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闹着要跟送我们来的车一起回去，说这么差的地方咱一刻也待不下去。小小年纪、倔强的我就是不哭，要留下来坚持到底。我跟海珠、云霞、四妹、小青、小敏一起商量后统一意见。最后决定：“既然来了，那我们怎么也得做个样子出来，否则就白来了，管它条件怎样？做了再说。来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争取要来的，现在平白无故地要回家，不丢人吗，回家去还不是种田？会有什么好的出路等着我们大家呢” ？道理明摆着。

我十七周岁、云霞十七周岁，海珠十八岁，海珠是我们学校的播音员，四妹也十八岁，邻居村的，最大的女孩也不超过二十四岁，我们同是来自农村，正是青春好年华。有些来自城镇，城镇的女孩有些有手艺的，有的还有一份在城里的临时工作，她几个听说广东好，有出息才吵着闹着一定要来的。只有一米四七的黄毛丫头我，身体还没发育完全，看上去就一小女孩。长得小巧。在家里靠收废品挣点小钱，大事和重活我也干不了。父母都是农民，本指望我们几个孩子能靠读书跳出农门。可我连高中都没考上，父母对我还有什么指望呢？

云霞的父亲有一份工作，长得纤瘦可人的云霞从小在家养尊处优，没吃过什么苦头，所有的家务事都有大人包办，自己只管读书就行。那些年考大学很难，海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一米六八的窈窕身段，人也漂亮，大眼睛一眨一眨，字写得好，手工活做得好快，能吃苦。但比起我来，她也说自愧不如，海珠家姐姐多，有点儿家务事，大的姐姐们替代她做了。大家一起住在低矮的宿舍里，想起家中舒适的床，许多同来的女孩都哭了。我没哭，是我自己要来的，怪不了谁？对我来说，只要有份工作，有工资领，我就满意。

父亲一再地交代，外面如果不好，还可以回家，家是你永远的避风港湾，我们不靠你挣钱养家，只要你平安、快乐就行。再大的苦也是由父母来扛。

天亮才发现，在广州兜了一大圈来到东莞，在落脚的寮步烟花厂里，却见一排排低矮的厂房，隔几十米处一排，领导还解释说那是特种生产经营，为了安全起见，这样的车间是安全合理的布局。这离我们想象的高楼距离很遥远，依如贫瘠的家乡，这令姐妹们十分失望。后来，若干年以后我才懂得，这个厂是市里的名优企业，生产的炮竹远销海内外呢？

这群来自井冈老区的妹子，有的哭着喊着“玉兰、小云、春霞……这些带有乡土味的、土里土气却也好听的名字，伸出手臂和胳膊，车上车下你拉我扯，有几个简直像鸟儿一样往汽车上爬，把一床床被单、背包扔进车厢，她们这是要回家乡去，说广东还不如家乡好。还没做就有几个女孩吵着闹着要跟欧阳叔叔的车回去，一个叫小敏的姑娘边哭边追逐那辆渐行渐远的汽车，急急地大喊：“我也要回家，带我回家。”好多姑娘叫嚷起来：“我也走……”。汽车小跑着带起一路灰尘。姑娘们哭了，大家都在抹眼泪。我和海珠、小青、小敏几个商量的结果是决定不走，因为还没搞清楚，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走，太不像话了。回了家也不好交待，我打定主意，是我自己要来的，我不能走，一定要在这里做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后来发现，走了七八个，并且有一技之长，有城镇户口的女孩，她们天生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要娇贵一些。留下来的，全是农家子弟。她们只吃了一顿南瓜汤煮饭，就毅然决然地吵着走了，没有一刻的停留。

师傅耐心地教我，让我感觉新奇、好玩，发现他们本地人打得很快，打着打着，也许是用力不当，突然六盘型的鞭炮散开了，落了一些在地下。我急了，一个个捡起来，学着原来的样儿想把它捆好，结果不但捆不好，还越来越糟糕，反而掉了一地，师傅走过来帮我解了围。

一天下来，台岭乡的小翠，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做得最快的一个，才挣了一块九毛钱。我就更不用说了，一天下来才有八毛钱的收入。这样算下去的话，我挣的钱不够开饭，还腰酸背痛，吃的也是不好的清淡南瓜，汤里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广东人真的也是这么吃的么？吃惯了大米饭的我们，来这里早餐没大米吃，只好自己买饼干充饥。

