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领我到总经理办公室。借到了20元钱，这20元一拿到手，四妹立即要我借给她10元，自己只剩十元钱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为了这10块钱，我不得不牺牲一个女孩的自尊和矜持。
我记得，那是我离家第一次掉泪，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辛酸、幼稚、好笑，也夹杂着一份初来的感伤。
那一年，我十七周岁，许多花季女孩正在校园编织着少女诗一般的青春梦想。而我，已经过早地进入了酸涩的人生之旅。
没过几天，工资发了。第一个月只做二十天的货，拿了多少工资，告诉你吧，83元。这是我打工的第一份工资，我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
云霞的父亲听说我们这里上班非常辛苦，就帮云霞找了份临时的工作在家里，还千里迢迢来这里接她回去。四妹早就不想做了，正好跟云霞的父亲一起回家，我拿了20元要她帮我带回家，却不料连她自己的60元，在京沪线上的火车上，压给骗子设下的红黑牌的赌局上，输得分文不剩。云霞和她父亲怎么都没劝住她。到家时，四妹不敢跟我父母亲讲，写了封信向我道歉，说有了钱再还我。
其实，我们家里一个中学教师都拿不到的60元的工资。我做一个整月下来，第一个月的月薪150元，比我叔婆这个县组织部长的工资还高一些，而且第三个月我的工资还会高。计件取酬，手工艺技术会越来越好工资也会逐渐增加。想着美好的明天，我乐观向上的心态也在感染身边每一个人，她们都喜欢我这个小妹妹。海珠说：“英子永远都不觉得累。”小青说：“英子，过来我们聊一会儿，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成了大姐姐们的调节器。我也乐意陪她们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身在异乡，也许是爱情，也许是乡愁，海珠有一个在广西当兵的男友，经常寄些夏桑菊之类的凉茶来喝，我们也跟着沾了不少的光，享受着海珠的快乐与甜蜜。
常平镇的司马乡离镇上十多里路吧，也送去了五十个永新县的家乡姐妹，她们一放假就到我们这边与我们这一群姐妹走亲戚。如果哪个星期不放假，她们就请假来我们这里玩，要是厂里不答应，她们就集体抗议。因为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工人，她们团结起来都不干活，厂里拿她们没办法。司马乡管理区不大，她们很快跟本地人打成一片，我真佩服她们的适应能力。其间，陆陆续续有些姐妹跑回家，我们一起来的六十个女孩只剩余十四个，司马那边也有人跑回去，还有的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如深圳的京华电子厂，有我们县劳动局送出去的姐妹、那边是特区，又在市内，工资待遇很好，但因不是高中生，有些人很难进京华电子厂工作的；樟木头的一家小毛织厂里，也有我们家乡送出的姐妹。我们第一次懂得“跳槽”。当然，那个时候还没发明这个词。
受不了苦累的姐妹回家乡了，这并没有结束，回去的那些女孩到家后没说一句广东的好话。她们为了面子，也为了不让村里的三姑六婆说她们是吃不得苦受不得累的，尽情编造故事，吓唬有人在外的家里长辈，说什么的都有，把家长的人心捣乱了。怨言满天飞，像稻谷撒进火塘里，劈劈叭叭地在永新的乡村大地响开了，比去的时候还要多。“干活还坐着不准动，去上厕所还要有人顶位，一点自由都没有，这样的工作，像坐牢一样。”
“一日三餐，既然没一颗辣椒，青菜水煮的，上面漂一点油腥味，广东的菜是用水煮熟的” ，“我们在家一日三餐，广东只吃两餐，早点自己买，还没饭卖，只能像北方人一样吃面包，油条、包子之类，一点都不好。”
从封建闭塞的山村，到现代化开放的南方前沿阵地东莞。观念的改变、快节奏的生活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那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话，从一山传过一山，从这村传到那村，惊动了未回的姑娘家的父母兄姐。于是，小敏的父亲、丽苹的父亲、小云的哥哥，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几个钱，买了硬座火车票，一包干粮、一袋行李、跋山涉水，一路呼啸而来，沿着崎岖的小路，纷纷来到建达玩偶厂，要接女儿、妹妹回家。
人事部的黄经理和温一秀大姐，对嚷着要见自己家儿女的，坐在厂门前栏杆上、或夹着烟袋、或卷着裤管、露出黝黑发亮的脚肚的山村人说：“我带你们去厂里参观，你们的人在我们厂是怎么过的，她们变成什么样了？你们自己看看吧。”
