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项之一，共计决定十二要点。由政协大会交付一个委员会——宪草审议会——根据此十二要点去起草条文。但此十二要点，在一月三十一日开幕那天大会上，虽在蒋主席提付表决时，是全体起立通过的，却使国民党内部聚讼纷纭，情绪激昂。二月十日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被打散，就为此。当时打人方面所散发红纸传单，即于庆祝语气中独对宪法问题表示不满。三月初间国民党所开之中央全会，为此问题大闹特闹，党外人虽不在场，却是党内党外尽人皆知。出席政协之国方代表，不堪党内诟责之苦，乃再三向民盟中共恳商修改。三月十五日夜晚宪草委员会在国民政府开会，争持甚久。周恩来迫不得已，商取张君劢同意，对国方要求三大点，都予让步，国方代表乃欢天喜地而去。这三点就是：（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二）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投票权；（三）各省制订省宪改为省自治法。论理，大会之所决议，虽大会亦不得变更之，何况大会所付托之一小委员会，岂有权变更大会决议？这种让步实为过分之让步。
继此之争点，即为长春问题。一月十日之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都同意把东北除外。但至一月二十五日马歇尔即感觉有派停战执行小组于东北之必要，而向国共两方提议。共方有书面答复赞成，国方则无复。于是即在不受停战限制之下，而共方大为发展。一二个月后当局看见东北快完，感到焦灼，乃同意马使提议。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才停战。共方只承认其前三点；后两点，坚不接受。马歇尔此时急于回国，不能等候，即于三月十一日交托齐兰将军代表而去。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赴新疆，声言要走。共方代表周恩来遂于二十一日飞返延安，谈判停顿。当局看见再拖下去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其一上校二十五日亲赴延安接周回渝。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当局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此尽管签字，而实行就出问题了。四月初间东北战事越打越凶，十日民盟出面调停，陈诚不表接受，十八日中共攻下长春，刺激更大。当局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否则，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之问题。长春问题不解决，只有打，没有话说。恰在十八日那天，马歇尔返华抵渝。为亟求遏止战祸，二十二日马使邀请民盟协助调停工作。二十九日民盟建议共军退出长春，而中央亦不进军，只派行政人员接收。周恩来方面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乎可望同意。是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以此议向马歇尔提出，请其转达当局者。这时马使与蒋主席都在山洞，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使对此似乎并非觉得无意义，然却未允转达（此处为时局一大关键）。他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次日蒋到西安。五月一日主席西安行辕发言人对新闻记者都是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问题，有当时报纸可查考。五月十七日民盟同人自上海发电给双方面再度提出上项建议。延安复电同意。可惜此时林彪在四平街已守到三十几天，不能再支持。一撤兵，便连公主岭长春一齐全撤退。国方只看作溃退而已。所以长春问题，究竟算共方让步，或不算共方让步，事实上不清楚。然而问题是应该解决了吧？竟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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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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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此之争点，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五月二十日东北胜讯传至南京。次日蒋主席偕宋美龄及幕僚等飞东北。临行前，马使要求下停战令。蒋说我到那里看了，再给你信。二十五日有专机送来宋美龄写致马使信一件，内中提出四个问题，必要谈判清楚，方停战。美方最后决定权即其问题之一。六月五日蒋由北平返京，经马使要求停战十五天，由马使居间进行国共谈判。七日下令，二十二日届满，又延长八天，到六月三十日。读者试翻看六月份各报纸，便可看见当时无不强调美方最后决定权是唯一问题，这问题一解决，其他都没有什么了。共方对此，最初坚决拒绝。经民盟苦劝，周恩来又再三请示延安，计先后分作四点，逐一让步解决。似乎更没有问题了吧？又不然！
最后争点是苏北政权问题，提出是国方，共方没让步。谈判至六月二十九日，大致都有协议了，第二天便休战期满，若不能于当晚完全协议签字，就要开打。所以国内之第三方面（民盟、社会贤达、青年党），由我与莫德惠、李璜三人代表，奔走促劝协议。晚八时，晤见周恩来。周即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地方政权，共方则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周向我们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甚坚决，欲访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此时都到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不签字问题。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通话。我们第三方面建议：把未有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除外，而其余则请签字，以便明天实行停战。据闻当时政府代表亦有人主张签字者（王世杰即其一），而蒋不肯。只发表一篇文告，既不说停战，亦不说打（读者试检当时报纸一看便知）。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二十几天以来马使焦劳疲苦，人所共见。对此未了问题，当局表示不再麻烦他。七月二日召见周恩来，指定周、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五人，交给他们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去商谈。宣称：商谈解决了，即全部签字。五人商谈多次，一毫无解决。七月十二日把四问题又交还给主席。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自己则于十四日飞庐山。此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从此打下去，打到十一月开国民大会，方又休战。如此大战，为了什么？要点不过苏北政权问题。读者不信，试检看报纸八月十四日马歇尔特使司徒大使的一篇联合声明，就完全可以证明我的话。
