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再象坎加鲁岛的海岸那样青葱了，只是一些贫瘠光秃的丘陆偶然打破那一带低下而又支离破碎的海岸线的单调；此外也零零落落地有个灰色的矶头，但表现出来的都是南北极地的那种荒凉景象。

在这次旅行，小艇帮了大忙。尽管驾驶小艇是件苦差事，但海员们并不抱怨。差不多每次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形影不离的朋友那位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3个都陪同他们前往。这3个人都没有亲眼见到不列颠尼亚号的一点遗物，但他们心中仍是充满希望的。他们在这一带寻访，格外小心，唯恐漏掉一个地方。每天夜里把船停下来，尽可能地不动，白天就到岸上仔细搜寻。

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寻访，12月20日到达到百奴衣角，还没有找到一点沉船遗迹。不过，这并没有证明格兰特船长没到过这里呀。船只失事到目前已有两年了，它的残骸很可能，而且一定可能被海水冲散，腐蚀了，甚至早被海流冲得无影无踪了。而且，船只失事，土人很快知道，就和老鹰很远闻到尸体的臭味一样，他们一定会把船上的东西洗劫一空。此外，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伙伴被海水冲到海边，既被土人俘虏，当然毫无疑问会被带往大陆腹地。

但是，这样一来，博学的地理学家的推测站不住脚了。如果在阿根廷的领土上，他会有充分理由去阐述文件上的纬度是被拘留的地点，不是船只失事的地点。因为在幡帕斯草原上河流众多，可以把宝贵的文件送入海洋。而现在在澳大利亚，情况就不同了，南纬37度线横截的河流根本不多；再说，科罗拉多河和内格罗河是流经荒漠的、不能住人的沙滩而注入海洋的，而且往往断流。而其他大河，如墨累河、雅拉河等，它们的支流互相交错，入海口商船云集。因此，一个易碎的瓶子丢在这样船舶来往不绝的河流里能安全地漂流到印度洋里来，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普通人一看便知。因此，地理学家的推测——瓶是由内河流到海里的，在美洲说得过去，移到大洋洲来就不合逻辑了。关于这个问题，少校曾提出讨论过，巴加内尔也承认他的推测在这里不适用。因此，文件里的纬度数只能是指沉船的地方，也就是说，那瓶子是格兰特船长在大洋洲西海岸撞毁的地点丢下海去的，这已是很明显的道理了。

然而，正如爵士所说的，这种肯定的结论和格兰特被俘的假定并不矛盾。这一点，甚至门格尔也早已预料到了，他在文件里写着：“将被俘于野蛮的当地土人。”但是，这样以来，找那几名俘虏，只是沿着37度纬线找，而不涉及其他地方，是毫无道理的。

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在百奴衣角找不到不列颠尼亚号的线索，爵士只好回欧洲了，他的寻访虽然没有成功，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这个决定免不了使乘客们十分丧气，尤其格兰特姐弟二人感到失望。他们两个跟着哥利纳帆夫妇、门格尔船长、麦克那布斯及巴加内尔等着小艇上岸时，心里都在想，父亲是否得救在此一举了。“在此一举”一字千金，深深地打印在他们心上。

“有希望！有希望！永远是有希望！”海伦夫人不断地鼓励她身边的那位少女。

距岸不到200米了。百奴衣角伸入海内3公里长，角的尖端是坡度缓和的山坡。小艇划到这个天然良港，是一群珊瑚礁围合而成。

邓肯号上的乘客顺利地登上了岸，陆地无比的荒凉。层层如带的陡岸沿海岸围成一条线，18米高，是条天然屏障，没有钩绳是爬不上去的。幸而，船长发现向南半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缺口，它是由于石灰岩受到海水侵蚀，山基不牢，从而造成山崩形成的。

哥利纳帆一行人钻过缺口，相当于爬一条软梯而上了岩顶。罗伯尔像小猫一样，在笔陡的斜坡上攀援，第一个到达顶峰，远远地把巴加内尔和少校甩到后面。巴加内尔几乎要气死了，而麦克那布斯不改常态，心平气和。

一会儿，这个小旅行队集合起来，观察了一下展现在眼前的平原。那是一片长着灌木丛和地衣植物，土壤贫瘠的荒郊，爵士说它象苏格兰的低地中的荒谷，巴加内尔说它象法国布列塔尼亚半岛的瘠地。虽然，这一带无人居住，但在远处，依稀可见一些建筑物，这显然是有人间烟火的迹象，并且据那些建筑物推断，这里不是野蛮人而是劳动人民居住。

