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两人花前月下每一次欢会的过程中间，无不笼罩着时代与历史一连串重大事件的深长阴影：陆秀夫抗元不屈而亡。幼帝赵昺死葬南海。文天祥在北京刑场上慷慨赴义。加上其间发生的亡父茔墓的意外被盗。种种不尽人意的国事家事，看来都逼迫赵必须当机立断，面对现实，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提前作出安排。由于那时已有新政府将废除科举制度，改用推荐与征召的方式选拔人才的传闻，赵的身影开始频频走出松雪斋，多次往来于杭州周边城市，结交名流，拜谒权贵。据任道斌先生《赵孟頫系年》一书详介，那段时间先后出现在他朋友名单上的牟巘 、周密、戴表元、李衎、袁桷等人，都是其时东南文坛上颇具号召力的重要人物。尽可能地抓住时机，扩大影响，让自己的真才实学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可以认为是赵占断机先，未雨缪绸，为两年后终于到来的政治机缘预先定下的一着妙算。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3)

当德清山中的赵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松雪斋门口搔首弄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王朝的国家机器也开始了它最初的运转——所幸基本沿袭的还是标有“儒家”“程朱理学”的前朝的旧辙。机会与运气有时就是那么充满神奇色彩不召自来。几乎就在赵赠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蒙古人夹谷之奇，委婉表示自己有意于效忠新朝的当天，两千里外的皇帝忽必烈在历经艰难基本平息了来自家族内部的连年战争后痛定思痛，终于力排众议，作出了一项在当时看来也许不无冒险的大胆举措：即立汉法文治为国策，大量起用汉人中的才干卓异者进入各级政府权力部门，辅助蒙古官员一同治理国家。对于宋亡后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汉族知识阶层中的那些跃跃欲试者，这显然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由于选拔出真正的、品学俱臻上乘的人才是此事成功的关键，一位此前降元多年，深蒙宠信的名叫程钜夫的行台御史于是再次受到重用，被委以负责每年向朝廷提出推荐名单，并按图索骥将人带到皇帝跟前接受面试的重任。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对当时大病初愈寒热无间的国家肌体无疑起到了镇静剂与营养液的作用。一大批曾侈谈气节、精神、义理的隐士于是纷纷从山中林下走出，争先恐后加入了庞杂浩荡的候选者的队伍。至此，犹如枯木逢春、葵花向日，架设在松雪斋与大都行辕之间的通行障碍看来已全部拆除。

生活在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里作为前朝遗民的复杂感受是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尤其是以这些人中精神表率著称的知识阶层。他们既对西风残照里的宋家陵阙满怀依恋与哀痛，同时又不甘心于自己的一身所学抱国无门，就这么烂在肚里。故国情思与现实人欲与其说形格势禁，不如说更多时候却是以一种相互纠缠、混杂、恩怨难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直到忽必烈的人才总监程钜夫访贤的车辎浩浩荡荡停在西子湖边，他们中的某些识时务者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几年来费心构筑的精神平台，在物质引诱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这方面元人杨瑀《山居新话》里的一个笑话很有典型意义：“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另外元初诗人陈绎某次因事到北京出差，也曾看见许多先前号称隐居林下的名士拥挤在东长安街两傍的小客栈里等候选荐，因而深有感触，写下“处士近来恩例别，麻鞋一对当蒲轮”这样极尽嘲讽的诗句。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留梦炎、高彦敬、方回等南宋旧臣，他们后来分别成为新政府枢要部门的重要官员。

