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5156页。

[42]陈寅恪：《寒柳堂集》，108页。

[43] sanping che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tang imperial hou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eries 3, vi, 1996, pp.379-405.

[44]《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1873-1874页。

[45]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政治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48-150页。

[46]谷霁光：《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后记》，收入谷霁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3-125页。

[47] 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12-3, 2002, pp.289-325. 此文承荣新江教授提示，谨此致谢。

[48]谷霁光：《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收入谷霁光《史林漫拾》，116-122页。

[49]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政治关系史》，91页。

[50]《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1872页。

[51]《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1879页。

[52]《通典》卷一九九，5460页。

[53]《通典》卷一九九，5461页。

[54]《通典》卷一九八，5435页。

[55]《通典》卷一九九，5463页。

[56]唐朝廷赐予回纥等部族可汗号，更是举不胜举，此处从略。

[5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63页。

[58]《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136页。

[59]当然，玄宗即位不久就加尊号，也许同样有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因为他逼睿宗传位，权力基础还是不很牢固。

[60]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 23页。

[61]《清实录》第六册《圣祖实录（三）》卷二九一，中华书局，1985年，831页。

[62]王国维：《遹敦跋》，载《观堂集林》卷一八，中华书局，1959年，895-896页。

[63]罗新：《可汗号之性质》。

作品相关 第二十七章 古代战争中的屠杀

屠者，多刑杀也。

自古以来，战争历史最能体现其野蛮的就是屠城了，有战争就有屠杀。无论征服者的理由是多么大义凛然，而他们的屠刀却始终是擦得雪亮的。

太远的先秦姑且不提，因为那时原本就是野蛮时期，活人祭祀、亲族乱伦的都有，更何况是屠杀居民。

秦末西楚霸王项羽坑杀降卒，火烧咸阳这些都是被后世儒生骂臭的暴虐典故。但他的老对手刘邦兴义军反暴秦时在这一点上也未必能强过他多少。《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对屠狗将军樊哙就有这样一条记载：“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复常从，从攻城阳，”注解有“集解徐广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军濮阳东，屠城阳也。’”这位屠狗起家的舞阳侯，杀秦兵是斩首二十三级，想必杀城阳百姓时速度一定快得多了，由屠狗到屠人也算高了一等。就是不知道在诸多被屠的城阳百姓心中，沛公这反秦义师与守城的秦兵到底哪个更暴虐些。

到了东汉建国就更了不得。评书里称颂的所谓光武云台三十六将，其实各个都是名震当世的屠杀狂。其中名声最为浪籍的莫过于大屠成都的吴汉，这厮破公孙述之后入成都纵兵大掠大杀，其累累暴行只能用令人发指来形容。不过从数量上来讲，吴汉就根本不够看。东汉开国名将屠杀最重，莫过于耿弇。“弇为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东汉建国初期，天下共设十二州部，而每州设六到八郡，每郡中县城亦不过七八，笼统计算也就只有七百多城而已。耿弇一个人将这三百多座城屠下来，当真仿佛割草机修剪草坪，这一推过去就推平了40%国土面积上的脑袋。打麻将有大胡与小胡之分。大胡是一把就让赔家跳楼，但名目虽然厉害，可胡牌太难；而小胡则是每次胡得不多，但来得容易轻松，累计下来就能收到滴水穿石之效，这又叫“量变到质变”。吴汉与耿弇之屠城，可谓深得麻将之大小胡精要。

随着战争发展就衍生了兵法，而屠城发展到后来也有了讲究。 渐从野蛮屠城走向了文明屠城。

野蛮屠城理由比较简单。一般是由于战争中守城方抵抗强烈导致攻城方死伤惨重，等到胜利者进了城，采取报复性杀人，或者跟原始祭祀差不多，进行集体屠杀。而文明屠城就复杂多了。文明是人类思想的体现，多姿多彩的思想赋予了“屠城”这一古老兽行以崇高的意义和实用的效果。