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进去的几位家乡父老，他们见到气派的洋楼铺着地砖，是给自己的女儿住宿的，厨房里青亮的菜，肥肥的肉，现代化的厨具让他们这些煮了一辈子菜的人不知怎么动手操作。她们知道社会变了，一切都在变。热火朝天的车间，几百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女工都激情地忙碌着。温大姐告诉他们：“你们的孩子来这里打工，除了生活开支，每月还可以挣到近两百元钱，比她们在家里的地头田里干一年还多，厂里的香港老板是按中国的规定办事的，并派专人领他们去镇内的大街上看摩天的大楼，黄头发的外国人，进口的小汽车，晚上到霓虹闪烁的花园员工宿舍。他们赞叹，这比我们江西的八一南昌城还阔气！回到家后，看到不干正经事的后生，或无用武之地的落榜青年。就说：“别在家里闲着，跟英子她们去广东、深圳特区吧。”
善良的村人没读什么书也不常出远门，不知道广东包括了深圳特区和东莞等地。以为广东、深圳都是相同级别的两个城市。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直到近几年才好一些。因为来这里的人多了。父亲听说后，写来信，你们那边比家里什么都好，那你就好好做吧，万一吃不消的话，再回来也不迟，好好工作，要听厂里领导的话，要团结家乡的姐妹，团结同事。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什么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包括教育儿女。
爷爷在信里特别交待：“只要不是搞资本主义，生活好，孙女你就放心在那边干嘛，家里我也可以关照一下的。”平时比较懒得做农活的爷爷也能说出这个话，实在让人感动。不简单呀，平时他可是只管玩，最多帮家里煮饭炒菜，其它的家务农事一概不管。一是年龄也有那么大了，二是他老人家本来也懒惰得很，跟村里的同龄人真是没得比。但他老人家却要我好好干，家里他会关照。
第二章第四节
4.
弯弯的小河变样了，田野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崛起的楼房，楼房的窗格子飘着各色的花衣裳，在村里的上空迎风招展，无声地告诉大家这是村庄富裕的变化。
一份资料里记载，仅常平这样一个镇区，1987年到1990年间，每个月寄出去的钱达到了上千万元，汇往全国各地的都有。常平的小邮局里，每到发薪的日子，排队的长龙是寄钱回家的异乡的孝顺儿女，从她们的衣着打扮、柔和的面部表情看就知道她们多满足多幸福。我们每个月的钱，除去吃住等生活费用，其余的尽量节俭下来，寄回家给弟弟妹妹交学费。我经常去寄钱时，看见她们在邮局里面排队。这个说：我寄钱给弟弟读书；那个说，给家里砌房子；有的说：嫂子生孩子了，不寄点表示下怎么行？弟弟考上大学了，还有个小妹忧忧地说：母亲上山砍柴摔倒了，寄钱去让她好好养伤，多吃营养。好消息坏消息，都要寄钱。我们挣的钱，本来就是寄给家里贴补家用的。
1989年，据我家乡文竹镇的小邮局保守估计，每月从广东邮寄回来的汇款三百万元，取钱的只有文竹、龙田两个乡镇的人。邮局经常排起了长队领钱，家里的企事业单位，最忙的就是邮局的工作人员。你说，要多少人在东莞、番禺、深圳打工才能挣回三百万元。我们井冈山区人称广东这是“劳务扶贫。”
探亲的家长们回去了，过了几个月那些跑回家的见留下来的过得不错，还往家里寄回了钱和照片，打扮洋气了。他们便一个个相继回到了东莞，并还说你们帮我问问厂里还收不收人？兰花要来，小美、青娇也要来，都是我们村里的，青娇是我的表姐，这是观念的反差。接着永新、莲花、宁岗、万安、安福……到处都有我们的表姐表妹，成百上千的女青年纷纷争着要来广东！
如果你细心，你会发现到中华大地上正出现风起云涌的南下大潮，民工南下跳动的脉搏此起彼伏，那本来已经松散了的、毫无组织带领的人流，又逐渐被一只无形的手聚拢到一起来了……村里的人，整天谈论的是东莞、深圳特区，说得也是哪个寄了多少钱，哪个没孝心。哪个被厂里重用了等等话题。开放战胜了闭塞，文明战胜了蒙昧，改革者成功了，像潮水一样奔向大海……
