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说这些法令很不恰当，扰民，颜异没回答，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张汤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大做文章，上奏说：
“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叫“腹诽”。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已经炉火纯青，并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也就是，你不说话，只是心里不满也不行。
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不算高深，但实用性非常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想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
这确是张汤的绝学，使他从一个侯补御史，一跃成为御史大夫（相当于监察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的这种能为也是法家所崇尚的“恃宠以固位”的方法论（法术）的代表作。
虽然后张汤不幸卷入政治丑闻而迫自杀，而皇帝还是怀念他的“政治上正确”的方法论。作为“政治上正确”的补偿，他的后代受到了优待，其子张安世及几个孙子都位居显要，直至封侯。
张汤文化水平不高（曾因此受到丞相汲黯的诟病），但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大讲学习。他讲学习方法不是自己学习，而请有学历的人充当下属，史称：“是时，上方响文学，汤决大狱，欲附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
然而，张汤无正气可言。为了与替代造假证据害人的手下小官鲁谒居达成攻守同盟，采取非常手段拢络鲁：“谒居病卧…，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这一行动在现在来论是爱护下级的典范，而在那时却成了丑闻；连皇室的人都告发他，指称他与谒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没法解脱，自杀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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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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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法官，他最终因犯法而丢命，但这种现象在古代政治中并不少见。那个因发愤读书并因“覆水难收”一语而暴得大名的朱买臣，也死于刘彻的报复－－认为朱买臣陷害了张汤。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张汤还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当然，这是按现代意义套化的。人们似乎只看到了他给颜异定死罪的狠毒一面，却没看到他为当事人开脱的一面，一定要给皇帝希望轻判的人找到有利开脱的证据，乃至毁灭不利证据。只可惜他的本职工作是法官，而不是律师！
孔子推崇史的道德作用，他做《春秋》以微言说大义，致使“乱臣贼子惧”。这一道德信念影响至深，成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司马迁作《史记》，力图续接孔子的道德版本，只是他远不如孔子那么精细。
多亏他不精细，才给后人留下了诸如仲山甫行迹的那样的历史素材！但司马迁却又有高出孔子、张汤的地方，就在于他能从血统角度来确定一个人的历史地位。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把遗传学引入史学领域。
他在《史记·项羽本纪》（称以“本纪”，还是给了很高的地位的！）中说：
吾闻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公平地说，这还不叫血统定罪法，因为项羽只是战败而无罪责（那时尚无“战犯”这一概念）。司马迁提供的是一个分析思路。
到了班固写《汉书》时，这一方法论便升华为“史学判刑”的艺术了。在《霍光传》的评语中，班固说：“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很明了：霍光有造反的血传或遗传！
霍叔是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更是成王时代的三个反叛分子之一。霍叔又称“叔处”，武王灭商后，封于霍（今山西霍县），他与另外两位兄弟管叔、蔡叔的职责是监督已被征服的殷人。三人被称为“三监”。武王死后，侄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霍大为不满，便联合管、蔡二人并被监管的纣王之子武庚还有淮夷、徐戎部落，起来反叛。最后，叛乱被平息，管叔被杀，蔡叔被囚，他被废为庶民。
霍光【注1】死后其对立面纷纷上告他家的过失，妻子、儿子、女婿恐惧不能自持，最
【注1】霍光（？－公元前68年）西汉大臣。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弟。初为郎，继任诸曹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常侍武帝左右，很受武帝亲信。武帝卒，他与桑弘羊等同受遗诏，立昭帝。昭帝即位时只八岁，他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封博陆侯。昭帝卒，又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废去，另迎立宣帝。先后执政二十余年。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曾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盐铁会议。
终走上了谋反的道路。谋反未成而被发觉，整个霍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了霍皇后一人被废而未遭刑事处分外，霍家的人被斩杀一绝，他夫人“（阎）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
不惟他的家族遭到了毁性打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千余家。”－－这是一场政治地震，一场西汉历史上少见的政治地震。
这场政治地震的余波持续有多长时间，只有确实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从班固为霍光做传的语气来判断，到了东汉，这场政治地震所衍生的种种传说还是不断，特别是由此衍生出的故事仍很新鲜。班固采用了一个盛传不衰故事，故事也是一句成语的“曲突徒薪”来源。霍光家族因手握重权，生活方面也更加侈奢，吃喝、车行、建筑各方面无不出尽风头。有一个籍贯茂陵的在京读书人徐福，见到霍家种种行迹，就预言说：“霍家必然败亡。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们知道：奢侈使人傲慢不逊，不逊必然会侮辱在上的。侮上，是逆道。再说，权位重要，在众人之上，人们都生除去他们心理。霍家执掌权柄久了，人们更想除掉他。人们都想除掉他，他又对皇上不恭敬。不败亡，等什么？”他为此还给皇上写了信，递了三次，才到皇帝手中。信中的大意是说：“霍家势力大张，都是因为皇上您厚爱所致；为了免使霍家丧亡，您该压压他家的风头了！”
