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於定襄。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40]。李渊也是称臣并接受可汗封号者之一。李仲文、刘武周等既臣服突厥，突厥乃封以可汗，可汗必有可汗号，南面、定杨、大度毗伽等等，都是可汗号。只是李渊所受的可汗号，为史臣所遮掩，已无从考知。李世民自称与突厥有“香火之情”[41]，陈寅恪先生感叹“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42]。加拿大学者陈三平（sanping chen）研究唐代皇权继承问题时，也强调了李唐皇室的北族文化背景[43]。由此可见，当贞观四年唐王朝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时，唐太宗欣然接受“天可汗”的称呼，是有深刻的历史缘由的。天可汗与此前李渊所接受的突厥可汗之间最大的差别，一定是反映在可汗号上。李渊的可汗号虽无可考，想来与南面、定杨、大度毗伽（解事）等大致相仿，足以体现与突厥关系中始毕为君李渊为臣的性质。而现在天可汗的可汗号，则体现了唐与突厥全新的政治关系。

更早被突厥尊为可汗的中原王朝皇帝，是隋文帝杨坚。《隋书》载启民可汗上隋文帝及隋炀帝表文两件，上文帝表直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上炀帝表提到“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44]皆以莫缘可汗称文帝，显然是尊文帝为可汗，其可汗号就是莫缘。莫缘可能是突厥得自柔然的官号[45]，谷霁光猜测莫缘即莫何、莫贺之别译[46]，此处用作可汗号，其为美称，自不待言。根据陈三平的研究，莫贺、莫何、莫贺弗，从语源（etymology）上看应当来自古伊朗语的bagapuhr, 原意为“神之子”（son of god），与兴起于姬周的“天子”实有共同的远源，当然这个词汇传入草原以后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常常被用作部落酋长的官名[47]。如果这一研究可信，那么莫何作为名号分化而为官号与官职以后，官职虽然贬值了，官号却保留了早期的某些意义。隋文帝、隋炀帝对启民上表中的莫缘可汗受之泰然，不是曾经正式接受过这一称号，就是默许了突厥一方的如此称呼。谷霁光认为隋唐两代天子皆对突厥称可汗，从而把隋唐国家定性为“二元性帝国”[48]。从柔然侵逼北魏，到突厥凌驾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中原政权对柔然和突厥的可汗号制度已经相当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并先后给阿史那氏皇太后上尊号为“天元皇太后”和“天元上皇太后”，就是以仿行突厥可汗号和官号的方式，来向突厥表达和解和改善关系的意向[49]。

因此，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由于突厥汗国与中原政权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两者间密切的政治接触带来了文化交流。对可汗号制度的了解，对突厥所给予的可汗号的接受，使隋唐政治文化受到明显的和持续的突厥影响。事实上，基于对突厥可汗号制度的了解，隋唐朝廷也以向突厥封授可汗号的方式体现王朝意志。比如：隋文帝拜染干（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50]，隋炀帝赐内降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为曷萨那可汗[51]，唐高宗赐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52]，武则天赐步真之子斛瑟罗袭封继往绝可汗、寻改封竭忠事主可汗[53]，又赐突厥默啜为迁善可汗、立功报国可汗[54]，唐玄宗册立突骑施别种苏禄为忠顺可汗[55]，等等。隋唐朝廷向突厥赐予体现王朝意志的可汗号，反映中原王朝对于突厥政治文化中可汗职位与可汗号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了解，并且还能够主动加以利用[56]。

皇帝尊号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只有当唐代朝野人士对天可汗称号及相关的可汗号传统基本接受的情况下，唐高宗改称天皇一事才有条件实现；只有当武则天需要改革以寻求在制度上保障自己权位的时候，唐高宗改称天皇一事才有可能发生。武则天的政治需要，与突厥政治文化对隋唐的持续影响，这两个历史条件的结合，使唐高宗改称天皇、武后因而改称天后变成了事实。武则天“革唐命”之后，故技重施，多次加上尊号，无非是为了进一步树立权威，以震慑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治对手。中宗复位后，两次加上尊号，与韦后欲“仿武曌之前例行事”[57]，关系甚大。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和韦后时期发生的多次加尊号事件，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都是为了满足迫切的政治需求。而中宗给相王李旦“加号安国相王”，给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也反映了突厥官号传统对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58]。睿宗似乎对加尊号这一套做法没有什么兴趣，如果随后的玄宗也如睿宗一样，那么很可能皇帝加尊号的传统就此中断，并成为后人指斥武则天的又一理由。然而玄宗对他祖母的政治方略相当尊崇，对她加尊号的做法也效之不疑[59]。唐玄宗之后，皇帝加尊号已经属于唐代宫廷政治的故事与制度，并影响及于后世。

