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过来，说有一首我的诗发表了，让我去报社领稿费，他告诉我有五十元的稿酬，五十元对于我这个没工作的人来说，可以抵流水线两天的工资，我想也没想，就说，你帮我捐了吧，给政府救灾办公室，说完“谢谢”我挂了电话。心情飞翔，“施比受有福”，这句话我算是深有体会的，整个社会到处都成立了救灾办公室，捐者无数，捐款捐物的人是幸福的，至少，我们没受难。

孩子带到一岁半，回到家婆婆很高兴。我的孩子见到家里的耕牛特喜欢，一天到晚追着他们玩，小城里回来的孩子见过鸡和猪，却没见过那么高大的牛，所以每天都要去看家里的那头老黄牛和小牛。呆在农村的日子新鲜有趣，他开始不吃奶了，并说那很臭，一到晚上又偷了吃，我呆在娘家，他见不到我，天天吃康师傅方便面，几天就把母奶戒掉了。孩子也乖，开始了他的五谷杂粮的新生活。

这几年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广东打工，村里的生活起了变化。除了过年过节，平时很少有年轻人在家，全都到广东打工去了，他们都说，你不出去打工挣点钱，在家种田，有什么出息

前些年，村里批了六十栋房子的地基，到九八年，陆陆续续有人家建好房了。一栋比栋气派，跟东莞的民居外部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有的是结构上的区别，用料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人们挣到了钱，还开了眼界，不再做家里原先的土屋了。钢筋水泥墙砖，里面装修得不错，我就一直在家里，帮助家里建新房子，每天去河边挖沙子，装车，请人运沙子。拖砖头，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有时还要去山上抬几根干木头回来，做模板顶子用，房子是正方的，不像东莞的户型样曲里拐弯，也不像别家的房子只有七八十平方，我家的房子是长方形，每间都是正方的，从打基角到建成房子，共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我一直很努力地做着各种事，泥工木工一起进门，每天都做好菜招待，我跟母亲两人最辛苦，既要顾家里，每天还要挑砖头上二楼，做房子是个辛苦的工程，买水泥、钢筋、石灰、还有许多该买的。农村生活大变样，我家所有的亲戚家里都建了房，只有我家，我在想我应该建好一点，因为我家是最后的嘛，应该也要是最好的。因为资金不够，父母有了争执，父亲是保守派，他觉得反正有旧房子先住着，先建一层，里面装修，住进去，母亲认为二层半一次性建好，借钱就借钱，懒得到时又要去搬运模板顶子之类的这许多东西。打好了框架，造好房了，以后有钱慢慢还债、慢慢装修。这样省钱省力，否则什么东西都要搬来搬去好多次。两人都有道理，我赞成母亲的建议，帮着说服父亲，三比二，父亲只好妥协。

年底，一栋二层半楼高的房子驻立在村头迎风朝阳，外前面拼了瓷砖，两边侧面用水泥粉刷一新。里面装修慢慢来吧。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用光了。没钱，连工匠钱和泥匠的钱都欠着几千元，好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欠的是手艺钱，你没有就慢慢给，也不急。

房子修好了，我得想办法挣钱装修，不然猴年马月才能搬进去居住呀？秋锋挣的钱不多，我得出去打工呀！做好了房子，所有的心事就放下了。等待我的是到东莞去找一份好点的工作。打工，也许是一条不归路，像文学一样，走上去就没法回头了。

第十一章第六节

6、

病倒过，我深知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99年春节刚过，我收拾起心情，再次踏上东莞这片熟悉的土地，一般有过找工经验的人都知道。年前两个月，工作容易找，过了年后的两个月里头工作不好找，特别是正月，求大于供，企业不愁招不到工人，且春节后两个月之内广东省有文件规定禁止招收外来民工。这些年一直是这样。我并不急于找工，而是在常平木抡村的一间秋锋租住的出租屋里，那个出租屋毫无商量的余地就接纳了风尘满面的我，我关在屋里写稿，拿到《东莞日报》、《常平》报和一些杂志上发表。我知道，三天不出门，世界就变样了，我并不急于找工作，却急急地走进了华城电脑培训中心。

