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上的突然转变有可能出自什么人的暗示或劝告。马从简与张德辉当然不在此列。当天夜间他可能又得到了某种危险信号，以至第二天一早起来就依样画葫芦，将照元除事劄子写好，并立即亲自送交江浙行省礼部架阁库主管雷毅夫。事情顺利处理完毕以后，他略微恢复了一点原先的生气。在回来的路上他遇见一个杭州名医苏淳斋，两人愉快地在市肆小饮。后者向他讲述了节制和保持良好心态对身体的重要，郭则从人道主义角度谈了他对医家所认同的剐股煎药的看法，并引用了他的朋友汤北村咏姚静斋女剐股救兄一事的一首诗：“女生他人妇，兄死谁养亲。剐股与紾臂，孰仁孰不仁”？

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4)

寓楼檐下秋雨不断。杭州像一片巨大的落叶泡在清冷潮湿的雨水之中。事情的结果最后终于出来了。尽管已有心理准备，郭仍然无法坦然面对眼前的事实：对他的升职仅仅作出某种模棱两可的建议，而非原先私下里讲定的直接任命。他在杭州城南的山林中转了一整天，回来后打起精神跟新老朋友一一告别。第二天又在房东沈六郎的陪同下上街买了点当地土产如核桃笋干之类，并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了酒。“杭州，一个爱你的人现在要回去了”，我在难以言说的同情与伤感中读了他最后几天的日记：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书卷已完，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令人恨。再嘱马生，不允。盛亲家来别，付家书，报事体乃是。晚见马生，云非不用力，首领官不从，奈何？愿退元物，不曾收。再见德辉。见汤君白，同见李君德借钱。归家闷甚。奔走两月，今日坏尽。”

“廿八日，早见唐仲文嘱俸事。次见宋春卿，会李士可，同二公游开元宫，次到寓所共茶。二公更欲相携，余以事不如意，舍之而别。李君德来。问卜。再到省中见杨生，嘱更迟一二日。见张德辉论乃事。见雷景颢，不遇。访郭总管，不遇。会李齐贤。又见德辉，值出。晚灯下坐久，谋之无计。更迟二日，且往长兴索俸作归计耳！”

接下来我们可怜的镇江儒学学录郭畀的故事很快就要结束了，并且故事的场景也将从杭州转移到两百里外的一个山区小县长兴。他在知州吕某的官署中作了一段时间的座上宾，并与一帮当地文人混得不错。长兴的文化舞台较之杭州要小得多，甚至比他的家乡镇江还要小。他受到追捧当然是因为他的谦卑以及深湛的学识，但我对他在当地的逗留时间超过一个半月这一点还是不能不感到意外。等着欠俸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他那饱经意外打击的精神与肉体也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来休养。杭州留给他的伤口实在太大了，以至他返回镇江以后，又去焦山普法寺住了一段时间，“一洗城市之俗尘也”。他那首被同时选入《元诗选》和《元诗别裁集》的著名短诗《宿焦山上方》，据厉鹗考证，也正是此次游程留下的生动记录，诗云:“扬子江头风浪平，焦山寺里晚钟鸣。炉香未断灯花落，唤起山僧看月明”。

郭畀客杭的无功而返为理想化的现实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尴尬提供了新的失败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精明与狡狯与世俗的精明与狡狯较量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说它是“偶然的”，不如说它是“必然的”。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一方以下职官员、饱学老儒、文坛名士等担纲，另一方却是把持政府要害部门的猾吏与要员。除了作者本人始终执迷不悟以外，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从一开始就不难判断出事情的结局。在日记中，我们看到龚子敬的推荐书到了张菊存那里就没有了下文。李叔仪的父亲资深书吏李伯玉代撰的个人求职报告竟然引用律文有误，在礼部、宣慰司、儒司之间遭到斥责与拒绝。张德辉一见面就十分可疑地把他拉到家里说话。赵孟頫态度暧昧。马外郎贪得无厌。王都目的刁难。张士瞻的强横。井同知的敷衍了事。凡此种种仿佛灰暗的电影镜头，使剧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原先构思中的完美与精致。而郭的表现正像一个蹩脚的三流导演，在这幕由他自编自演的长达五十余天的闹剧中，空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不得不灰溜溜扔下导演帽与麦克风一走了之。他的愚蠢在这里，他的可爱也在这里。天性温良加上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山林思想，使他对自身的失败始终能够保持息事宁人的低调态度。这也是他最能引起我敬意的魅力所在。在离开杭州前留赠友人宋春卿的诗中，他感慨“功名身外复何求，丘壑心中实过之”。在长兴，当一位名叫孟云心的收藏家向他郑重出示宋代黄居采的两轴湖石蜨猫时，他至少已能静下心来鉴赏，并发现“黄氏父子作石，用笔横拖，小作圈子，俗谓之野鹊翅也”。