封演批评皇帝尊号“允文允武，乃圣乃神，皇王盛称，莫或逾此。既以为祖父之称，又以为子孙之号，虽颠之倒之，时有变易，曷曾离此？数代之后，将无所回避”[60]。这个道理不是很难明白的，但为什么皇帝尊号传统还能够长久维持呢？从根本上说，是皇帝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决定的。在观念上和制度上，君主愈尊，则臣下批评的锋芒就愈不可能触及使皇帝显得尊崇的那些制度和传统。否定这一制度和传统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个别头脑清醒的皇帝本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乙丑，群臣上疏，鉴于康熙皇帝“以七十岁寿考之圣人，为六十年太平之天子”，建议上尊号“圣神文物钦明濬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康熙皇帝回答：“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当时为臣下者，劝请举行，以致后人讥议，往往有之。……这所奏庆贺，无益，不准行。”[61]康熙讽刺历代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与封演所谓“颠之倒之”，意思一样。但康熙批评臣下，却赶不上封演批评皇帝。因为尊号传统的长盛不衰，决定于皇帝制度下的君臣关系，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看，使尊号传统得以维持的动力都来自皇权。

王国维在《遹敦跋》一文中，据西周金文中周穆王生前即称穆王，联系相关事例，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这些号都是“美名”，可见“周初天子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诸帝之有尊号矣”。[62]王国维讨论的正是与可汗号传统同一源流的周代王号和官号问题，他却敏锐地联想到了“唐宋诸帝之有尊号”，这真是深具天才的联想。从周代谥号制度兴起，经历了谥号与官号并存混用时代，到战国中期谥号已经全面取代官号。也就是说，随着华夏社会及政治的发展，从官号中分化出来的谥号，慢慢取代了王号与官号，这个过程与集权政治的成长与定型，有着正相关的关系。[63]所以，从汉代到唐初，并不存在皇帝号（即皇帝尊号）。可是，到唐代却又出现了类似周代王号的皇帝尊号，从华夏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内部逻辑，是找不到合理答案的。正如本文所努力揭示的，答案来自中原政治体与文化体的外部。

探寻尊号制度的起始，我们不能不重视突厥文化对唐代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从进化论的观点看，可汗号与官号制度，本来是浅化与后进的北亚部族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随着其政治体发展阶段的提高和政治文化的成熟，这种服务于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理应向秦汉魏晋的中国制度靠近。可是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就这样表现于唐代皇帝尊号制度的形成与延续。在突厥等北方部族与隋唐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了交互影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影响都线性地指向历史进步。

--------------------------------------------------------------------------------

[1]《隋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1页。

[2]《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165页。

[3]《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卷九《玄宗纪下》，171页、210页、215页、223页、227页、235页。

[4]《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196页。

[5]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79页。

[6]《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3792页。

[7]《资治通鉴》卷二二九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7389页。

[8]《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3792页。

[9]《汉书》卷一一《哀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340页。

[10]《周书》卷七《宣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119页。

[11]《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录了沙钵略与隋文帝的往来书信，沙钵略信中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隋文帝复信中称对方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可见始波罗即沙钵略之异写，也是可汗号全称的省写。见《隋书》， 1868页。《通典》卷一九七：“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5402页。沙钵略即始波罗同音异译，又译作沙钵罗，车鼻可汗时期有沙钵罗特勤，西突厥有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皆以勇健为美称。

[12]罗新：《可汗号之性质》，待刊稿。

[1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九，中华书局，1986年，1017页。

[1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23页。

[15]《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19页。

[16]《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21页。

[17]《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23-124页。

[18]《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32页。

[19]《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141页、145页。

[20]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至卷十，商务印书馆，1959年，36-65页。

[21]《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99页。

[22]《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228页。

[23]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六，37页。

[24]《资治通鉴》卷二○○，6317页。

[25]《资治通鉴》卷二○○，6322页。

[26]《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100页。

[27]《资治通鉴》卷二○二，6372页。

[28]《资治通鉴》卷二○二，6372页。

[29]《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109页。

[3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0页。

[31]《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39页。关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的时间，请参看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释义》，《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03年，413-433页。

[32]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新亚学报》，1955年，第1卷第1期，后收入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55年，54-87页。对罗香林此文的批评，请参看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341-366页。

[33]王溥：《唐会要》卷七三，中华书局，1955年，1312页。

[34]杜佑：《通典》卷一九四，5301页。

[3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页。

[36]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11页。

[37]刘义棠：《天可汗探原》，收入刘义棠《中国西域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71-109页。

[38]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4年，33页。

[39]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7-108页。有学者（如李树桐先生）对陈先生的论点提出反驳，不认可唐高祖曾经称臣于突厥。本文仍然赞成陈先生的意见。请参看王荣全《有关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几个问题》，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24-237页。

[40]《通典》卷一九七，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5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