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位注定要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盛名的杰出人物的唯一解释。当时赵是那样醉心笔墨，好学不倦，以至十二岁那年父亲在杭州因故猝亡这样的突发事件，似乎也没能让他泼墨挥翰的手腕轻易停顿下来。同时他的生母丘夫人也声泪俱下、言词疾厉地告诉他：“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包括几年后他的援例以父荫补官，后又被授予真州司户参军一职，事实上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业。因为这种明显带有抚恤性质的所谓朝廷恩命，说穿了不过是让一个宗室子弟无功受禄，白白享用一份丰厚的官俸而已。

《岳阳楼书画录》里留有存目的赵传世最早的那卷作品——十一页的《行书读书乐趣》，从时间上看，应该就写于这以后不久吧？落款地点即为现在莲花庄中区松雪斋后林石掩映中的印水山房。那天黄昏我们曾在那里逗留了不少时光，于花气氤氲、水光潋滟的初春暮色中，一边闲看一边讨论。引起我们兴趣的当然不是这篇即兴随笔文采或命意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另外由于全集里未见收入，是否真能确定归入他的名下也还是个问题。但作者文中展露婚后生活场景“既归竹窗下，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那段描述，除了文笔生动，朴素，令人神往以外，内容上也与后来他试图将自己出仕元廷的荒唐行径解释成为生计所迫时再三强调的“向非亲友赠，素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倒也丝丝入扣。由于他与女画家管道升令后世歆羡的婚姻事实上迟至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后的第三年，即他三十六周岁当年才真正得以结合，因此，几乎可以很肯定地说，在此之前赵应该早已另有家室并至少已经生有一子。其次卷尾所押“印水山房”朱文方印也很有意思，这不仅在赵一生留下的书画中绝无仅有，更重要的是即使它在现实世界里真的存在，其原址在武康山中的可能性肯定也要远大于湖州。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处胜迹恐怕只能是一个膺品。包括园内的其它景点如松雪斋，鸥波亭，清胜轩，紫芝亭等，也大都出自好事者的移植与附会。根据到目前为止我所掌握的资料，被明代以后的郡志强派到他名下，以莲花喻出污泥而不染之意，为其仕元一事开脱的所谓“子昂别业”，与他本人青年时代以后的生活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赵自己笔下对此从无半句言及。现存世界各大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手里的近千件存作的题识与落款中，你更是休想找到哪怕一丁点儿与此有关的信息。而我的一个大胆推测是：自至元十二年赵二十二岁那年冬末湖州沦陷，这座园林很可能已大半毁于兵火或成为蒙古人的屯军之所。在此前后赵氏全族数百人于惊恐之下早已纷纷各自作鸟兽散，藏匿乡下或避乱山中。即使多年后赵以新朝奉训大夫、兵部郎中的显赫身份富贵还乡，迎娶新欢管氏，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又曾经重回此园居住。相反，在他一生所留下的为数颇众的诗文中，倒是毫不掩饰自己对一座湖杭交界处的县城德清的深沉情感。不仅多次言明该地有他的居所与别业，还爱屋及乌地对那里的文化、物产和山水进行了由衷颂赞。如果有兴趣翻一下四库版的十一卷本《松雪斋集》，就会发现仅以“德清别业”为题的诗，在他的文集中就有八首之多。