一向讲究运筹帏幄，自重身份的赵显然不该被划入上述诗句讥讽的范围之内。综合现在所能找到的文献史料，赵的出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的第一个契机发生在至元十九年初，由于与当时担任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的夹谷之奇良好的私人关系，后者经努力后曾为他在翰林国史院弄到了一个编修的位子。但赵毅然拒绝了这一好意显然并非事关名节，而是这个职务与他内心的政治理想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宋史翼》中也谈到是年年底赵“闻天台杨叔和急公好义，子昂转入天台依杨氏”，半路上意外为元兵所获，被带到初次下江南访贤的程巨夫面前。由于看到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对自己自负的才名实际上并无多少了解，生恐再次受到委曲的赵不得已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頫贯（出生）已为微、箕，愿容某为巢、由”一番含糊之词与程周旋后，“钜夫感其义，释之”。（陆心源《宋史翼。赵若恢传》）然后事情又这么过去了几年。至元二十二年秋天，在松雪斋中高价待售、问津无人的赵看到同行中人已纷纷任官京师，而自己的前程依然一片渺茫，情急之下不免妙计奇出，一反以往守株待兔的保守策略，开始频频出击。他分别上诗本省各位居要津者要求举荐，什么“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什么“数公如见问，为说混风尘”。又主动给李仲宾收藏的王羲之《眠食帖》题跋。其中赤膊上阵，犹如重镑炸弹令朝野侧目的那篇著名的《明肃楼记》，更是给人一种完全豁出去了的感觉。连一向小心维护赵生平声誉的任道斌，在所著《赵孟頫系年》一书该年条下，也不得不记上“元廷于雁北筑圆营屯兵，孟頫名之曰‘明肃’，且有《明肃楼记》，颂元廷功德”这么一笔。当然，事后证明赵的这些努力在现实效果上可以说相当成功，我们将有幸看到，在次年经皇帝御笔钦点的引荐名单上，赵的大名已赫然在目。包括他的五姐夫张师道，虽然当时已年近五十，居然也福星高照，顺势搭上了便车。

京师的二月在风沙与柳絮中犹如政治舞台上复杂、明暗不定的深色背景。公元一二八七年春天，两个彼此知名已久，且互有所图的人物——七十三岁的忽必烈与三十四岁的赵孟頫——在好不容易卸下民族、节义这类令双方都难免头痛的重负后，终于在北京的皇宫内欣然相见。据《元史·赵孟頫传》所载，当“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的赵由程钜夫引带到皇帝面前的那一刹间，后者显然为眼前这位赵宋王孙儒雅、高贵的气质深深打动了，以至当场表现出高兴过了头的孩童那样的任性与失控。不仅当即将赵亲热地拉到自己身边，甚至还让他坐在右丞相叶李的前面。接见过程中又吩咐侍从安排纸笔请他代草诏书，以便有机会当场验证一下仰慕已久的赵的笔墨文采。应该说，忽必烈不同寻常的破格礼遇中既有对赵才华的高度赏识，更多的恐怕还是作为胜利者在接受降臣朝觐时一般所愿意展示的宽爱与嘉勉——或称怀柔之术。几天后赵得到的正式封赏是奉训大夫领兵部郎中，受命总管天下驿置的整改事宜。这个职位论大小虽然不过是个从五品，但能与贰臣中的大腕叶李几年前初被荐时所授浙西道儒学提举一职旗鼓相当，想必内心应该已足以令赵感到欣慰，并自觉身价不菲了。当天晚上他在《初至都下即事》一诗中写下“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这样几近感恩戴德的句子，事实上并不让人感到奇怪。那时包括赵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坚持相信，世祖的青眼另加绝对是一个意义明确的信号，既然多年向往的政治生涯已经有了这样良好的一个开端，未来封候拜相的热闹场面只怕不是什么非份之想。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喜欢跟所有相信它的人开玩笑，就在赵次日起来兴冲冲去兵部衙门报到的几乎同时，元代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期突然到来了。原先政府的宗教事务大臣桑哥意外得到年迈的皇帝宠信，几天内便官拜尚书省平章政事（丞相），并被允许以自以为是、釜底抽薪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税收与漕运。作为忽必烈时代晚期权势熏天的人物，此人最大的能耐据说就是排斥汉僚和凭着性子掌下属嘴巴。从左右参知政事到下面的文武百僚，几乎无人能逃此劫难。在兵部的公事厅，一再要求自己谨小慎微，以尽可能老庄持重面目示人的赵很快发现，尽管自觉上任以来一向勤勉职事，对驿制、参议钞法、确定贪赃罪的数额界线，讨论其时发行的至元宝钞与旧币的标准兑换率等颇有贡献，却依然感到自己一直身处同僚的岐视与排挤之中。一天早晨他因上班偶尔迟到了几分钟，竟也被强迫跪在堂下接受耳光的惩罚。仅仅因为与桑哥关系不错的叶李代为说情，好不容易才得以幸免。而每逢这种时候，一向爱将手下蒙汉大臣分为自家骨头与疏远之臣的皇帝最多也不过出来客串一下和事佬的角色。几个月后两位汉人副丞相杨居宽与郭佑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同时赐死，不免令赵发热的政治脑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何况此前已有张雄飞、温迪罕、卢世荣等多名汉人大员走马灯似的起起落落，不是被炒鱿鱼就是下令处决。其中桑哥的前任卢世荣死后甚至还受到以其肉饲禽獭这样令人发指的酷待。总之，不清楚赵对自己官场前途的担忧与畏惧究竟始于何时，但至少在次年年底寄杭州友人郭佑之的私人信件中，一派心灰意懒之态已跃然纸上，其中有云：“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我已无复存者，但赢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败而已”。类似情绪还集中流露在同年所作《罪出》一诗中，“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复谁顾，毛羽日催槁”，整个一个含冤受曲，哭诉无门的可怜形象。虽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一切都不过出于他的自找。