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5)

郭畀在焦山罗汉岩赏月的背影尽管俊朗如玉树临风，但这已是他在日记里所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身影。这以后他行云流水，深居简出，从一个世俗的积极份子退回到隐士般自律的生活方式之中。即使我有美国人的哈勃望远镜，在浩翰的元以后的文学星空中也只能找到有关他的可怜的一丁点儿踪迹，而且大都出自同时代某些存世书画上的题识。其中包括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一四年）他曾与仇远等人先后在北宋书法家李西台的法书六帖上题款。天历二年（一三三0年）老友龚子敬回镇江扫墓，曾应请为他书谢宣城《泊舟》一诗。元统元年句曲外史张雨“过京口，天锡示此卷。其述怀二章，真无愧古人”。明天启年间他的两轴手录诗卷被收藏家汪珂玉发现，后收入四库全书本的《珊瑚网》一编中。四十五岁前后他曾与休休庵的年轻高僧了堂来往频繁，经常在一起诗酒酬唱，并自称：“向来用世心，转首成弃遗”。再就是他和倪瓒长达十余年的友情，也因后者晚年所作的那首诗──郭髯余所爱，诗画总名家。水际三叉路，笔端五色霞。米颠船每泊，陶令酒能赊。犹忆相过处，清吟夜煮茶──遂为世所知。这就是迄今为止有关他客杭以后生活的全部资料。其中倪迂的诗保持了自己一贯所具有的四平八稳，仿佛身材弱小的人穿中山装的那种风格，格律工整，毫无特色。唯一有价值的是诗前的长序，不仅为后代有关生卒年的确认提供了权威的参考，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具体描绘出郭中年以后生活与艺术的片断：“天锡掾郎与予交最久，死别匆匆二十余载，念之怅恨，如何可言？锡山弓河上玄元道观，锡麓玄丘精舍，其画壁最多……胜伯徵君携此卷相示，为之展玩，感慨并叙述其畴昔相与之所以然者，其中有不能自己也，捉笔凄然久之”。此序的落款时间是一三六三年十二月十日，这样文学史家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将时光倒溯二十余年来推测郭的卒年。我对倪瓒诗画的兴趣当然只因为他是郭畀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除了煮茶饮酒、吟诗作画外没有什么其它的记叙。但从郭死后不久倪即弃家归隐笠泽蜗牛居并终老其身，不难看出他的那位大胡子朋友对他人生态度取向上所施予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和杭州有关。在我看来正是那次难堪的旅行将一个功名的热心者推向了相反的极致，这也正是古代中国文人中的杰出者在遭受人生重挫后的惯用手法和普遍出路。因此，让我们原谅郭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入世与归隐，庙堂和江湖，这巨大的文化鸿沟的两端向来势若冰炭，又分庭抗礼──犹如南高峰与北高峰──即使最伟大的哲学也无法将它们和解消融。

假如没有当初扬州盐商宴席上厉樊榭酒阑灯畔的惊鸿一瞥以及鲍廷博的热心刊印，今天的读者是否还能读到《客杭日记》？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它的作者当初写它时就没打算要将它当作名山事业。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它的存在却为我们研究元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类似照相机镜头那样的真实窗口。尽管作者当初客杭所乘坐的夜航船与今天的波音飞机之间有七百年之隔，其青衫小帽的服饰与二十世纪末流行的雅戈尔西服与皮尔·卡丹风衣也大异其趣，但他的欲望，他的梦想，他讲述的令人心酸的故事对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来说却仍然是那样亲切。仿佛一切仅仅发生在昨天甚至今天。因此一个现代读者如果有兴趣打开这册日记，几乎会得出在夜深时分的酒吧听一个朋友讲述他最近的遭遇与挫折时的那种温馨感觉。而都市人才市场和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人头济济的应聘队伍中，只要你留心观察，你也会发现这中间的一个神情萎顿者很有可能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这是文学的魅力吗？也许是的，但这同时也是人性的魅力。时间与技术也许可以改变人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但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质。我相信在真实的心灵之间一定存在着一条秘密通道，这已经由古往今来许多杰出作品所证实，而现在，一个元朝的镇江儒学学录郭畀不过再次以他的真实记述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而已。