对于人类思想而言，能够高举宗教旗帜，为了心目中的真神和理想与异教徒斗争到底的就是崇高。现在的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给予我们一种误区，那就是伊斯兰教凶残而野蛮。可实际上伊斯兰教却是对异教徒最为仁慈的宗教之一。早在公元600多年的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每每夺取城市之后都宣布信仰自由，只不过伊斯兰教徒可以免税，而其他信仰需要纳税而已，税款也并不十分繁重。

真正那些怀抱着崇高理想和伟大目标的屠城者们，首先要提到西欧文明象征基督耶稣的信徒们。公元1097春，各路拯救圣陵的十字军汇集君士坦丁堡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沿海岸线穿越亚美尼亚，进入叙利亚，在马拉特努曼城屠杀“居民十万，放火将全城烧成焦”；公元1099年6月27日，十字军围攻耶路撒冷。他们对拯救圣陵的崇高理想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来表现的：经过赤脚吹号围城行军的 拿 仪式之后，7月15日，十字军打进了耶路撒冷，拯救开始了。《阿拉伯通史》中记载，进入耶路撒冷的十字军见人就杀，仅仅在艾克萨清真寺里被屠杀的就有7万多人。“成堆的头颅和手脚，在城里大街小巷和广场上，到处可见”。圣陵的拯救完成是以把耶路撒冷的艾克萨清真寺和欧麦尔屋顶的新月造型改为了十字架，十字军的屠杀随着战士们心理上无限的满足和钱包里鼓鼓的充实感而告一段落。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实用往往是和崇高密不可分的。想必在拿破仑对战士们高喊着“让我们去非洲发财”的时候，心中浮现了十字军的钱包被阿拉伯人浸着鲜血的金币塞满的样子。

掳掠和屠杀是并行的双胞胎，有其一就必有其二。

西方的屠城虽然由野蛮迈入了文明的行列，也产生了崇高理想主义和浓重现实色彩。但从纯粹军事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理性化角度来看，西方和东方国家屠城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早在公元529年，南梁大将陈庆之就灵活运用屠城于军事作战之中了。请看以下的史书记载：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自拔来降，求立为魏主。高祖纳之，以庆之为假节、飚勇将军，送元颢还北。……魏左魏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凡七万，据荥阳拒颢。兵既精强，城又险固，庆之攻未能拔。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领胡骑五千，骑将鲁安领夏州步骑九千， 铌牛挥 遣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骑一万，据虎牢。天穆、吐没儿前后继至，旗鼓相望。时荥阳未拔，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

屠城，毫无疑问是陈庆之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激发士兵拼死一战的原动力。这就好比是小说《水浒》中王伦让林冲杀人入伙的“投名状”。林冲背了人命就再也无法回头，而士兵们杀人屠城时的痛快也转化成骑虎难下式被迫拼命的必然要素。或许这种理性化屠城不是陈庆之的原意，只是他后来无意中利用了屠城的一方面后果而已，但效果之显著却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虽然前面的屠城已经算这一古老行业的个中翘楚，陈庆之也赋予了屠城实用化并实现了辉煌的战果，但成吉思汗无疑是使理性化屠城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境界。他将屠城和战略需求、心理战术完美地结合一体。可以说，他完成了对屠城的艺术化，就像孙子总结兵法一样，成吉思汗总结了系统化的理性屠城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研读了《多桑蒙古史》、《元史》和《世界侵略者传》后，我发现蒙古对中亚、西亚的征服史无疑就是一部完整的理性屠城术典范教材。