后来，霍家满门抄斩，状告霍家的人也都得到官职或爵位。有人为徐生的言论给皇上写信，说：“臣我听见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到别人家去做客，看见主人的烟囱是直的，旁边还堆了柴禾，就劝戒主人把烟囱改成弯的，把柴禾往远处挪。主人不以为然，笑他多事儿。过不久，果然失火了。邻居们奋力拼救，把火灭了。灭完火后，主人杀牛摆酒，请领导喝酒。被烧燎的人坐上席。其余的人各按功劳大小排坐次，但是没请当初劝他改烟囱的人。有人发话了：当初你要听了客人的劝，也不致今天破费牛酒。主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请当初建言的那个客人。茂陵徐福的上书不也是这么回事儿吗？如果当初皇帝听了徐福的话，也不致于破费封官赏爵的官位与土地了，霍光的家族也不致于被诛灭呀！希望皇上能体察徒薪曲突之策的作用，不能只让救火的人居上首呀！”
宣帝刘询明白了这个意思，就给了徐福十疋帛的赏赐，后来又提拔他做了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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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艺术”高潮在持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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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汉书》对他的定论以及《汉书》本身之评霍光，而成了绝学。给人定罪的艺术，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斗争武器，更是治理国家的治术法宝。
在桓帝末年黑暗、混乱的政治败象中，李膺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公安部长兼司法部长）。他以猛勒腐，执法不苟。太监张让的弟弟张朔在野王县（今河南沁阳）做县令，贪污腐败且对百姓很残暴。李膺一上任，他就知势头不妙。弃官逃职，回到首都洛阳，在哥哥家藏匿起来。李膺听人举报说张朔藏在夹壁墙里，便亲率士兵（法警）闯入张让家里，凿破夹皮墙，把张朔纠出来，交付审判，处以死刑。
这一措施震惊了宦官，以致于连休假洗澡都不敢出宫。桓帝问其故，皆叩头哭泣：“怕被李膺找荐抓住。”
李膺毫不手弱地反腐败，赢得了士人的一致赞赏，因为国家败坏到没有人敢主持正义的程度，唯他李膺一人敢于力挽狂澜。所以，士人们以被李膺接纳称为“登龙门”。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反腐英雄李膺遭到宦官们的政治诬陷，被捕入狱。宦官们（唆使他人上告）说：“李与太学生和学术名人共同结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桓帝大怒，不仅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人，还发起清理文人集团的党锢运动。经过简单审理后，将“党人”遣返回乡，终身不用。
灵帝时，李膺虽身为平民，仍受士人尊敬。士人们用口头传播方式表彰他，以示对朝廷的蔑视。受到高尚赞誉的共有三十五人：
窦武、陈番、刘淑为“三君”，意为一代宗师；
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意为人中精英；
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意为品德可为无下人表率；
张俭、翟超等八人为“八及”，意为引导他人追述祖先；
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意为能以钱财救人。
灵帝试图刷新政治，启用了于桓帝末年被罢官的太尉陈番，陈番又启用了李膺。
又一次可惜发生了。“新政”刚刚持续了不到两年，宦官集团再次反攻。他们向灵帝报告：“党人乱政，应交付司法惩处。”十四岁的灵帝几乎连党人的概念都不清楚，问宦官们：“党人有什么罪恶吗？一定得处死吗？”
宦官们见小罪名不行了，就扩大其词：“他们企图篡国，不让您当皇帝了！”
一句话，决定了一百多人的命运，打击党人的党锢运动呈现扩大化趋势。东汉王朝的命运彻底陷入了大衰败的泥沼！
两次定罪，就凭皇帝身边的人两句话。这种简单的政治艺术，确非张汤所能比，张汤还要搞一堆假证据，乃至费心地去毁灭证据。
到了张让、曹节那里，取证作案卷的这一套都不用了！尤其曹节，什么都不用了，就仅一张嘴了！当然，迫害愈甚，反而给反对派的无形资产越多，也就使施害者处于愈不利的地位。
有一个叫范滂的人，他大胆地发表时政评论，自公卿以下的人无不对他佩服备至，太学生争相学习范滂的风格。汝南智邮吴导接到朝廷发来逮捕范滂的诏令，来到范滂所居的征羌，抱着诏书，关上驿馆的房门，伏床痛哭。全县人为之惊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范滂闻讯，说：“一定是为我而来。”立即去投案自首。县令郭楫大惊失色，但他佩服范滂的人品、学问，决心弃官，与范滂一起逃跑。说：“无下之大，先生怎么流落在此呢？”范滂坚决谢绝郭的善意，叹气道：“我死了，祸也消了，不能连累你！只是我的老母无人照管。”他母亲听说，指责了他，说他不顾天下之公义而私顾个人孝义，最后坚决告诉儿子：“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无恨！”
史家称此为“子死而母欢其义！”
党人遭受的迫害，并没因一次法律判决而终止。在定案后的七年即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因一位官员要求平反党锢案而触怒了灵帝，灵帝下诏重新调查党人。上了黑名单的人，五族之内的亲戚不许做官！直到该次“肃反”的八年后即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因黄巾军造反，国内政治形势全面紧张，才不得不给党人解除禁锢…
也许张让、曹节的操作太嫌简单，违背了张汤的古典化。到唐朝政治上升时期，武则天的两位司法官员实现了一次“文艺复兴”－－把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全面理论化，并将理论著成书，称为《罗织经》。
以《罗织经》为代表，张汤的艺术达到了历史性顶峰。从此以后，中国政治史的任何一次重大事件中，《罗织经》原理的应用达到了屡试不爽的程度。而造就这次“文艺复兴”的第一推动力竟然是武则天的过重的疑心。
武后代唐的野心逐渐显现后，遭到唐室旧勋后代李敬业（徐世勣之孙，世勣被赐姓李）的强烈反对，起兵讨伐武后。骆宾王（人名，非有王位者）写了著名的《讨武曌檄》。虽然，李敬业的反抗活动很快被镇压，但武后一只担心有人还在密谋反对她。她接受了一个叫鱼保的人的建议，铸造铜轨即举报箱，让人举报谋反的阴谋。
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后的政治异己，成为当时最快的升迁途径。胡人索元礼的快速提拔，大大刺激了周兴、来俊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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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艺术”高潮在持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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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元礼因告密受到武后召见，被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并受武后之命专门审诏狱。索特别残忍，每审一人，一定要逼人犯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