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关面条的名目来推测，当时的城市应该已经恢复得相当繁荣。当然以今天的杭州家庭主妇的眼光来看，郭畀客杭期间饮食勉强上得了台面的大约只有四次。一次是九月三十日“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鱼沽酒”。一次是此后不久，“同尹子源见储叔仪，留小酌。次同叔仪到子源寓楼，开樽荐亥首”。另一次作东的主人也是此人，“尹子源请荐海蜇，话至二鼓”。最后一次是他去拜访一个担任府判的镇江人张云心，“留坐，具午酌，荐糟蟹鸡面”。这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郭对自己日常生活所难以问津的美食一律喜欢以“荐”字加以尊称，而非纪录平日饮食所使用的“具”。尽管连一个猪头也堂而皇之出现在这张珍贵食单上不免令人扫兴，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煎鱼却被细心地从上面划掉了。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否可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由于当时接连发生的皇室内部的混战，加上大德年间对朝鲜穷兵黩武的战争准备，市场上的肉类供应严重紧缺。而淡水鱼作为浙江特产加上资源丰富，同时也不便于供应军需，因此价格一直被稳定在一个普通的水平。另外，三位宴请者的身份也大可值得玩味，尽管郭与他们官职与俸禄大致相等，但由于所处部门权势意义上的不可同日而语，生活质量也就明显拉开了档次。

类似这样随意而饶有兴趣的记叙，通过偶然展露的一鳞半爪，令读者得以略窥元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例子，在日记中应该还有着许多。如果打一个比方，郭在杭州匆匆奔走的身影颇像一个科技时代的光电鼠标，为我们打开当时国家机器帷幕深垂的大大小小的许多窗口。这似乎也正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有关历史的一个观点，大意是如果你想要了解到一点真相，也许在野史中才更有可能找到。在此意义上说，我们的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省学官当时无意中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位时代录音师和书记员的角色。整个客杭期间，他一边游历交往，一边每日到省中去督促事情的进展。一天上午他冒雨赶到儒学提举司，发现“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厅上，诸吏无来者”。几天后的一次遭遇几乎与此类同，整座政府大楼空空荡荡，原因据说是当时的平章知事（省长）别不花获升调任，大小众官都一窝蜂地赶去拍马送行，以至无人办公。还有一次的情景说来更为气人，由于可能存在的打点的疏忽和不到位，主管官员当场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到儒司，司官不出，独吏辈兀坐司房而已”。郭在日记里写道。不得已，他只好在一个朋友张竹村的陪同下，到附近一处书院看了一上午的诗牌，后又在仙村寺门口观“一术士之女谈星说命，若悬水然”，才略为消去心中的不快。

由于上述挫折都集中发生在客杭的前期，虽然不无沮丧，却丝毫也不影响郭对事情的结果仍然保持信心。像所有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年青人一样，他整天怀揣一卷《梦粱录》，在这座被马可·波罗吹嘘为有“石桥一万二千座，户口一百六十万家，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大街一百六十条”的著名城市里东游西荡。他游览了西湖边宋时旧称杨驸马宫，入元后修葺一新的开元宫，观赏了玄同观北斗殿壁上李息斋（著名画家李衎）所画的两枝墨松，并经考证后认为北关门外塑有古观音像的妙行寺即前人著作里所记载的接待寺。他经常在一位年逾六旬的忘年交汤北村的陪同下去官巷喝茶。有时他上午还跟一帮朋友讨论他的精神老师米友仁的画技，随后就独自一人去某座寺庙欣赏佛画消磨掉一整个下午。有一次他还去拜访了一位性情怪异的前辈高人吾丘衍。此人终生不娶，住在城西一座破楼的楼上潜心修道，几年来不下楼梯半步。即使你是当朝的达官名宦前去礼贤下士，他也只送你到楼梯口为止。没想到郭与他倒是一见莫逆。后者不仅与他讨论了自己的新作《无稽集》，甚至还用那只名气很大的玉箫为他即兴吹奏了几阕古曲。

杭州就是这样一座繁华而生气勃勃的城市，每天都会上演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和故事。他在散步时碰到曾在镇江为官的旧友井同知，此人为太后凤辇即将驾临灵隐进香前来先行打点。有一天夜深他倦行归来，一位德清人吴菊存前来拜访。“吴公即至元二十七年赴北写《金刚经》者”，彼此不觉相见恨晚。在省东一家药铺，他在买药过程中与相互闻名已久的药房老板张君远交上了朋友。另一位在开元宫偶然相识的闲官宋春卿更有意思，一见面就向他索要一种名叫“根脚抹子”的稀奇古怪的物事。而在第二天的日记里，他居然认真地写道：“早见宋春卿，与根脚抹子”。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他与汤秋岩以及尹子源在旗亭沽酒。还有汤北村的儿子汤君白对他的突然造访，并带来一位名叫张伯愚的老先生“携扇十柄求书”。