“一个风磨！”罗伯尔叫。

果然，2公里外，一个风磨的翅膀在风中转动着。

“真是个风磨，”地理学家用望远镜对准那东西之后回答说：“那是个小小的风磨，既实用，又朴实，一看上去就十分顺眼。”

“几乎象教堂的钟楼，”海伦夫人说。

“是的，夫人，风磨是磨肉体的粮食，教学是磨灵魂的粮食的，从这个观点看，二者也是相似的。”

“我们就到风磨那里瞧瞧！”爵士说。

大家上路了。走了半小时以后，经过人类劳动的土地呈现着新气象。由荒凉到生机勃勃的转变是突然的。那里不再是百草丛生，而是一座新开垦的活树篱笆围成的农庄。三两一群的牛和三两一群的马在草原上吃草，草场四周栽着高大的豆球花树。接着，到处都是金黄的麦穗和庞大的草堆，绕着新筑的围墙的果园，这果园仿佛是一座雅致实惠而又富有诗意的大花园，就连园林诗人霍拉斯见了也不得不赞叹。此外，还有草棚、脚屋，都配置得很合理。最后，一座简单而又舒适的住宅，在那尖屋脊的磨房俯瞰之下，被那喜气洋洋的风磨的大翅膀转动的影子慈祥地抚摸着。

这时，四只大狗吠叫起来，向主人报告客人的光临。一个50上下、面容和蔼的长者从堂屋里出来。后面紧跟着5个健壮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人们一望便知，这位长者是爱尔兰的海外移民。他在本国受够了苦难，所以远涉重洋，来此地谋生，求幸福。

爵士一伙人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及身份，已听到热诚欢迎他们的话了：

“外地客人，欢迎你们来奥摩尔家做客。”

“你是爱尔兰人吧？”爵士问，拉着那位长者伸出的手。“我以前是，现在是澳大利亚人了，”奥摩尔回答说。“请进来，诸位，不必客气，宾至如归好了。”

这样恳挚地邀请只有不客气地接受了。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由奥摩尔太太领进屋里，同时，孩子们替他们卸下武器。

这所房子完全是木式结构，在屋子的楼下，是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大厅。几条长凳子，两个橡木橱，里面摆满白色瓷器和发亮的锡壶，一张八仙桌，20个人都可以坐得下，这就是大堂里的所有家俱。这家俱的房子异常结实，和那几个壮健的小伙子相称。

午餐摆好。中间是热气腾腾的火锅，两边是烤牛肉和羊腿，四周是一些水果。主要菜肴在此，其中搭配的小吃自然不少。主人热情好客，桌上的摆设引人入胜，桌子宽大，菜肴丰盛，不坐上去实在不合适。农庄里的雇工和主人平等，他们已来和主人一块吃饭了，奥摩尔指着宴席。

“我早就恭候你们了，”他质仆地对爵士说话。

“你早就候着？”爵士吃了一惊。

“凡是来的人，我都恭候着，”那爱尔兰人说。

然后，全家主仆都肃立着，他用肃穆的声音做饭前祷告。海伦夫人爱看这淳朴的风俗，看了丈夫一眼，她知道他喜欢这古风。

大家吃得称心，便开始畅所欲言。苏格兰和爱尔兰近在咫只，两个岛上的人一握手就是一家人。奥摩尔讲述了他的历史——一部所有移民被贫困驱赶出来的历史。有许多人跑到老远的地方去碰运气，结果还是找到了窘困的灾祸。他们只怪运气不好，但是忘记了怪自己不聪明，懒惰、有缺点。谁能节衣缩食，沉着冷静，善于生计，勇敢上进，必然获得成功。

奥摩尔过去是这样的人，现在仍是。他在本地几乎饿死，携带家眷来到澳大利亚。他在阿德雷得下了船，不愿做矿工，宁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两个月后，他开始经营农场，现在农场已飞黄腾达了。

这个澳大利亚的土地工是成“份”（每份80英亩），由政府估计出售。一个勤劳的农民耕一“份”，除了维持生活外，还有节余。

奥摩尔靠他的农业经验，一面维持生活，一面节约，以第一“份”的盈利又买了几“份”土地。他的家庭兴旺，农场也兴旺，渐渐地变成农场主了。虽然，他经营不到两年，已经有了500亩土地和500头牛羊。过去曾在欧洲作奴隶的人，现在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并享受着世界上最后自由的国家里的民主和待遇。