于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史学界的问题，至此不可避免地再次浮上了水面——那就是赵生平与德清的既微妙又神秘的关系。这位祖籍开封，生长湖州，在政治和艺术领域都曾经大出风头的两朝名士，一生中何以对天目山下一个小县城情有独钟，说起来这确实是件相当令人感兴趣的事情。那里不仅有他的别墅、亭阁、画室、书舫、田产与奴婢，我甚至断言中国书画史上的一所重要艺术原创地——大名鼎鼎的松雪斋——就座落在山水幽绝的余英溪畔，（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紫芝亭记》“集贤直学士赵君之隐居，在德清龙洞山之阳”。仇远跋《与陈仲美合作吴兴山水幅》“大德五年辛丑秋仲，仲美访子昂学士于余英之松雪斋，霜清溪碧，作如此活”。戴与仇都是与赵同时且齐名的好友，所述应该完全可信。）而绝非如历代郡志所胡乱指点的在前述湖州甘棠桥边老宅中。所幸一九八五年在德清乾元山出土，现今尚躺在该县博物馆仓库内不为人注意的一块墓碑，相信可以给所有关注此事的研究者一个大致满意的答复了。根据墓文作者李埙自述，死者为他的长兄李熙。兄妹四人，二姐嫁武康军节度使赵与芮，查《宋史·宗室表》可以得知，此人为宋理宗赵昀的亲弟，是个来头很大的人物。《齐东野语》说他后来又娶隆国黄夫人之女为继室，生子孟启过继给哥哥，从而又鬼差神使地成为宋朝第十六世皇帝宋度宗的生父，位高权重，这也不去说它。埙为老三，而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应该是老四，“次女适迪功郎新饶州司户参军赵与訔’’，也就是赵孟頫的父亲。杨载《赵公行状》里说赵父原配为“硕人李氏”，死于赵出生前四年，两者相合起来丝毫不差。至此，赵与德清的因缘之谜总算全部解开。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故先大母的父亲李仁本，此人系南宋名臣参知政事（副丞相）李彦颖的嫡孙，自己也曾以承议郎领浙东提刑按察使，在当地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姓，家财饶富，政声遍闻。可以想像，在元兵南下、临安告危的风声鹤唳的日子里，作为家道中落的寡母诸儿二十余口，加上身上又带着令人畏惧的宋室印记，如果想要出外避难，看来确实没有比德清山中的外公家更好的地方了。赵生前选定自己与管夫人的身后葬地为洛舍东衡，可以看出这座曾给予他庇护与慰藉的县城在他一生情感上的份量。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2)

松雪斋时代就这样差强人意，在毫无选择余地与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开始了。作为赵宋亡后政治态度的一个标志，尽管此名的由来缘自父亲遗下的两把古琴“大雅”与“松雪”，但他毅然选定后者并决定开始用它行名于世， 私下里显然应该包含着比音乐更多的内容——比如说，展示心志与思想。何况这一喻意与他当时的遗民身份又是那么贴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在赵最初的人生理想中，不能排斥确实打算从此啸傲林下，在布衣蔬食、诗书琴画中从容消磨自己的一生。他曾花费数年时间写就一本音乐专著《琴原律略》，似乎也有意无意为我们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根据后来戴表元在为该书所作序言里的描述，青年时代的赵既孤僻倨傲，又愤世嫉俗，俨然一个有意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的另类形象。许多年后为《淳化阁帖》撰写题跋时赵自己也承认，当初他为求购此书，两年中曾多次进出杭州的书铺，并先后弄到两部缺本，后又多方托人调换方得凑齐全帙。这样的精神与闲情，想必也可从另一侧面让我们体味到他那段时间的真实心境。

但他的生母丘氏显然对此不以为然，进而深感不满。这位似乎天生具有政治家头脑且信奉“有奶便是娘”人生哲学的女人，自从全家在德清安顿下来以后，就曾振聋发聩地大胆预言：“圣朝必收江南才学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能异于常人？”当然，她强调的读书肯定并非书画与琴艺，而是封候拜相所必须掌握的经世治国之术。作为世食宋禄的皇亲国戚，其身又贵为宋度宗的姨娘，如此开放搞活、好象有意要与岳飞母亲对着干的言论，即使在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仍不免令人感到吃惊。由于这段文字最早见于赵身后由门人杨载撰写的行状，台湾学者潘柏澄在感叹“丘氏无故国之思，竟督子昂仕元”，并表示“甚奇”以后，不得不怀疑这样不尽人理的说法是否有可能出自赵自己的弄鬼。他经过反复思考辨析后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或因子昂不能以死拒当政之邀，（左面右见）言出任后，深知悔恨，乃思假奉母命以求人谅恕。弟子杨载从之三十年，闻其语，而记之如是也”。这样的推测尽管过于苛刻，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不管怎么样，在为期十余年的松雪斋时代后期，赵的思想已明显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至少我们发现他的身影已经渐渐从琴桌翰几前离开，开始专注于朝政和经史名籍。另外，交游也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当时他跟一个名叫顾善之的书法家打得火热，甚至还有可能通过此人结识了几位同样癖好书道的地方蒙古官员。作为对上述慈母一番良苦用心的酬答或应付，赵生平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尚书集注》——就依稀成书于那几年中。也许，与世俗的荣华富贵相比，所谓精神的高洁有时确实显得过于沉重与奢侈了。从政治形势上来看，占下汉家江山的元廷似乎也不像原先传闻中那样野蛮与无知，一些汉人文职官员开始陆陆续续受到征用。他的原任湖州最高地方官员浙西安抚使的叔叔赵与可献城投降后官运亨通，他的另一位叔叔赵与（上票下四点水）甚至已在元世祖忽必烈身边做了近十年的侍讲学士。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犹如大风摧松，春阳融雪，日复一日影响着赵的生活和思想。同时，尽管李府上下时有接济，但全家二十余口仰食于人，何况又非亲生骨肉，经济上长期这样下去也总不是办法。因此，我们应该有理由可以相信，在至元二十四年出仕元朝前的那几年中，当寄居德清的赵于深夜的灯下无语独坐，思虑万千，昔日名园巨宅、紫衣玉食的生活早已成为记忆中不堪回首之往事，眼下最重要的事情，看来就是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审时度势，瞄准机会，以图东山再起。上述丘氏那番为后人诟病的名言，估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次次告诫赵的。是的，在挣脱了气节、情操之类的精神桎梏后，发愤著书立学，争取早日出人头地，确实已成为赵当时远较心灵问题更值得关心的现实课题。

