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别的出路。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1)

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教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楼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时候，贫瘠的山田也无法让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吃饱肚子，而摩擦和械斗又屡禁不止，于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远走他乡。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湖南，还有的到了海南岛，但都说客家话。在广西的叫“新民话”或“麻介话”，在四川的叫“土广东话”。其实客家话不能算是广东话，连粤语都不能说就是广东话，客家话又怎么能说是广东话？只不过客家话的大本营在广东梅县，四川的客家人也是从粤东北迁移过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粤语和客家话，也就只好管客家话叫“土广东话”了。

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际和乾嘉之后从粤东北、赣南和粤中出走的，他们已经不好再算北方人，他们说的话也不好再算北方话。不管他们说的话如何地“客味甚浓”，也只能说是一种南方方言。其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闽语、粤语和吴语那么大，也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因此也有认为客家不是什么“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李如龙先生的结论：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时期南下的中原汉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则时在两宋之际，地在闽西赣南。不过，客家人从晋南、陕东、豫中、苏北跑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又跑到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历时数百年，跨地数千里，实在很是辛苦，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

一堆石头(1)

如果如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那么闽语就像是石头，而且是活化石。

闽语的形态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时候你会觉得福建人说话简直就是在说古汉语：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当两个福建人相互询问“食糜未”（喝过粥没有）或“有伫无”（在不在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时间隧道？

闽语既古又怪，既老又杂。闽语原本又叫“福佬话”。福佬，是后来之客家对先到之闽人的称呼。反正福佬就是闽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话却不好说就是福建话。实际上没什么笼而统之的福建话，只有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等等，它们都是福建话，却又都不能对话。这正是福建不同于广东、湖南、江西之处。广东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广东话（粤语）；湖南人听不懂湖南人说话；江西人听不懂江西人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湖南话（湘语）或江西话（赣语），比方还有说客家话等等。然而福建人听不懂福建人说话，却是因为他们都说福建话（闽语），这可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事实上闽语也是汉语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石头。往大里数，是三块，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则是夹在这三块大石头中的小石头。细数，也有数出六块或九块的。石头堆在一起，挤得再紧，也各是各。闽语就是这样。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看来，弄清闽语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来的是吴人，是孙权称霸东南时从江苏、浙江跑到福建来搞“开发”的。他们把“吴楚”、“江淮”方言带到了福建，所以闽语当中，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吴语的特征。准确地说，那时的闽中，有古吴语，有古楚语，当然还有古闽越语。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过这些先期入闽的吴人和孙吴政权一样没成什么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还是中原来的汉人。他们从中原跑到福建来，原因也很多：有“避乱”的，有“征蛮”的，有“谪遣”的。比如韩愈，就是“谪遣”。韩愈谪贬之地虽然在广东潮州，但那正是闽南话方言区。韩愈也好生了得，让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韩（韩山、韩水）。不难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韩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入闽，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以后。那时中原人每六个就有一个渡江避乱，一等的“望族”随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宁镇一带的方言从吴语变成了官话；二等、三等的只好继续往南跑，所谓“衣冠八族”入闽，说的大约就是这些人。入闽的路线大约有海陆两路，定居点则有三个中心，即建瓯、福州、泉州。所以，后来建瓯话、福州话和泉州话就分别成为闽北话、闽东话和闽南话的代表。当然，现在闽南话的代表已变成厦门话了。这很让泉州人私下里嘀嘀咕咕，不以为然，因为厦门本属同安县，而同安县又属泉州府。但这就像上海话终于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代表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谁财大，谁气粗。

迁徙的时间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于闽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于闽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于闽东。“中原汉人三次入闽之后，闽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龙《福建方言》）

最初入闽的中原汉人虽然分散在闽北、闽东和闽南，当真要说话，大约还是听得懂的。但闽北、闽东和闽南，毕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岖，既不同风，亦不同俗。说起来福建的情况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远，北面有吴语挡着，南边有粤语堵着，西边呢，又有赣语和客家话拦着。就是想和北方说几句话，也没了可能。所以反倒是远离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语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环境也特别，移民总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较长，移民们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顺江而下，进入别的地区。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较短，又大多独流入海，河与河之间又有高大的分水岭隔着，移民们便只好分别在晋江流域（闽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闽北）和闽江下游 一带（闽东）互不搭界地各自折腾。鸡犬之声既不能相闻，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往来，也就生分了，最后，便连话都不通。 实际上闽语内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与海。山，就是西北诸山，闽北、闽中、闽西是也。海，就是东南沿海，闽南、闽东、莆仙是也。二者之间的分野，“恰好与晋代晋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也不奇怪。郡县总是因人而设的。从陆路入闽的进入西北山区，伴建溪而居， 于是便有建安郡。从海路入闽的进入东南沿海，伴晋江而居，于是便有晋安郡。前者从仙霞岭、武夷山向东南发展，后者从东南沿海向西北推进，等到两郡之间的空间终于填满时，各自的方言却早成定局。后来，本属泉州管辖的木兰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个二级政区（宋元兴化军、明清兴化府），莆仙话便成了闽东话、闽南话这两块大石头之间的小石头。

历史、地理、政治一齐使劲，八闽也就互不交通。

杂交品种(1)

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普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别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