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知道，都是他去老板娘那里告的状，阿英，你现在准备去哪？”我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找到新的工作的，绝对不会比在这里差。”厂长执意要我上他的车，他说：“你东西太多，去桥梓我送你一程，反正顺路。”我把行李放在他的车上，拿到了老乡的出租屋那里。

第二天，这就找到了工作，是袁山贝的一家玩具厂。后来，那个叫红英的女孩因为加不到工资，还是没在金耀厂呆下去，也灰暗地离开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她没加到工资，听说是看不惯她为人的厂长陈添卡住的。

事后，我告诉主编妮子，说起红英这个女子陷害我的事。妮子听后说：“如果事情真的是她红英干的，那她也太过分、太坏了，我希望不是她干的。”我笑笑说：“人家两边的人都向我证实了，那由不得她狡辩。当然，我也希望这不是她干的。”

又一个星期三，桥梓吟香诗社开舞会，我依然带了阿芳和雪亚，叫上建达的文友满妧、

小荣去参加联谊舞会。我见到了那个叫红英的女孩也在，我故意走上去跟她打招呼，她告诉我说她进了桥沥一家五金厂。这家厂也很小，我也曾经跟老乡一起去应聘过。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要让她知道，我没在那两个地方工作，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有赏识我的老板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也一样过得滋润、活色生香。而她，就再也找不到在周氏厂那样的高薪了。这个世界真小，依然还可以面对面。她会有一丝心虚、一丝内疚么？很快，她就逃离了现场。那天，妮子说：“阿英你真有君子风度，换了我，未必就做得到。”后来，阿芳、雪亚、小荣知道了，那个女孩曾陷害我，气得想揍她。个个以蔑视的眼光看她。我说：“这个女孩，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她，和她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一生的教训。”我学会了一句老话：“对你身边认为可靠的人，不要抱以幻想她会跟你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

2.

百般无奈，我辗转到了袁山贝，很顺利地进入那家名叫“大众”的玩具厂。那家玩具厂招文员，刚好有个女孩不想做要辞职。她叫李红，办公室文员，是河南来的，听说另有高就吧。李红对我很好，很怕我不做，她难以逃脱掉这份工作。

记得面试那天最有趣，厂长袁先锋问我：“你以前有没做过文员。”我说：“没有。”他说：“哪你怎么会做？我们要会算工资的。”我说：“我原来那家厂都是我们这些做组长的算工资，不就是加减乘除嘛！你还有什么更难的吗？初中生都会的呀！”他又问：“那你以前做什么？”“生产线管理，仓管也做过。”我答。他又说：“你会不会讲白话？”我说我会，并现场对答了几句。他见我没问题，又拿着我的身份证来说：“你年龄太大了，小一些就好点。”这话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说给他自己听。他说：“那你写份简历来看看吧。”他心里却想，你简历上写的字不好我就有理由不要你。”出乎他的意料，我字写得并不比他差多少，他对我满意了。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说我以前都有600元了。他笑了：“说我们公司刚进来没有这么高？只有350元，你做不做？”我说：“这么低，谈都不用谈。”说完我就开始走人。他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叫住我，袁厂长说：“这样吧，我跟香港那边打个电话，下个月给你加到五百多，如果愿意我就打电话。”我说：“那好吧，只要不是太低，可以考虑的。”他打了个电话给老板，把情况一说，老板满口答应。皆大欢喜，我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办公室生涯。

前一天，我还是四处奔波找工作的人，第二天，我就有资格站在厂外招别的人进来上班了，招工是个生杀大权，别人都想进厂，你永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想想命运真是很玄的东西。

刚进厂，每天都要不停地加班。其实，我每天的工作较多，也杂，李红还没走，她在给我做交接工作，教我车缝部的工序，包装部的工序我倒是每一道都可以做的，那时厂里比较复杂，生产主管小桦跟公司总统计刘小明的关系不太好，其它部门主管包括厂长在内都站在生产主管这一边。当时，我一来就知道那个叫小明的统计不太好，他听说我被录用了，他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只给我说了一句话，李红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学会，李红不教你的你也要偷偷地学会，你要多长个心眼。我心想这个人肯定没安好心。也许这个厂有派别之争吧。