海珠气质高雅人也大方，漂亮的海珠那年22岁，来了三个月，便有了港式打扮。身穿粉红的t恤衫，上面印着英文，下身是紧身的牛仔裤，有时穿条七分裤，小青也穿我们大多数人还不适应的广东衬衫，前后长、是弧形的，衬托着姣好的身材。人家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四年变模样。没几个月从服装到思想，一切都有变化。这让本地人看我们顺眼多了。我们的车间主任大鼻熊陈深喜欢、爱慕她，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海珠却认为一表人才的大鼻熊主任陈深不怎么会讲普通话，书也没读什么，硬是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难受。不是因为海珠有了男友，真的是那个时候的我们，与本地人的诸多习惯看不顺，比如他们不会讲普通话，读书不多。除了占了改革开放的优势，刚开发、大多数人还刚洗脚上田走进工厂，我们还没来得及习惯当地人的生活，就要海珠接受他那是不可能的事。凭他怎么追，海珠就是不动心。我在这方面反应很迟钝，看不出特别来。只是以为男人都喜欢漂亮女孩，仅此而已。那时我们在做一批名叫大鼻熊的公仔，运往美利坚、法国。而车间主任陈深的鼻子也很大，人也长得高大威猛，私底下被我们唤作“大鼻熊”，连他自己听到都觉得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就在我们叫着大鼻熊主任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同事，都是十八九岁花一般的年龄，车间里女孩子多，男孩就少得可怜。刚进厂时，住的地方离厂远。刚进厂时，我们住的地方跟上班的地方相隔至少三里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洗漱，而后在路边打个早餐也就是买个二角钱的馒头，边走边吃，晚上七点多下班，如果加班便要到十点下班，记得我们那个车间加班。上班、下班都要走几里路。还好，人多，不怕走夜路，但轮到小翠她们车间加班，我们这些不加班的，还要在厂门前等她们下班回家，我们都生怕姐妹中哪个不小心在路上出些什么事，不好向家乡父老乡亲们交待。欧阳说得对，出了门的我们就是一家人。这份友谊不掺一点杂质，就那么十几个人，大家很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它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大事上互相帮助，这一点很难得也很可贵。过了两个多月后，厂里修建的新宿舍交付使用了，离厂很近，我们都搬进了新宿舍，只需要十分钟的路程。省了每天起早贪黑地走，又安全又省事，开心啦。
新宿舍很漂亮，地面拼了墙砖，大家住得很舒服，明摆着比老家的瓦房要好得多。宿舍管理很严格，严到不是一栋楼的，不打招呼不让进去找老乡的地步，更别说男孩了。一块“女生宿舍，男士止步”的牌子让人望而怯步。每个宿舍前台都有几个女的管理人员，她们每天等我们上班后去查宿舍，看床位有没铺好，地扫干净了没有，还帮我们收发信件。我们很羡慕管理员那休闲的工作。而后在那里打发时间，等我们下班她们就忙。比起我们的忙碌，她们简直是神仙，既轻松又好玩。
如果每天早上六点钟，你走进建达玩偶厂的女工宿舍，六张上下铺的单人铁架床上，以各种姿势躺着十二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少女们，偶尔有一个翻了身懒洋洋地看了一下手表，便叫：“起来呀，要上班了。”准没人当一回事。虽然大家都醒了，眼瞪得大大的还赖在床上不动，眼睛望着天花板发愣。过了几分钟，又有人喊：“还不起来，要迟到了。”虽然建达不像别的厂一样打卡，但想到六亲不认的大门保安和车间组长，迟到要罚钱，甚至通报到财务部，忽啦一下，全起床了，十二个人都下床，快的跑去洗手间了，慢的还要穿衣，于是要排队上厕所的时间就特别的紧。半小时后，最后一口早点还在口中，人已在机器边操作了……
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有不加班的假日，让自己睡它个天昏地暗，分不清东西南北。这是大多数打工妹的梦想。十几年来，建达是常平的利税大户，镇政府重点保护的港资企业，常平镇的经济持续上升，楼房越盖越漂亮，酒楼越来越高档，居民越来越有钱……这与我们这群打工妹长年累月的加班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呢？厂里有货做就要加班赶出来，没货的时候也不辞退大家，轮流放假三个月，让你回家玩个够。有时，真想在工位上打个盹，闭上休息一分钟，但流水线的产品马上流过来了，中午加班的季节只有半个钟的吃饭时间，宿舍门口许多小店，拿双倍的价钱卖饭，大家还是愿意在外面吃，而不去食堂排队等候。劳动进度很紧，时间也紧，上厕所都不能让呆久一些。其实，厂里的环境很不错，如花园般有草坪、花圃、凉亭、鱼池、树荫下有水泥凳子。但谁又有几分闲情逸致去坐上几分钟呢？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