我们想，也许是初来乍到技术不行，大家也没往心里去，只是埋头苦干。老员工告诉我们，厂里的工价确实有点低，湖南来的老工人阿秀说累死累活一个月下来才一百多元。因此，做了一天，听阿秀她们说这里好找工作，于是边做边在心里寻思起来，可不可以在这里再找一个厂子做，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我不敢想象，才来几天就有这个念头，因为对当地的情况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第二天下了班，阿秀带我们逛街，我们顺便给家里寄信，告之家人，我已平安抵达目的地，正投入正常的工作呢！

到寮步的当晚，因为夜太黑，以为这里是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荒郊边，现在才发现这里是离县城几十里的小镇，且拐个弯就是镇中心广场，终于安下心来。

端午节，厂里放了一天的假。我们便去厂办拿了证明书说要自己找工作，厂里的人说了许多好话，我们还是要另找工作。他们只好笑着说：“好吧，你们坚持要走，我也是没法子。”还了所有人的证明书。我们再跑到外面四处看墙壁上的红色招工广告去找工作，别人还不信，我们都是劳动局联系好了才来的。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一个女孩家的去哪找，反正我们任性地不管这些，总觉得骑驴看马就好找，反正找不到还可以回来上班，厂里领导算是对我们还不错。来时，在车里欧阳叔叔为我们大家选了两个班长，正的叫李花荣，副的叫陈吉兰。两个都来自县城郊区，是菜农家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要强些。她经常去县城卖菜，算是有点见识吧。有什么事要跟工厂谈的，由他们两个代表出面就行。我们分头到镇上寻找工作，见到处是招聘广告，大多数都写着要招女工，并且按件取酬，有的厂子我们去问，人家说已经招满了，不要了。

一天，小翠和石英、红妹三人说二十里地的地方，有家玩具厂很大，现正招工，地址在常平并说她们已经报名了，人家对她说有老乡也可以带过来直接应聘。翌日，我们都拿着证明书跑去应聘，那是常平镇一个名叫“建达”的玩偶厂。这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听说是常平最好的港资厂。我想，我们会好起来的，就冲着这个厂名。结果全被聘用，人事主管看了我们那个盖满章的证明书说：“你们谁是带队的？”队长李花荣吐吐舌头示意我们别说，最后我们都没说出是谁带的队，几天后才得知，其实那天真的是误会了人家，厂方的意思是：谁带队，她们同样放她去管理我们，做个小组长之类的，是她们两个错过了一次机遇而已。

我们被分在玩偶厂的第五包装部，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竹棚里，很大，可以容纳三百人的车间。十五个人一条流水线，几乎有一半是我们一起来的老乡。前一天进来的红妹、小翠、石英等人，她们是台岭乡人，在家的时候也不认识，分在喷油部上班。听说她们车间的天那水和油漆味很难闻，可是她们做得很开心。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还有超额奖金，十天发一次，很爽。

这个玩偶厂的确很漂亮，美如花园般的舒适环境。过了两个月，我和小青、海珠等人就搬进了新建好的建达花园宿舍区，这是后话。但我们还在搭建的棚里做工，天气很热，只有几台风扇在吹，我满脸满身长满了痱子。因为我那痒痒的痱子，很想回家又找不到借口的四妹便借题发挥。她说：“英子，你身上长了那么多痒死人的痱子，还不如我们不做了，一起回家。”我笑笑说：“这点苦都不能吃，还跑来干嘛呢？我在家每年夏天也会长痱子的，这不是我的借口。而且，我在这里还可以挣钱帮助弟妹读书。”

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做下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老爸从小教育我的话，关键时刻很起作用。四妹被我一说，没辙了。我从不知道，四妹是个吃不了苦受不得累的女孩，因为他家跟我家一样穷，同在农村生活，也许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点不同吧。夜里，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理想是读师范、上大学。但生活既然让我选择南方这片热土，不管怎样的艰难，我一定要在这片土地上活出自己的精彩！”

第一章第三节

3.

