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政治人物的邀约又是万万不敢推辞的，自古就有“民不与官斗”的训诫。否则，还没见上一面就先把人家得罪了，以后在上海滩上还如何立足。

各自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会场。心中盘算的几乎都是如何应对即将面临的摊派场面，以及如何利用最巧妙的言辞减少自身的份子。

一名貌相儒雅、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准时步入会场，身后跟着一名青年将官，和名满天下的前朝第一官商、如今的中华总商会会长盛宣怀。

那人居中而坐，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开口说话。声调虽然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人陆少阳。我左手这位是上海军管会主任王啸飞，盛宣怀先生我想大家都是认识的，就不必我多费口舌了吧。”

这时所有商贾都站了起来，垂手恭立。按前朝例，无论什么人，见了这种级别的朝廷官员岂有不下跪之理。如今共和国虽早已废除跪拜礼，宣扬人人平等，但行为恭敬总不会错的。

同时他们也在留心观察这位国家元首级的大人物，以及王啸飞这位本市新任父母官——威震江浙皖战场的少年将军。把原本在任何场合都应摆在主角地位的盛宣怀也抛开了。只因这个明星阵容实在太强大了。

然而一看之下，无不为之愕然！两人面光无须，既没有北洋官员们的衣服笔挺，皮鞋锃亮，胸前挂着一排丁当响的勋章，手戴白手套的做作；也没有前清大官横坐太师椅的排场；而是布衣布鞋，装束简洁，神态从容、随和，带着自信而沉稳的笑容，看上去令人亲切而又肃然起敬。

陆少阳举起双手，向下虚按，道：“各位工商界的朋友，大家快请坐下！不然我们三个就都要站起来和大家说话了。”

“朋友”二字从他口中一出，会场气氛顿时轻松了几分。这个名词既陌生又亲切，一下子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不觉纷纷依言而行，坐定。

陆少阳继续道：“我们到上海没几天，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我知道大家是怕见官的。为什么怕呢？那是因为当官的见财主，不是要粮，就是要饷。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政府今天不会、将来不会、永远也不会，以任何名目向我们的国民摊派任何税收以外的科目。我还要告诉大家，不管哪一级的官员，只要胆敢向老百姓伸手要一分钱，国法必惩。”

如此直截了当的表白一出，立刻在众人心中掀起滔天巨浪。有人不由自主站起，瞪目结舌。这些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工商业巨子，脑海中一时间涌上同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朝廷、什么样的政府？虽然共和军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可是在他们的习惯逻辑中，历史上每一支有志改朝换代的起义军，无不如此做作。哪里有过对富豪巨绅们也这么客气的？

坦率的说，即使真的要摊派，许多人是心甘情愿的。由于上海军管会一系列针对外国势力的果断举措，使得这些数十年来一直在外国列强夹缝中痛苦挣扎的民族实业家们，在短短几天之中，痛快得无法形容。随着外国势力的极大削弱，一个本国资本家梦寐以求的井喷式发展机遇立刻摆在面前了。这是多少年、多少代人的梦想了？没有人说得清楚，却那样真实地摆在眼前。这样利国利民的政府都不支持，除非真是个傻子。不过话说回来，真正掏自己腰包的时候难免是有点肉痛的。这也是会前共通的群众心理。

陆少阳的讲话在继续，语调变得轻松有趣起来：“我听说还有不少工商界的朋友怀念前清的，怀念前明天子的，怀念袁世凯这个北洋大帅的，想走，去江北，去东北。”

“走也可以，如果以后后悔了，要回来，我们还是欢迎！我相信产业界的大多数是愿意和政府合作的，但是——”

他突然提高音量，道：“也有少数人反对我们，反对共和！”扫视全场，眼中射出冷电，话锋一转道：“孙总统把我派到这里来，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对斗争也是有准备的。”

用一种极犀利的目光威视全场，冷冷道：“我们也完全有办法、有信心对付那些违法乱纪、破坏共和的人！”

全场凛然

众人心中一时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位陆总统真是有“礼”有“兵”啊。

“兵”很快就真的来了，王啸飞忽然从座位上起立。“啪”，一圈标准的军礼。

“各位都是工商业巨头，想必也都是爱国的。我想大家也清楚，财政改革、发行纸币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利国利民利大家的。政府的法令如果得不到贯彻执行，那么政府就没有了威信，那么我这个执行委员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国家正处于军管时期，所以呢，国法就是军法，军法也就是国法。”

王啸飞这段话虽然是以极平和的语调说出，但听在每个人耳中，却字字如炸雷。没有人会怀疑这位手握雄兵的青年将军说话的分量。句句紧扣一个主题：币制改革。同时语带威胁：国法即军法，服从的给糖吃，不听话的上军法。而所谓“币制改革”，其中心自然就是政府严令私人不得持有的金银外汇了。在座的没有一个糊涂人，第一反应就联想到家中那些私藏的金银财宝了。

正心惊胆战间，一直默不作声的盛宣怀开口说话了，语调温和。

“各位同仁，在座各位都是宣怀的老朋友，有的还是宣怀的前辈。宣怀现在担任的这个中华总商会会长，并非官方机构，而是一个协调官方与工商界的合作组织。”

盛宣怀在中国工商界享有无可比拟的威望，且一口一个“宣怀”，气氛顿时又轻松了下来。

“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此时与会者个个竖起耳朵听他这段话，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吞到肚子里去。只因这段话无一不关系到各自的切身利益。言下之意似乎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说：政府对私人企业不但不会横征暴敛，甚至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供便利。虽半信半疑，但心中也起了些波澜。