香港老板是个女的，叫余昭旋，是个离婚女人。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大学。我们都叫她余姑娘，这是香港对单身女人的一种称呼。余姑娘把小明当自己儿子一样待之，每次从港回厂，都要带一些衬衫之类的礼物给他。

小明来自四川，斯文有加，带一副金边眼镜，做物料成本核算员。没事的时间在车间、厂区踱来踱去，一双手放在后面，若有所思。经常，我就看见他是这样地悠闲。小明找我谈了两次话，希望我能跟他站在一起。其实，平常我最恨那些不好好做事，一心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特烦，我就不理他，做我自己份内的工作。

刚入公司，我除了适应工作，还为公司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想对策，因为我招进来的工人不到几个月又走了，只要有大的玩具厂招工，特别是我原来的建达厂，我们差不多是帮别人培养人才。我跟小桦还有包装部的主管蒋兰芬提过，联合所有的部门主管，跟老板提意见，说我有一个既让工人努力工作，又不用天天拼命加班混日子的好法子。我对小桦说，你每天按生产进度测试员工的平均速度，而后每天按10小时分配任务，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就下班，加班费照给，晚上爱去哪玩去哪玩，或者给点电影票给他们，完成的看电影，没完成的继续加班。我的理由是工人们知道反正他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不管他有多努力，都得加。还不如省点力来陪你们这些主管磨洋工。还有一层心理是，员工认为反正死活都得加班，工资未见得高多少，做得快的完成还要帮别人，一样不能下班，因为是流水作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干脆混日子，慢慢地消耗时间。如果完成就能下班，且加班费照给，那肯定是另一番天地。我自己做过工人，了解他们的心态，我在建达刚做组长时就是这样管理员工的。

后来，小桦觉得有理，商量后在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并强调说是阿英的经历。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改革后的车间一片热火朝天，原来每天十一点还没下班的员工，合理地安排每一分钟。结果，晚上九点不到全下班了，有那么几个快的，晚上六点半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皆大欢喜。一个月下来，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资涨了不少，但时间也用得少了

，谁不高兴，最开心的是老板，第二个月准时给我加了工资。

我发现员工没事做了，又不知干什么好？于是又跟小桦和厂长袁生商量，由我负责搞一块黑板报。让公司给我两到三块黑板，发挥员工的业余文学爱好，利用节假日，每隔一段时间搞一次文娱晚会，让员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一致响应，说我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样，也可以教育员工怎么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教他们要团结、助人为乐。这样，大家有了精神寄托，打架之类的事就会减少。小明坚决反对，说：“我们公司的员工领工资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都写不好，还写什么文章。笑话，阿英，你的想法很好，但难以行通。”我说：“不认识字的员工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员工还是希望业余时间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不信，你找工人打听去。反对无效，这件事我做定了。反正，我不要求公司给我编稿费，也不要求给员工稿酬，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先做好再说。”大家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管后勤的陈昌志极力支持，拿了三块平常不用的大胶合板，涂上黑色的油漆立马变成黑板，订在墙壁上，一块黑板报园地就这样诞生了。

我利用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没占用上班时间一分钟，编稿、写稿、画插图。用的是粉笔字、一片绿色的芳草地就这样诞生了。我记得当时写了两篇散文，几首诗，还配了一些图，都是我花几个晚上做出来的。红黄蓝绿的粉笔，在我的手中飞舞着，像缤纷的蝴蝶，轻歌曼舞起来。因为是第一次做，我费了很多心，包括创作、诗歌。尽量满足年轻人的心理。第一期稿子做出来，很受员工的好评。当员工们知道这些诗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时，他们下了班看的看，抄的抄，为了给他们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也为了给员工希望，同时不让自己唱独角戏，也要堵小明的嘴，我倒要看看，到底公司有多少爱好文学艺术的员工。我写了个征稿启事，让工友们没事给我写一些散文、记事之类的文字，小说、诗歌、小品都行，希望大家共同成长，把公司当成自个儿的家。