蒙古人的屠城术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心理压迫屠城战术。《世界侵略者传》（中世纪波斯人成书）中记载蒙古每每攻城前，成吉思汗“先使人喻其主来降，其喻降语颇简略，而殿以是语云：‘设汝不降，将来之结果仅有上帝知之。’”，如果立即投降的城邦，必须交纳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包括十分之一的人口做签军。而一旦城邦拒绝投降，蒙古人攻城行动开始之后，即便城池再请求投降也必定遭到血腥屠杀。胜利的蒙古人会将俘虏所有工匠做奴隶，然后将其余居民驱赶到城外统统杀死。这种恐怖的行为使得很多小城邦望风投降，不敢与蒙古人交战。

其次，肃清隐患屠城战术。《多桑蒙古史》记载在望风而降后依然遭到蒙古人屠城的大城市就不下五十座，小村庄更不计其数。蒙古人并不单单是为了逼迫敌人投降而采用屠城的。“蒙古兵多用诈术，不惜为种种然诺，诱敌开城，城民之过于轻信开城乞降者，蒙古兵则尽屠之。虽先发重誓，许城民不死，亦然。凡大城皆不免于破坏，居民虽自动乞降，出城迎求蒙古兵之悲悯者，仍不免于被屠。盖蒙古兵不欲后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后顾之忧也。”凡是成为成吉思汗下一步进兵路线后方基地和回师必经之路的城邦，不论它是接到成吉思汗喻令后投降还是主动乞降的都一概屠城，彻底肃清隐患。

第三，以战养战的屠城补给和提高士气。这里与前文中提到的拿破仑和十字军的抢掠很类似，但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蒙古等级制度极为森严，战士们不仅没有军饷，还要每年都要献纳给部族酋长“马若干匹，畜若干头，毡及他物若干事”，况且“人不因从军而免其赋役”，所以破坏、屠城和抢掠就是保证战士们财富来源和旺盛斗志的唯一方法。根据蒙古民族的战争法则，败者之眷属财产皆为胜者所得。所以“设在一地丁口繁众，蒙古兵则除其所欲保存者外，余尽杀之。设其留存若干以供攻击其同国人之用者，退兵时仍不免于一死。”士兵们通过屠城来杀死失败者，以便得到失败者的全部眷属和财产。而那颜（蒙古部落长的称呼）和可汗们则通过抢掠宫殿和盘剥部下贡献来积累财富。

在《多桑蒙古史》中记载在蒙哥大汗即位后，可汗三弟旭烈兀指挥大军再度西征企图征服巴格达的期间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个蒙古骑兵冲入一个阿拉伯村落，下令所有男女老幼都站成两排统统用绳子把对方和自己的手捆绑在一起。阿拉伯村民们早被蒙古人在家乡一系列暴行吓破了胆，他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地屈服于蒙古人的淫威而照办。等到村民们捆绑妥当，这个蒙古骑兵手起刀落，把村中所有人的脑袋一个个砍了下来。

其实这些阿拉伯村民们无论是群起反抗还是四散逃亡，都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但蒙古人的野蛮和凶残形象早已经通过一系列屠城根植于阿拉伯人的脑海当中，使他们连反抗或逃走的勇气都没有了。

追其根由就是蒙古人屠城术给阿拉伯人造成的心理障碍。现代心理学家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恐惧为人类最强烈的感情。蒙古人这种血腥的大规模屠杀使中亚、西亚和东欧人闻风丧胆。恐惧到极点的他们无力抵抗更不敢抵抗，无力逃避更不敢逃避，只能怀着“期盼蒙古人能而发发慈悲”的侥幸心理被侵略者牲畜般随意宰割。

但是随着蒙古帝国的没落，这种系统化的屠城术也渐渐没落了。在《明史》中关于屠城被阻的记载有很多，举几个例子：“松江民作乱，寇嘉兴，文燧栅内署，帅壮士拒守。李文忠援至，贼就擒，诸将因欲屠城。文燧曰：“作乱者贼也，民何罪？”力止之。”“师尚诏作乱，陷归德，已而西去。鲤策贼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杀城中通贼者，严为守具。贼还逼，见有备，去。奸人倡言屠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