从事后披露的内情来看，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的课余笔闲之际，他偶然结识了邻村西茅山下一位乡贤管伸。老头祖上曾居湖州城西二十里栖贤山，后因某种不为人知的缘故迁移至此。自称战国贤者齐人管仲之后，生性落拓，喜好风雅，对这位出身高贵，眼下正处于逆境中的年轻人不免青眼另加。同样持这种钟情态度的似乎还有他二十多岁尚待字闺中的女儿管仲姬。尤其是后者于操持家务、缀弄针线之余练就的一笔生意盎然的墨兰，更是为两人迅速发展的感情提供了某种养料和基础。可以想象，又一个落套的张生崔莺莺式的传奇故事，就这么匆匆忙忙上演在今天德清干山乡境内的桑巅篱落之间。虽然据称素有“倜傥侠义”之名的管公在剧情后来的发展中坚持扮演与崔母相类的角色不免令人扫兴，但考虑到赵当时已结婚生子，更致命的障碍是他犹如文革中走资派代表人物子女似的危险的政治身份。这一切打算让一个世代安分守居的士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下来，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过分，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颇有些强人所难。好在赵管恋情最终还是以缘结秦晋而告结束，时间是公元一二八八年的春天，也即他时来运转，应召出任元朝兵部郎中大约两年以后。鉴于赵一向有名的敏感、倨傲的性格，管这样见兔子撒鹰的做法未免令他内心受挫，并自觉有理由心怀怨恚。在老丈人身故后所作《管公楼孝思道院记》一文中，他挥纵春秋笔法，寓不尽之意于言外，特别标明“仲姬特所珍爱，至元廿六年归于我”就相当有意思。另外，由于生前没有写真留存下来，有关管姿色的猜测一向也是令后人感兴趣的话题。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女人性情刚烈，处事敏捷，其生活能力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至于说到容貌那恐怕连中人之姿也谈不上。因此，她与被誉为“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的赵的婚姻，很有可能就是属于周恩来邓颖超那种相濡以沫的纯感情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赵官做大后一再提出想娶妾，终因管隐含威胁之意的反对——一首《我侬词》，其名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现在的话来翻译大约就是“我不会抛弃你，你也休想抛弃我”——而怏怏作罢。当然，我如此持论对那些仰慕才子佳人故事的读者显然是个残酷的打击。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认真想一想：一个乡下大姑娘，祖籍山东，又是才女，二十多岁还嫁不出去，会是怎样一种状况？这种事情发生在七百年前的古代又是否有些不太正常？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赵后来为管所作的墓志中尽管说了后者不少好话，又是“生而聪明过人”，又是“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香辞章，不学而能”。“处家事，内外整然”，就是没有一句敢从正面赞及她的美貌。相反，他在题《二乔图》中视三国时代的江东美女大乔小乔为红颜祸水，同时发自内心地对主张娶丑妻求平安的蜀国首相诸葛亮大加赞赏，进而推崇备至。用他自己诗中的原话来说，那就是“不见当时老诸葛，独聘丑妇何其高”——一种不无惺惺相惜之意的夫子自道——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思在里头。当然，对于当时急欲建立功名事业的赵来说，与管的交往在他的生活中估计也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更何况当初为这段乱世恋情所提供的政治背景似乎又特别的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