然后是他那些形形式式的僧道朋友，玄同观的吴若遗，开元宫的王眉叟，妙行寺的伏维那、翠云子以及来僧录事柯以善。郭对这些能同时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潜心修炼的家伙钦佩不已。尽管这些人的身份相当暧昧，既是宋室遗民，又是现职官员和世外高人。他还在一所道观里多次与张景亮探讨因果报应之说。此人是赵子昂的姐夫张师道的儿子，并即将出任吴江州判。当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嘲笑一个和尚享受正处或副厅级待遇，没有想到这种制度只是对七百年前的元代官场习气的拙劣模仿。现在可以查明的是，吴若遗当时的官职是提点，王眉叟与伏维那也是提点，其余两人大约职位相当或略低。享受朝廷俸禄同时也笑纳人间香火，使这些人的生活远较一般同级官员要来得滋润。如郭畀在杭期间所收受的唯一一件贵重礼品── 一个鱼面果盘──就由时任玄同观主持的吴若遗所送。同时，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交场所，寺庙道观在客观上发挥着现代社会的咖啡馆与文艺沙龙的作用。政坛内幕，官场消息，名人隐私，生意供求，只要你肯下功夫，在这里你都能打探得到。考虑到郭来杭州的主要目的是谋求职务升迁，他对上述地点的频频造访恐怕也不能说完全出自艺术与精神所需。

他还在玄同观的大殿上拜见了当时名望如日中天的赵孟頫。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前面两次的拜访时间是到杭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但都因赵的原因未能如愿。这位时任江浙儒学提举──郭前来谋职的主管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的艺术大师向他打听了北京的最新消息，当然是在得知郭年前刚去京城参加岁考以后。然而奇怪的是事情到此就没有了下文，仿佛演出中的大提琴手靠在自己的琴上睡去了，从而成为整部日记里最令人感到可疑的部分。从郭到杭次日起就迫不及待地谋求与赵见面这一点来看，恐怕目的正为求职一事。“湖上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关于见面的情况到这里就中断了，并在以后的日记里再也不见提起。当天下午他在西湖四周的寺庙乱逛，纵情山水之中。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当遇上意外和不如意的事情，郭一般都采取这种方式用于排遣心中的郁闷与委曲。

湖上玄同观的会面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尽管没有更多的资料与事实来佐证，我对这一点仍然深信不疑。郭在杭州的活动最终以惨败而告结束，我当然没有将这个不幸结果归罪于赵孟頫的意思。我只是这样认为：如果我们把整件事情从乘兴而来到铩羽而归看成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玄同观的一幕有可能是一个转折，至少也预兆了某种不祥。考虑到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八岁，加上地位与官职的悬殊，说有什么个人恩怨那是站不住脚的。但郭的父亲郭景星的情况却与赵相似，俩人都是宋末元初的江南名士，入元后当异族统治者出于某种政治策略到南方选荐人才，赵忻然应征，一拍即合，郭却以双亲无人抚养为由力辞。然而这同样也不能说明什么或喻示什么。现在仅仅可以断定的一个事实是：会见过程中肯定出现了某种意外。让我们想象一下当初发生在玄同观金碧辉煌的大殿上的全部情景吧：副省长郝天挺端坐中间，教育厅厅长赵孟頫在右座陪同，居高临下地发话。一个外省年轻的低职官员站立在他们面前，尽管心高气傲，又不得不低下头来。笨拙，羞怯，低声下气。因此，事情的症结也有可能是郭出于某种自卑没能将求职一事说出口，但我宁愿相信是赵打了官腔或者干脆一口拒绝了他的请讬。

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3)

