性关系的拒绝和对理解性关系的拒绝。我们非常赞同德弗勒以下的这段话：“人类讨厌理解性——尽管在这方面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拒绝了解这方面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在弗洛伊德之后，他在此处强调这一“矛盾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这一态度导致了研究上的错误：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一想法萦绕脑际，但是同时，又拒绝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意义何在。比方说，在出现性犯罪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经常出现。人们满足于描写行为，然后有选择性地（这很奇怪）表达自己的愤怒。

媒体对某些针对儿童的性犯罪不厌其烦地报道，而把另一些同样卑鄙的行为则只是当作报纸的一种花边新闻，比如在报道一名女护士对一位82岁的妇女的犯罪时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8月23日的几则报道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5)

拒绝了解，但总想看。电视、杂志和其他一些刊物直白地讨论着性关系，它们这样做，与其说是让观众（读者）了解自身的性生活，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观众（读者）“看”他人的欲望。连性教育也难逃“暴露癖”和“偷窥癖”：人们越来越多地看，越来越少地了解。

性让人害怕了，害怕进而发展成恐怖症或精神疾病。害怕还有可能转移到了别的事物上，比如飙车、飙艇甚至飙飞机这些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个“自阉的奥里金”来证明“性是不存在的”；或是找到一个“如同柏拉图的、类精神分裂的同性恋”（乔治·德弗勒语）来肯定“单性其实就够了”；要不就是一个成年人遗憾自己美好的青春过去得太快：“年轻时好像什么都可以啊！”这些都不是人类性关系的现实。还有一种更巧妙的否认性的方法，就是更多地展露性。“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色情文学总在讲述堕落，而不止一个的反科学者说堕落其实是正常的。”（乔治·德弗勒语）把所有的性行为划为同一层次，暗示它们都是“正常的”（既然它们都存在着），这是拒绝理解性关系，拒绝从中找出它所代表的意义的表现。用心理分析和心理学语言包装起来的简单的信息成了今天“知识”的一部分。这种过度简单化让人以为自己一下子全理解了，而事实上，人们却混淆了潜意识活动和意识活动的逻辑。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但现在的氛围以及对儿童的性教育都倾向于限制，甚至摧毁这种相互间的联系。这是与人类精神现实相背的。许多关于潜意识的心理分析材料（心理分析材料大多是关于潜意识的）变成了对意识的心理分析，其目的在于为某些性行为找到理由，为了不去问自己什么才能使性经验具有意义。人们忘记了，心理分析学的方法和已有的知识对人的心理功能是有影响的。求助于原始的欲望并把它奉为参照标准，是不能解释性行为的，更谈不上证明它的正确性。

没有一个夏天，各式杂志不向它们的读者提供一沓关于性的材料。杂志总是鼓励它们的读者趁着假期来一次“性旅游”（既包括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老调重弹，又包括自慰之类的独自性行为，甚至还有“偷窥癖”之类）。这种行为真的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具有的行为还是人们以之为“榜样”的性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会使我们明白我们在讨论什么，而不是视这个“榜样”为理所当然。每份杂志都想像着行为，向读者建议或提供一些参考——不管是用插科打诨的形式还是用所谓的测试的形式——比如“计量”人们吸引异性的能力，或是“指明”性关系的方向。这些文章里形成的“理论”是叫人们追随和实践自己的潜意识。但是，潜意识只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其使命也绝不是要按其本身在外部世界里实现——除非是陷入类精神分裂的死胡同里。认为应把我们的潜意识“做出来”是荒谬的。我们已经指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要么是把作为灵感来源的潜意识消灭掉，成为一个总想把最初的念头实现的冲动的自我（以所谓“真实”的名义），要么就在还未为“潜意识产品”和“冲动”在外界找到出路的时候，就对它们进行了内心加工。