只听他续道：“宣怀不才，然担此大任，当上为国解忧，下为民请命。如今政府对洋人采取的雷霆手段虽已收效，但洋人于本埠苦心经营数十载，盘根错节。要说把他们连根拔起只怕还为时尚早吧。不知各位同仁前辈可有什么计较了？”

这番发人深省的言语一出，人人神情凝重，陷入深思。列强虽失去了特权，但不论从资金、技术、人才、经营渠道等方面，都非本国企业所能相抗的。同时渐渐开始相信这个政府是真正在为本国工商业振兴保驾护航的了。

这些共和国的官员直率坦荡，字字千钧，开诚相见，绝无满清、北洋政客那份阴险、诡诈，不顾民生。当时在座的许多人士在几十年后仍由衷感慨道：“陆少阳先生真正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共和，什么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陆少阳先生开始的。”十几年后的中国纺织大王陈家驹先生会后回到家中，一进门便对满屋子等待着他消息的家人及各厂厂长们大声吼叫道：“明天就开工！跟他娘的洋人干！哈哈！”

会场上落针可闻，盛宣怀忽然问出一个很突兀的问题：

“大家听说过峰青集团吗？”

第五十一章峰青集团

一

“峰青集团”这个名词一出，全场唏嘘。峰青自成立至今虽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在中国工商界，已是无人不知了。

峰青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产，集团性质为金融投资集团。集团直属的全资实体有：湖北工业大学、新华日报社、武汉重型机械制造厂、武汉造船厂、武汉纺织厂、成都飞机制造厂、长沙造纸厂、罗良工业园（以川南罗良镇为中心兴建的轻工业园区），另辖十几家合资控股工厂，以及在各地陆续收购的大小钱庄、票号等，主要分布在川鄂地区。业务范围几乎涵盖了当前中国轻、重工业所有层面。

盛宣怀缓缓道：“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公布一条消息。就在昨天下午，汉冶萍集团董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再次分立为‘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公司’和‘萍乡煤业公司’三家单位，同时折股并入峰青集团。”

一语惊四座。众所皆知，汉冶萍集团的前身是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以及萍乡煤矿，而其骨干单位汉阳铁厂自建成之日起就已是远东首屈一指的钢铁企业了。当年由于经营不善导致铁厂连年巨额亏损，清廷才不得不批准张之洞的奏请——将铁厂交盛宣怀官督商办，并公开向民间募集股金。不久后又改为完全商办。盛宣怀接手后，经陆少阳建议，将铁厂、煤矿、铁矿三家合并，才有了今日的汉冶萍集团。其后在陆少阳这位来自未来社会的经济专家领导下，又有秦长风、任安平这两位理工专家主持的湖工大作技术后援，汉冶萍集团早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

如今汉阳钢铁厂已建成4座高炉，日产生铁1050吨，8座容积30吨的平炉，年产钢达12400吨。下属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铁货厂、造钢轨厂、鱼片钩钉厂等11家分厂。萍乡煤矿年产煤154万多吨，出焦72万多吨。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石46万多吨。在充分保障汉阳兵工厂、修建粤汉铁路等国内钢铁消耗的同时，所产钢材已初步打开了东南亚市场，集团年利润达白银310多万两。无愧于“远东第一铁厂”之称。

一座规模如此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突然宣布整体并入全国资金实力最雄厚的金融投资集团，其震撼力可想而知。

此起彼伏的惊叹唏嘘声中，盛宣怀缓缓环视一周。似乎是对场上反应尤感不足，微笑着又抛出一枚重磅炸弹：“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的。”

“中国通商银行，最近也已决定——并入峰青集团。集团将以通商银行为骨干，吸纳旗下所有钱庄、票号，重新整合为一家新银行——峰青国际银行。”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银行，有的只是钱庄、票号等旧式的金融机构。因为那时中国资本主义还在萌芽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尚无开设银行的需要。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为了推进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需要建立银行这种新式的金融机构为控制中国市场创造条件。上海是最早开放的商埠之一，自然、社会环境又比较优越，所以最先侵入中国的外国银行便出现在上海。

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是英国的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该行总行原来设在印度孟买，1845年改设于英国伦敦。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成立分理处。道光二十七年，又在上海开设分理处。英国政府对丽如银行给予有力的保护和支持，颁给“皇家特许状”，使它成为“特许银行”，发挥殖民地银行的职能。早期的丽如银行，通过经营国际汇兑、发行钞票、收受低利存款，从中国攫取巨额暴利。19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市场上流通的钞票都是丽如银行发行的。所以丽如银行就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座金融堡垒。在当时上海外国侨民中，丽如的经理与助理都是显赫人物。

丽如的巨额利润使其他英国银行势力对此十分眼红，也纷纷效尤，来上海设立银行或分支机构。如有利银行、汇隆银行、麦加利银行等。同治朝以后，出现在上海的英国银行就更多了。

除了英国，其他外国侵略者也相继来上海开设银行。咸丰十年，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光绪十六年（1890年），德国的德华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光绪十八年，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光绪二十二年，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光绪二十八年，美国的花旗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同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光绪二十九年，荷兰的嗬兰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

而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银行，则迟至1897年方才成立。那就是盛宣怀奏请朝廷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存官款一百万两，议定周息五厘，第一年至第五年只付利息，第六年起开始还本，每年二十万两，五年还清。虽是商办的私营银行，朝廷却特准其发行纸币、铸造银币、经营国家证券，权力与国家银行相仿。开办时资本定为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先收一半。当时由盛宣怀认购一百万两，杨文骏等总董认购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让各地商民投资。后来又在全国各地设立分行，经营情况良好。

由于盛宣怀手眼通天，通商银行自成立之初便享有种种同业无法企及的特权。加之经营有方，业绩良好。所以，在中国银行界中不做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