杭州渐渐开始展露出它复杂而阴暗的一个侧面。吴若遗提点慷慨馈赠的鱼面果盘郭畀最终还是没舍得自己享用，于当天晚间就将它送到了一个省政府秘书张德辉的府上。后者作为客杭谋官一事实际上的策划者与主持者，至此终于如同海明威笔下的冰山一样渐渐浮上了水面。此人系郭的同学兼老乡，同时也是江浙行省礼部的员外郎。喜欢晚间在家中接待请讬办事者是他的一项特色，让人不难领略他的居心。当郭为事情进展缓慢感到担忧，张告诉他可以去找一个名叫马从简的能耐很大的官员，这使郭不免喜出望外。但拜访的结果是“未允所请，归见德辉，德辉言来日当为著语”。当天夜里张德辉还暗示他，要想把事情早日弄成，不多花点钱看来是不成的。郭当场就把身边的钱全部留下，“付后司所用”。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不露声色布下的高明的圈套──为以后一次次的索贿埋下伏笔。由于郭在日记里对自己所干之事的难度与性质一直语焉不详，我们既不清楚它的实际操作过程，也不了解它在多大程度上要触犯当时朝廷的正常用人制度。我们能够知道并加以肯定的一件事是，自那一晚开始，郭的形象实际上已从一个诗人、山水画家变为一个丑陋的行贿者。每天早晨他准时出现在行省“伺候吏辈”，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被用在了告贷和凂人疏通关系。随着马某一次次的“未允所请”，“仍未从命”，“晚见马公，犹未慨然”，他开始在杭州城里失魂落魄地四处借钱。“盛亲家见借钱一笏”，“同方仲明舅见高国梁司丞说假借事”，“问李君德借钱”，“遣王二下长安盛亲家公处借钱”。他需要更多的钱吗？是的。他需要更多的银两与至元宝钞来向自己的纯洁心灵宣战吗？是的。他象一个精神统帅笨拙地指挥物质的士兵。有一次他公然在白天将钱送到一个管理档案的官员吴令史手里。

郭畀的日记笔调随着邻楼的尹子源成功弄到财赋府的委任文件变得越来越灰暗。他的笔现在仿佛世俗波涛中心苦苦挣扎的无助的桅杆。这一时期频频出现于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自称有官场背景，就是兜里可能有点儿闲钱。他象一个空中楼阁的居住者极力想要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并对负责设计与施工的他的那些朋友丝毫也不怀疑。而在我们看来，这座美丽建筑物的根基恐怕原本就不牢靠，事实上它现在已经开始松动，并且有可能一下子就会塌陷下来。

一个多月以前，当他在镇江家中百无聊赖，写下“小窗兀坐，诵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谁其慰予岑寂耶”这样的句子时，没有想到他在杭州的心境会同样是“予滞留日久，干事未就，愈觉郁闷耳”！到了十月下旬，连他自己也开始看出整件事情好象已经偏离了原先设计的轨道。有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共进晚餐，同桌者为“大名（北京）人三都目，皆军中掌案牍者”，当他了解到三人中只有一个姓程的识字，其余都是文盲时，心中突然充满了强烈的憎恨。十月二十日这一天他又去游了玄妙观，一个老道士向他卖弄道观的渊源与历史沿革，又被他当场奚落了一顿。他为自己心情的恶劣感到吃惊。他知道自己已经做错了什么，又不知道怎样才能纠正过来。他害怕末日审判的降临。回到寓所，事情仍然没有进展但圈套开始有了新的形式。大约是张德辉或马从简派人通知他，“是日本司文书有好音，但为张士瞻者阻之”。

于是我们面前展现出整部日记中最诡异神秘的一个景象──烧玄坛香── 一连几天，在夜深人静以后。寓楼窗前的一只圆桌上，摆放着黄裱纸与供品，气味刺鼻的香烛忽明忽暗，心事重重的房主人仿佛老僧入定跪倒在地，祈盼冥冥之中能有一只大手为他扭转乾坤。而白天，人世的努力也同样还在绞尽脑汁进行着。他找到一个张士瞻的间接朋友李君宝，再由李转托自己的朋友马惟良“见张士瞻说话”。在此之前，他甚至连街上匆匆见过一面的大内官员井同知也不放过。他花一整天的时间寻找到井在新宫桥的下榻寓所，“凂于郭都事处著语”。“一个战士用完了身上最后一点儿武器，包括指甲在内”，这正是对一三○八年十月下旬的艺术家郭畀的绝妙形容。

与此同时，一些迹象也表明他已在为可能面临的失败作准备。他找到在省财赋部门工作的熟人唐仲文，请唐出面写信给长兴方面，催讨他的父亲郭景星在那里任儒学教授时的欠俸。如不出意外，这笔钱将够他用来还债和支付回镇江的路费。另外，他让杭州学正张景芳为他送来一张照元除事劄子，（一种撤回申请的公文格式）以俟不时之需，也说明他已经打算从原先自我推荐、争取破格录用的强硬立场退回。这种态度以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