客人们听了奥摩尔的自述之后，都衷心祝贺他。他说完自己的历史，无疑地，等着对方开诚相见，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很含蓄，总是表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已说过，我不便问你们是什么样的人。爵士呢？他急于要说的是，为了寻访不列颠尼亚号，他才不辞劳苦地到百奴衣角来。他是个开门见山的人，所以首先问有没有格兰特船长的消息。

奥摩尔的回答并未给人带来好消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两年来没有一只船在这里的海岸或百奴衣角出现过。不列颠尼亚号出事才两年啊，因此，他绝对有把握肯定遇难船员没有来西海岸。

“现在，爵士，”那爱尔兰移已又补充一句，“请问那失事的船只和你有什么关系。”

于是，爵士讲述了捕捞文件的经过，游船的旅程以及寻访船长而作出的种种尝试。他毫不隐讳地说，他满肚的希望由于听到主人那斩钉截铁的回答变成了泡沫。

这些话当然给在场的人一种痛苦的感受。罗伯尔和玛丽小姐在那里听着，泪眼汪汪。地理学家想用一句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们。门格尔船长心中也不好受，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那些满载希望横渡大洋的慷慨的人们，心里已被绝望的毒汁浸入了。这时，他们忽然又听到一句话：

“爵士啊，感谢上帝吧。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的话，他一定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

第二十五章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

这几句话引起全场上难以形容的惊愕。爵士一下子跳起，离开座位，叫道：

“谁这样说？”

“是我，”在桌子那端有个农场工人回答。

“你呀，艾尔通！”奥摩尔说，他的惊奇不亚于其他人。“是我，”艾尔通兴奋而坚定地说。“我，和您一样，爵士，是苏格兰人，而且还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遇难船员。”

这一宣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玛丽小姐感到天晕地转，心里高兴地差点昏，不由自主地倒在海伦夫人的怀里。门格尔、罗伯尔、少校等也都围到艾尔通身边来。

艾尔通是个45岁的人，一副严酷的面孔，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他一定有非凡的气力，虽然很瘦。他浑身筋骨可见肥肉与他似乎无缘，中等身材，身膀宽大，举动坚决，面容严酷，神色充满了智慧和毅力。这一切使人一看便产生了好感。他似乎最近还受过苦难，这苦难在他脸上烙下的印证更增加了他的同情心。他是一个不仅能吃苦，并且不怕吃苦，而且能战胜苦难的人。

爵士和他的朋友们一看便感觉出这一点，艾尔通这个人叫人家一接触，就不能不重视。爵士代表大家发言，提出许多问题，艾尔通一一回答了。他们两个在这种场合巧遇知音又是同胞，心里百感交集。

所以，爵士最初提出的问题都是杂乱无章的，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

“你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他问。

“是的，爵士，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长。”

“是船只失事后和他们一起脱险的吗？”

“不是，爵士。在那可怕的当儿，我被甩出船帮，被海水打到海岸上来了。”

“你不是文件中说的那两个水手之一吗？”

“什么文件？我不知道这回事！”

“那么船长呢？”

“我原以为他淹死了，失踪了，沉到海底去了。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一个脱险呢！”

“但是，你刚才说船长还活着呀！”

“不对，我刚才说，如果船长还活着的话……”

“你刚才又补充了一句，他一定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啊！

……”

“是呀！他只能在这片大陆上。”

“那么，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吗？”

“不知道，爵士。我再重复一遍，我以为他葬身海底了，或者在岩石上撞死了。是您告诉我也许他还活着的呀。”

“那么，你还知道什么？”爵士问。

“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他就在澳大利亚大陆。”

“船究竟在哪儿出事的？”少校终于忍不住了。

这本该首先提出的问题，但被爵士和艾尔通之间空泛的谈话给耽搁了。现在，谈话步入正规，比较有条理了，不一会儿，那段漆黑的历史情节开始明朗化了。

艾尔通对少校先生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当我正在船头接触帆时，突然被甩了出去，不列颠尼亚号正向大洋洲海岸驶去，那时它离岸不过两英里。因此，出事地点一定就在那儿。”

“在南纬37度线上吗？”门格尔问。

“是的！”艾尔通说。

“是不是在西海岸啊？”

“不是，在东海岸，”水手长纠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