这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一日忽必烈于南书房约他闲话，突然间就提出了两位降臣高官留梦炎与叶李人品谁好这样事先根本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与他同样选荐上来的叶李此时已位居中书省右丞这一令人眼热的要职，自以为有机可乘的赵当即以“李所读之书，即臣所读之书，李所知所能，臣亦无不知无不能”为由试图贬叶，同时将他的父辈朋友、南宋末年以媚权相贾似道起家的尚书留梦炎誉为“为人性厚重，笃于自信，思虑甚远，善断国事，有大臣之器”。但紧接着皇帝的一番疾言厉色的训斥犹如兜头一盆冷水。忽必烈认为：“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能伏阙门上书，请斩似道，是贤于梦炎矣”。他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挑明问题的实质在于：“卿以梦炎父执友，故不敢斥其非”。作为对赵的惩罚，皇帝命令他当场写一首诗将留讥侮一番。自以为得计的赵在这样弄巧成拙的事变面前，为求自保又焉敢违逆？也活该他的朋友兼前辈倒霉，“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在把留骂得一文不值的同时，又忍气吞声拼命表明自己对元帝国及皇帝本人的忠心耿耿。在赵的一生中，无论政治与生活方面，这都堪称是他生平所受到的最大羞辱。尤其让人觉得后怕的是：在明明已有自己固定结论的情况下，忽必烈如此一番居心叵测的举作，显然暗示着此人政治上对自己已怀有戒心。于是，在几个月后皇帝又向他请教对宋太祖赵匡胤的看法时，余悸未消的赵只好连连谢罪，干脆以“臣不能知”加磕头为对。《赵公行状》说他此后“自是稀入宫中”，《元史·赵孟頫传》也谈到“孟頫自感久在帝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如果这些纪录可以相信的话，这表明同僚倾轧、蒙汉对立，尤其是伴君如伴虎的险恶的政治环境，已经令赵从内心深处感到厌倦与恐惧。在反复权衡利弊、掂量得失之后，他为自己确立的新的现实形象是苏东坡那样诗酒风流的文章太守。次年六月，赵多次要求下派到基层锻炼的申请终于获得朝廷批准，出任山东济南府总管同知。作为极富象征性的巧合，这一年，他的岁数正好距离“四十不惑”剩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4)

大约在此前后，打算放弃政治雄心，以交游与书画创作构筑生活主要内容的后赵孟頫时代终于要开始了。这是元代乃至古代中国艺术的幸事。我们还无法断定赵当初作出这一重大决定时，精神上所经历的痛苦而复杂的过程。因为头上这顶乌纱毕竟来之不易，何况为此他甚至还付出了牺牲个人名誉及有可能受到后世唾骂的代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两年后济南任满回京交付公事完毕，以丈人病重为由乞假回到湖州时，昔日心雄天下的济世抱负，依稀已化作一片似真似幻的纸上云烟了。他先后寻找借口婉辞了国史馆主管和山西太原路汾州知府兼劝农事的任命，除中间为书《藏经》应召短暂回过一次北京外，一直以身体不好及先人陵墓亟需迁葬为由赖在家中潜心绘事。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上内心难与人言的委曲与怨懑，在才情的驱使与引导下犹如瀑布狂泻——在洁白的纸绢上渗开、凝固、意态纵横——从而形成一种极富创造性，被当今艺坛的权威理论家王伯敏誉为化作家气为士气的新的画风。如果有兴趣查一下台湾学者戴丽珠整理的赵的著录及流传编年表，就会发现他一生中许多重要作品均成于这一阶段。在其中唯一存世的那幅我们熟悉的自画像中，其年四十五岁的赵儒雅、潇闲，俨然一副看破红尘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