清早，微风吹过，天灰蒙蒙的，不是雾，似空中的一张网，网的下面，是一张张年青的面孔飘过大街，一如飞舞的精灵，伴着欢快的笑声……

1987年的常平镇，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打桩声、机器的轰鸣声，炸响在常平振兴路、常黄路，尘土飞扬，那是修路的声音，只有一条南埔路是柏油铺就的。通往黄江、樟木头……我们住在南埔工业村，每天跑到离我们很远的振兴路西头上班。每天天刚麻麻亮，我们就踩着晨曦出发，踏着霓虹回来。其它的路还都是泥沙路或水泥路，建筑工人的汗水灌溉着干涸的水泥路。机声、人声、不绝于耳，满目生机，镇上到处是建筑工人，一群群的。偶尔街上走过几个靓女，他们就鬼喊鬼叫的，很夸张，有时候故意捉弄一番，弄得女孩子不敢一个人走。中元街是老街，全是老屋，居民住的，旁边有一排饮食店，生意好得很，我们每天就在厂门口买一碗七毛钱的汤米粉或汤河粉，味道好极了。一担米粉可以卖个几十元，而且生意好得忙不过来。宿舍门前每天都有许多本地人在卖米粉，汤的、炒的全有。

厂门前尽是绿色庄稼地，前边是稻田，后边还是稻田，旁边也是稻田，还有些渔塘，水和稻子绿油油的。对面不远处是朗贝村，一条小路蜿蜒通过，隔着水田，记得最开心的是我们经常去水沟里抓泥鳅和鱼，很大一条的鱼，把活蹦乱跳的鱼抓回来，做成鲜嫩美味，还放上一些辣椒，真是香甜可口，美不可言。

晚上，下了班，在新宿舍的凉亭里聊天，在广场上打羽毛球，飞在空中的羽毛球虎虎生威而充满生气，我就这样和玉梅、回妹、小翠几个无忧无虑地打羽毛球，一天的假，什么都不做，就打球，除了吃饭，享受出汗的感觉，很舒爽，也很快乐。

青春十八的岁月不知疲惫也不知累是什么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玩不尽的工余活动。玉梅是大山里的女孩，拥有苗条的身段，有点翘的唇非常性感，纯朴可人。她能出来打工，因此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做得也很努力。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山里姑娘，最喜欢和我打球，因为我不知疲倦，到处抢着接球、救球，这给了她信心，也给了她希望。她认为，爱抢着接球的人肯定自己不会累，而她也是跟我一样的人，算来算去，玉梅还拐弯抹角地和我家是亲戚。她的母亲跟我的母亲，是同村同族五服之内的自家姐妹，而我跟她自然也就更亲了一步，关系也变得亲切起来。玉梅是个能干的姑娘，她做出来的产品又快又好，丝毫不马虎。这也是组长刘泽喜欢她的原因所在。这种喜欢说白了，就是对玉梅本人工作品质的欣赏和肯定。当然我为有这样的姐妹而骄傲。

我是做不到的，我不大会做针线活，做事本来就慢，出奇的慢，是笨得可以的那种。回妹跟玉梅是同学，从邻乡的高溪中学出来的，离我们学校要远一些。回妹真的有点肥，但很漂亮，恰似一朵盛开的黑玫瑰，灿烂地开放了。

在建达的日子过得开心，也很辛苦，加班到十点半没得说，一天下来那些大姐姐们都累得够呛，而我这只叽叽喳喳的小喜鹊却异常的活跃，每天跟同事争来吵去，辩来论去，永不疲惫，永远年轻。

当时，我最喜欢海珠写的漂亮字，总是在想，为什么我读了初中，字还写得不顺畅。便开始写日记，还试着写一些美丽忧伤的散文，来调味多彩的打工生活。

也许是由于我做事比较有耐心，又吃得苦，车间主任指定要我做“秤棉花”这道工序。并发给每一个工友，那个月货赶得紧，天天晚上加班。

可是，一个半月下来，工资还没发下来，厂里规定押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第二个月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和老乡都没有生活费了。有的人家里寄来了钱，有的人不习惯便打道回府了，有钱的借给没钱的，大家省着用，你帮我、我帮你的，虽苦但其乐融融。然而，可恼可恨的是工资迟迟未发，本来就没叫家中寄钱来的我，早已囊中羞涩，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厂方借。我跟平时对我很看重的生产部主任钟俊说了，希望他能帮我借到20元钱，他答应第二天借给我。

可是，不知过了多少个第二天，还是没有音讯，此时的我身上只剩下两毛钱了，买一张三两的饭票就要四毛五分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他，钟俊说前几天因几个湖南妹子借了钱作路费跳到别的厂上班去了。所以，总经理说，没有他的批条，财务科不借钱。

工友们见我借不到钱，个个给我出主意，说英子你如果不秤棉花的话，整个流水线都要停工，这样他非借不可。这不是叫我罢工吗？我没敢这样做，不是不够胆而是我深知这样做将带来的后果。想来想去，我伏在桌上哭了，好伤心好委屈。出门在外，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助好无奈。

不知哪位好心的工友叫来了钟先生，也许钟俊真的是感动了，抑或是良心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