一般人每每问我，国共谈不拢症结何在？我说，症结么？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外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而且我如说出苏北政权这样小的问题可以引起大战，世人亦难相信。然而确是如此。从七月半到十一月半共军节节失利，而以失掉张家口达最高峰。当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自上海送备忘录至南京，请马使转政府，不要攻张家口，攻张家口即为全面破裂不再谈和。政府却偏于双十节后一日攻下张家口。周自不肯再谈。经第三方面苦劝，又经政府派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人赴上海邀请至再。乃于十月二十一日由第三方面许多朋友陪同入京，作最后之一谈。不料蒋氏于当日接待大家，寒暄几句之后，径飞台湾游览，多日不归。平素和谈大小问题，无不取决于他。除他之外，谁能作主？当此最后一谈之际，他偏要走开，试问是何居心？二十五日消息传来，国军攻下共方之安东（东北重要据点），才明白这与七月十四日上庐山同一道理。周恩来闻讯怒极，自又不肯和谈。经我与黄炎培先生两人苦口力劝，居然又忍耐下去。但我们心中明白，实在是最后之最后了。
局面演变至此，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二十八日第三方面的折衷方案提出，周恩来不肯接受，只好撤回。此最后一谈之失败，实失败在我手里，深感负疚无穷（其间经过曲折，须待另文详）。几天之内，我便离开南京。而在我走之后不久，大局亦就破裂了。
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我心中虽万分不愿他打，但口里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阻止他打。当北平军调部撤销，共方委员叶剑英他们要撤退时，叶先生对许多人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这几句话，足以代表当时中共的处境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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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雄两个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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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介处于国共两大党之间，为奔走国事，抗战八年中于两方人物多所接触，兹且就我所见到共方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一谈。
一个英雄指叶挺将军而说。约在一九四二或一九四三年间，我住桂林市东郊教育研究所内，叶住在更东些的远郊区。友人杜冰坡引导我去访看他，即留在他家午饭。当时他虽被蒋方软禁，仍可在所居附近散步。谈话所及不外我曾访问延安和抗日前途等事。一九四六年春他与王若飞、邓发诸位和黄齐生先生许多人同遭飞机失事之难，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周公恩来主持开会，痛哭失声，来宾甚多，我亦在场，为之黯然。
附记者：黄齐生先生系王若飞之舅父，抗战前曾访我于邹平，住我们农场宿舍四十余日1。临别时，即语我云去绥远探视若飞于监狱。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访问延安时，尚曾与此老相见也。
两个恶人是张国焘和陈绍禹（即王明）。我与张的接触是在一九三八年我初次访问延安时，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而林老却正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其主席职务则由张代理之。故我在延安盘桓十六天，均由张招待，陪同参观。后来张借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逃往武汉，意欲投蒋。那时我们设有乡村书店在〔武昌〕汉阳门码头，一日张忽步入书店访我，询问我知道陈独秀的住址何在。我答，陈现在武汉，抑去了江津，尚不清楚，容我查明答复。嗣后他未再来，大约已经见蒋投蒋了。其人在中共党史上罪大恶极，这里不谈。
陈绍禹为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内中国党的代表，其在党内权势高，气焰凌人。我初遇之于武汉，当时他对蒋记国民党的态度忽左忽右，传为笑柄。嗣以政府退守重庆，彼此又聚晤于国民参政会。中共在参政会上所提议案由中共诸参政员一同列名，以陈绍禹之名居首，且由他发言做说明。一九三九年我巡历华北华东各省游击区域后返回重庆，除与张群、孔祥熙、白崇禧等略谈所见所闻及存在的问题后，特约好与中共方面叙谈一切。当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出席者有陈绍禹及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诸公。我先述说各地见闻实况，秦执笔记录甚勤，而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者均静默不发一言。我主要指陈在山东等地两党军队（正式军和游击队）互相火并情形，大局极为可虑。我切挚地说，为杜绝爆发内战，必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脱离党派关系。陈问我：你的主张和国民党方面谈过吗？他们有什么表示？我答：他们总说我用心虽好，事实恐难以办到。于是，陈就说：他们若能办到，我们亦必照办。——谈话至此终止。
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陈在党内不得群众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张开除其中央委员，从而其中委职名保留很久。他本人则去莫斯科勾留不返。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顾乃不得部中同意，只得且留。最后，卒在一面电告回国，一面不等候复电就动身回国了。岳谈首尾虽徒然花费了三个月医药功夫，但自己却于俄国式饮食生活领教不少：十分厌弃。陈病的后文不详。
陈是否有张国焘那样许多罪恶行为，我不知道，第以其见恶于人者颇深，即以归属于恶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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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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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所谓“山东问题”，几乎成为一个谜。“山东问题”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当时掌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要了解“山东问题”，必先了解韩复榘。我当时在山东搞乡村工作，为推动抗日自卫，曾参加许多有关活动，因此在此期间与韩的接触频繁。现就我接触中所知的韩在七七事变前后有关抗日态度的种种事实，分说如后。
七七事变前对抗日有所准备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韩对抗日的态度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曾出席。散会后，我于十月十七日经南京略作停留时，听到华北局势恶化，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鼓吹“华北明朗化”，企图搞“五省（冀、鲁、晋、绥、察）三市（平、津、青岛）自治”的消息，即赶回山东。为了决定我们在山东乡村工作的进退，亟须探明韩复榘对抗日的态度，我与乡建同人梁仲华、孙廉泉两先生，或相偕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