我学的是ofice办公应用软件，在电脑培训室，我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同学，电脑室一般有四种人，一种是中小学生，一种是急于找工作但苦于没有一技之长的，一种是企业老板，他们都是上了年龄的，为了赶上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办公而学，还有一种就是以学电脑打发无聊的时间或跟上时尚潮流的，我要写的就是这一类人。一米六五的陈青娇媚动人，属于标准的魔鬼身材，她学过影视，也拍过广告，一个是米妮，米妮是兰州人，大本学历，在内地是电视台的主播，普通话说得很标准，长得秀秀气气的，一个小娜，她们三个都有男人养着。没事干才来学电脑的。陈青说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她们每天一起出去吃饭，也带上我。上的都是高档的馆子，一吃几百元，付款时眼都不眨一下，一点儿不心疼。我不去，她们几个就拉。说实话，当时，我非常想不通，这么靓丽的女子做什么不能挣钱，偏偏走了这一条路，我也去过陈青和小娜的家，陈青的男人在一家外资厂做高级管理，听说就要跟老婆离婚把她转正。他们买了房，也准备出洋。小娜的男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香港货柜车司机，还经常到培训班来接她下课。她边学英语也学电脑。也许我原来学过ccdos系统，有基础，她们每天不懂的基本都是我教她们。

所以，她们很喜欢我，大家知道我没钱没工作，写作也挣不了钱，对我很好。接触久了，我也知道她们的一些辛酸故事，也就理解了她们。经常请吃请喝，我感觉她们每个人都会做一手好菜，煲一盅靓汤。学电脑陈青最聪明，一学就会，但她忘得也快，我最认真，那个小娜就摸不着门道。每天蒙查查的，学了也等于没学。十五天的课程我学完了，也暂时在那里练习打字速度，她们接着学别的软件，我把所有办公软件的书都买了，偷偷学会了。便开始想着去找份工作。

，本来文联的一位老师介绍我去另一家鞋厂做厂报文学编辑，可是我来晚了一天，人家已经招了人在试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找工作的艰辛，由于我的心气比较高，只要是我做过的工作，别人给我的薪水不高我就不干，诸如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我更是问都不问，我怕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扼杀我的浪漫情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我又想到打工族中写一些悲欢和奋斗事迹，激励自己不断上进。

记得夏日的一个早晨，我早早地起床来到了东莞的智通人才市场。呵！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招聘单位排开去也有四五十家，招什么的都有，包括普工，我边走边看，花十元钱买张门票便可以入场，应聘什么工种好呢？我走到一个叫力图的玩具厂问招工的人说我应聘人事文员，那人抬眼看了一下我，说，你是不是大学生。我说：“不是。”“不是不要的。”他答。“为什么，我想听听原因，我不愠不火。他说：“没有读过大学不可以写东西，很多工作做不到。”一听写东西我就来劲了，我说：“我没听说过一定要有大专学历才可以做的，这个算不算大专学历，我有没有能力做这份工？”我把鲁讯文学院的结业证、作协会员证和厂证摆在他面前，我做过两年人事主管呢？够了没有。不够的话我把简历给你。”我又摆出了发表过的报刊剪辑本和出版的诗集。这下他彻底服了，给了我一张求职表，我填上后给他，连我的地址、联系电话也没给留下，我感觉即使进了那间厂，跟这样势力的人做同事，工作也不会开心的，我这样做只是想告诉他不要唯文凭是用和以貌取人。生活就是这样，你越是软弱，人家越是看不起你，你强一点，人家便拿你没法子，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随后，我又进入了另一个招工的摊位，这次是人事助理，那两个招工的人看完我的简历后特开心，填了表格还说了好多好话。然后又去了几个招工处，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位，有一家茶山的公司聘我做业务员，32元/天的待遇，但要自己先掏出成本，这工作是有挑战性，但我没足够的钱来跑市场，且做业务一年打不开市场，需要持久战。那时，一般的人都觉得做业务员太累。我想找一家月工资过千的企业做厂刊，那天没有厂要招企业内刊编辑，也只好回来，以后再说吧。

有一天，碰到《常平》报的梁老师，他告诉我，让我去欧威尔工艺品厂找湖南宁湘来的姜上泉看看，他的笔名叫宁湘，他说姜上泉是厂里的人事主管，又是厂报编辑，再说那时厂里也需要人，看能不能介绍个写字楼文员之类的工作。我去了，上泉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他说他会找机会安排我进写字楼的，先让我在车间做一段时间，说写字楼暂不缺人，有机会了一定让我去做，为了生存，也为了感谢他的好意，我去上班了。我知道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工作，这样也好，无官一身轻嘛，做员工虽苦，但乐在没有精神压力。