在中国文学浩翰并简直可以令人自大的版图上，元代曾相对被认为是应该标作“薄弱”“平淡”的时代。除了元曲和杂剧硕果仅存以外，其它方面的情况都差强人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在内心深处对厉鹗深怀抱怨，当初他在扬州如果能少喝几天酒，把那四册“行楷精妙，熠熠有神”的日记全抄下来该有多好啊！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总算知道在那个异族入侵、斯文扫地的年代里至少有一部散文作品叫《客杭日记》，它的作者是一位人称郭髯的年轻的野心勃勃的镇江人。一生如同宝石被掩于尘土之中，却始终能在精神与情操上善待自己。对他卒年的最新推断是一三三五年，不清楚是客死异地，还是在自己家乡镇江的床上。这一结论前不久由钱仲联、傅璇琮等教授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一书中作出。（此论尚可商榷，我新近找到的资料可以证明此人一三三六年还在世）当然，这无论对当时或现在的文坛而言，都算不上是什么大事。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远非伟大人物，今天知道他并喜爱他作品的人事实上也寥寥无几。作为一名普通作家他只是象一名普通作家那样过了一辈子。生活在他看来也许既不是什么奋斗，也并非消极与逃避，生活只是在相对宁静的时间与空间里，真实、坦荡、敏锐、随遇而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碰巧这也正好是我素所崇扬的人生态度，也是我为什么尊敬他，并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持久地为他吸引的全部理由。

现在是公元二○○○年的春节，我在世俗的喜庆声浪中写作这篇不成体统的文字，思想却停留在去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同样是在杭州，同样秋雨绵绵，在距施水坊桥旧址不远处的一座宾馆，我在窗前重读他的日记，作为对白天寻访他遗迹无功而返的某种自我补偿。这是又一次类似良友相晤那样的不拘形役和刻骨铭心。打开的书平平摊于桌上──在世纪末特有的凝重而清寒的光线里。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岩石与丝绒的含糊混响。即使我的手指不去触动书页，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体温、脉搏与呼吸。仿佛火的循环，又仿佛引述神谕。一部真实的书所具有的那种穿越时空恒古不变的力量，我再次感受到了。我想报以感激，但我的双唇在微微颤动。我想读下去，但我的眼睛已为泪水充盈。

2000年春节陆续写于善琏－湖州

第一部分西塞山本事(1)

西塞山在唐诗中的位置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意义，正如药酒在魏晋时期文学中的位置，可以称得上是“风流千古”。作为中国文人出世归隐生活的一个象征——也许应当说是头脑清醒的中国文人出世归隐生活的象征，西塞山并不孤立，剡溪、洞庭、太湖、富春江边的钓台，这些水边的意象在精神上与它有着继承的关系。陆地上的意象则有终南、庐山、鹿门，甚至陋巷、鞋店和铁匠铺。前者是颜回所居之所，后者是道家大师庄周和晋朝的贤士嵇康生平从事的职业。应当指明的是这些袖袍宽宽的大贤对尘世的遗弃有些是真诚的，真正出自心灵，有些则搔首踌躇，模棱两可。如王维在辋川山庄的松风涧雨中度过的那些日子，总使人不免将之与南阳山中的诸葛孔明结合起来观察，有一种欲擒故纵，待价而沽的嫌疑，但愿我这样说不至于唐突古人。

西塞山除了上述的真实光辉和高度外，另一动人之处在于它的神秘。这座因唐代中期一首文人词而闻名于世的山峰到了唐末竟然神奇地消失，这真是充满神话色彩的描述。而正是这种神话色彩，使得它在宋代又神奇地出现，而且一下子又出现了两座。一在浙江湖州，另一座却远在作为三国周郎赤壁所在地的湖北武昌，并由此引起了一场长达千年之久的讼案。有资料表明以下这些学者文人都与这场讼案或多或少发生过一些关系：苏轼、黄庭坚、吴曾，叶梦得，倪思、胡震亨、夏承焘、朱东润，还有已故的山东大学教授林庚、冯沅君夫妇。这些名字为落实西塞山的具体位置曾作出了种种努力，然而最终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与大江东去的武昌相比，其在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