余姑娘回来后，看到公司变样了。员工们变得懂礼貌、也爱听主管的话，特高兴。知道是我这个小文员做的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效，不禁对我另眼相看。袁生就说：“余姑娘，当初我本来想不要阿英的，看她那么大的年龄，就是看到她有这能力，才留下她的。”其实，他说的也是实情。当初他是有点嫌我大，如果那时他看出我已经结婚，也许还是不会要的。我也笑着开玩笑：“不要我是本公司的一大损失。袁厂长更是少了一个可以帮他写招工启事的。”因为他感觉我的字还行吧，每次该他写的招聘广告都由我代劳，他省心省力。包括一些抄抄写写，甚至消防考试、统计考试，他都是先拿书给我看，而后让我帮他答题。袁生有个爱好，就是画画。没事的时候，我就请他帮我画插图。他挺开心也特别卖力。

第五章第四节

3.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公司在饭堂搞节日联欢。事先我准备了好多节目，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橡棋赛、跳棋赛、乒乓球赛、篮球赛、踩气球、猜谜活动等分区进行。赢了奖品多一些，输也有鼓励奖，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台表演，谁想上都给机会。唱支歌也行，奖品丰富，工友们积极响应。200多人的大厅，围成一个圈，一边看节目，一边吃月饼、花生、橙子、糖果，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我是整个晚会的主持，首先我自己站出来，用普通话、四川话、河南话分别报了一次幕，一下子就把大家紧张不敢上台的气氛搞活跃了。工友见我能用她们的家乡话报节目，都乐了。我说：“下一个，哪个来唱支歌？哪个，在哪里，站出来，在我身边来。”这是地道的四川广安话，我说得很顺溜。那可是邓小平故乡的方言，引得大家纷纷走上舞台，唱她们自己喜欢的歌，算是卡拉式的晚会，大家高兴就行。

那天，还来了一群特别的嘉宾，他们是香港东方时报的实习记者，香港社会大学的新闻系学生。一次在石排的一家工厂被大火烧了厂房，他们在采访中认识了一群打工妹。后来有个叫王丽的女孩就是幸存中之一。王丽在我们公司做工，比我来得早，她们自己不讲，事先我不知情。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王丽才过来，她只跟我说有两个香港的大学生想参加我们的晚会。我邀请他们一起跳舞、唱歌，并参观我主编的黑板墙报，与员工同乐。

过了两天，我们公司关心员工业余生活的事迹在香港的《东方时报》登出来了。许多人打电话给余姑娘问好，把我们的老板余姑娘乐坏了。她没花一分钱广告宣传做到香港了。你说她能不开心嘛，一开心就给我把工资加到了她承诺的五百元了。我那时进公司刚好一个月，人家说老板这么快就给新员工加薪还是头一回。

小明表面上跟我说好话套近乎，总以为他对我没什么意见。后来有一次听李红说，你信他呀？我是要走的人了，不妨告诉你：“阿英，这种人说什么你都不要信，他在你面前尽说好听的，说你能干，说你有实力，有领导力。背后怎么说你，爱出风头，卖弄才情，搞什么黑板报？纯粹是为自己出风头而已，显示她能说会写。其实，这块黑板是她自己想做的。”我说：“是的，李红，我自己真的想做一份企业内刊。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为公司出一份力，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对公司有用的人才。这难道也有错，我才懒得理那个小明。要勾心斗角找我算是找错对象了。你当面夸我，我就当你是夸我，一样的天，一样的脸对着他。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快乐，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和那份工资，也就够了。至于别人说什么？我才没时间理会呢？我不是一个爱说闲话的人，老板请我来打工，也不是让我来搞事的。做好自己的本份，管你是谁？小明，不也是仗着老板对他好吗？”那段时间，我跟余姑娘有过一次对话。

余问：“阿英，你来了有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你从来都没什么话跟我私下里说？”我笑笑，反问她：“老板，您就那么喜欢有人在您旁边告诉您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这个做了什么，那个又做了什么？您觉得这是正常的汇报工作吗？我以为，那只是间谍所为。可是，我身边的工友做他们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各司其职，那些经常不怎么想着做好工作，只想着老板什么时候来，告同事一状的人，您不但不能奖励，还得罚款，因为他们把同事关系复杂化了，本来人家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