这些杂志上的资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它们只是迎合了流行的想法，却没有真正提出有关性的问题。把几位男女明星作为性感的样本陈列出来，这什么也不能证明。这些明星所代表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不能成为“情感想像力”的养料。希腊众神，西方著名的爱情传奇中的人物，以及《圣经》里某些关于爱情的谈话，都比现代人不稳定的“心理镜子”破碎以后的反射（明星）内涵更丰富，也更有建设性。像伊莎贝尔·贾妮、达尔和雅尼克·挪亚那样的本能而自发的天性，虽然能让人疯狂（看起来是这样），但在那背后却掩藏着他们脆弱的心理。只要看看他们在事业或感情上受挫后是如何迅速地垮掉，就能发现这一点。但这也恰好符合他们正当地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我是一个人”。媒体如此地关注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是现代社会沮丧现实的“镜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而不是模仿的对象。至于公众关注明星的子女，则又一次反映出现在的色情儿童化倾向——与青年人的关系尤其被色情化了。电影《大卫·哈利戴》成功，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两个未成年人破碎的爱情梦；而在《保罗·贝尔蒙多》里，主人公正直、敏锐、无所畏惧，这些品质如出现在他父亲身上恐怕更为合适。这些角色让人浮想联翩，是因为从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这些角色是无助于人们建立真实的、内心化了的人格的。自恋的态度妨碍了人们建立真正的神秘的爱情关系，其结果只能是使人处于冲突的“爱与恨”之中。影片只是用了大量的戏剧化的爱情情节来满足观众（还有拍片人本身）。明星体制生产出来的都是最平庸的关系，而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不具有促进“整合内心”的工作的价值，因为这些角色仅仅是现代人心理的“反映”。

总而言之，关于性关系的调查往往是想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而不是想搞清楚行为的事实和历史。这些人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夫妻关系触礁、父母离了婚的孩子、流产或是艾滋病（他们常用娱乐圈人物作为讨论这些的由头），都只是为了更好地自我欣赏。 调查中的性行为是处在特定的背景下的，即处在感情和性都解放了的性关系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调查用处不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结果都是不真实的——“金赛报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是，在好几个国家里，以收集信息防范艾滋病为借口，还有人准备进行类似的调查。这类调查耗费巨大，然而在它们完成之后，我们却不知该如何使用它们——因为它们想了解的是“别的事情”而不是性，而“别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人类并非昨天才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了解人类的性实践。性实践是随着时代、社会、个体的不同而变化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性实践是与性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临床上观察到的行为中得出意义，从流行的观念中得出意义，这些与性实践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对性的意义的真正的理解。这些调查试图带给我们受访者行为（实际的或者想像的）的信息。但是，扩大受访者人数，这并不能保证得出“现代人的性行为与前人相比是独特的”这一结论。诺克斯教授监督了在英国进行的一次调查，他认为50％—60%的受访者都给了捏造的答案。

《医生周报》，1990年4月27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相信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呢？诺克斯教授的判断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有15%的情况有证据证明事实被夸大了。我们看到了这实在是一件恼人的工作，那么问题就的确在于问一问：“这次调查反映的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吗？”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6)

性被从性关系中剔除了

性关系并不仅仅是性，它在广义上是指作为男人或女人的个体所有的感情积累。性关系也不仅仅是生殖，因为生殖仅仅是它诸多关系形态中的一个，性关系远不止此。性关系是大多数人类行为的基础。弗洛伊德在发现了性冲动的功能之后，并未因为性要求没有阻碍的满足而强调性，而只是说明性关系是一切的源泉。性的定义与性关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性从属于性关系——除非性是“独自的”或是与性关系分裂开来的。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性好像被从性关系中剔除了，就好像应该“为性而性”或是性是怎样的就该怎样活着似的。

于是，性与性关系的分离成了青少年对毒品依赖的一个心理原因。当性冲动苏醒却未能在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时，吸毒便出现了。遇上这种情况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都成了心理有问题的病人。这种内心的“错位”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