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暹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要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末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土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其实这正是粤语的一贯作风。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直到现在，粤语中还有不少当年“百越杂处”的痕迹。比如“这”说成“呢”，就和壮、侗、傣、黎、布依语相同或近似。又如细想叫捻，抓住叫揿，一团叫一旧，便是壮语。乜、拧等字都念阴调，也和壮语相似。修饰词放在被修饰词后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干菜叫菜干，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壮语的构词特征。汉语和壮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语族，粤语却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种融会贯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粤语和粤语文化的特征。

粤语既然能打通南北东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这就和闽语不同。粤语是一体化的，闽语则是多元化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语文化的影响要比闽语文化的影响大。粤剧远比闽剧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有名，广东音乐也远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术方面，广东有岭南画派，福建却乏善可陈，因为福建虽不乏人才，但八闽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锣齐鼓不齐的，没法拧成一股绳，也就不可能和一体化的粤语文化相抗衡了。难怪海外的华人虽然闽人比粤人多，粤语却比闽语吃得开。

洋芋与土豆(1)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做“谷”（榖）。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玉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而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槌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菜，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值，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入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飘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崇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