我被分在流水线上，波丽工艺品的修补工，车间里吵的要命，白色粉末到处乱飞，只是有点不习惯，我想适应几天就好了。上泉安排我进这个部门是一片好意，想让我多挣点钱，听说这个部门一个月的勤工奖就有八十元，比别的部门多出二十元。有熟人介绍才能进入这个部门的。那个九江的副组长燕子听说我是她那个部门的，首先就问我是谁介绍的，看她挺得意的样儿，以为我到她的部门去做女皇帝，而不是来打工的。我说没人介绍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她不信。人家都告诉我，这个跟我一个省的江西女子心眼好坏。要我以后少理会她。上了班才知道，我很不适合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这个车间嘈杂不说，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且灰尘满天。刚来的时候，天天加班，工友们都觉得很累，而我居然苦中作乐，天天在饭堂敲我的小霸王学习机，一天2000字的文稿投入信箱，我给姜主编较上劲说：“看你的打印速度快，还是我的写稿速度快。”编辑们也一个个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把我推上执行主编的位置，因为我们都在生产一线作业，所以执行主编也系挂名，我们只管自己写稿，完成采访任务，真正的编辑工作由姜主编一人承担，由文员张玉红负责排版设计打印，以后的日子，稿件不断被各级大小刊物，黑板墙报登上大雅之堂，《春草绿》成了常平企业文化的一朵奇葩。也受到常平文化站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已有三十多篇文章被《东莞日报》、《东莞文艺》、《常平报》等各大报刊选摘。

其实，《春草绿》在我没进厂前，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声名远扬。除了努力写作，我还要适应环境，我对工作向来都是认真、负责任的。

谁知进厂的第三天就开始咳嗽，起初以为是感冒，吃点药就行，每天打针，吃药，坚持上班，谁知这病不但没好且越来越严重，我好不容易才请到半小时的假，去了厂外的医务室拿了点感冒药，还是不见起色，头重重的晕晕的，高烧持续不退，打喷嚏流鼻涕，最要命的是咳嗽，几十人的大宿舍每晚吵得工友们都没法入睡，耳内像秋蝉在叽叽地叫个不停，又吐又泄也不想吃饭，连走路都没劲。

接连五天，我滴米未进，每餐只吃两羹匙的葡萄糖就赶去上班，到第七天已是吃啥吐啥，站立不稳，我想这绝不是什么感冒。于是左说右说才请了假，燕子还说我是假装的，我连跟她解释的力气都没了，我真想去常平医院作个彻底的检查。

那时，货赶得死紧，我只请了一个晚上的假，每天累得够惨，连货都拿不动。幸好，我们的班长杨清林善解人意，他把最好做的货分给我做。当时，我已身无分文，新进厂连一个老乡也不认识，认识工友又都没钱，再加之我这个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轻意求人借钱，是新认识的好友余小霞，她得知我病了没钱，就拿出仅有的一张五十元大钞，那晚下班后连冲凉都没来得及就陪着我，去厂外的卫生院看病，仅有一面之缘的文友焦雪，自己身无分文，却到老乡那里好不容易才借来些钱给我，这段时间已接近发工资，她借这十元钱确实跑了好几处，大家都没钱，眼巴巴的等待发薪水的日子，虽然是杯水车薪，但这份人友情、这份关爱温暖着我，借来的钱几天就用完了，没钱有病的日子，真的不好受。

这时候，我们《春草绿》的主编姜上泉，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病了，跑到车间找到我关切地问：“身体是本钱，你有病为何不去请假看医生？说着把一百元放在我的工作台上，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也听不清，一任泪水横流，爬满我的脸颊模糊我的视线，我连一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他已经走出了车间，一工友问我：“他跟你很熟，是你老乡？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我只是他招进来的员工之一，进厂那天才真正认识他，只是给《春草绿》写过几篇稿子而已。

就在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春草绿》的兄弟姐妹们热情洋溢地在培训室共商组稿事宜，探讨文学创作，而我却躺在九江水的一家诊所里，让点点滴滴的渗有青霉素的葡萄糖注射液缓缓流入我的静脉。

又过了两天，病俞来俞严重，算算已有十多天了，这时耳鸣与咳嗽伴着我整夜无眠，我想准是体内那个部位出了问题，得好好去常平医院查查，于是我斗胆找到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