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变成了一个敦煌人。
如今，到敦煌莫高窟观光的游客日渐增多。人们惬意地行走在被修复了的古栈道之上，精美的壁画使人流连忘返。然而这种景象与敦煌研究院历史纪念馆的一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常书鸿等人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堪称老古董的生活资料，从一个侧面注释着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的开篇史。如果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成一幅幅活的影像，你也许能够深刻体味在这大漠之中迈出第一步的创业者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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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生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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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之交，敦煌在一天之内下了一场超过年平均降水量40毫米的所谓的大雨。这对敦煌人的生活而言是再好不过的，然而对莫高窟就未必是好事了。
看到莫高窟的崖面被雨水阴湿的部位，凭直觉便可以感到这对洞窟里的壁画是绝没有好处的。
一个平日里是供上香人烧香而用的大缸，此时盛满了雨水，倒影晃动，俨然把莫高窟映成了一幅水彩画。相信游人会觉得这别有一番情趣，然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人员想必是不希望这种景象过多地出现。
一场春雨过后，是永无休止的风沙——严重时能见度只有几米远。
风沙的破坏力不言而喻，尤其是莫高窟及其壁画在沙暴的侵蚀下，异常脆弱。早在上世纪40年代常书鸿等人接管莫高窟时，就因为它长期无人管理，洞窟和壁画被风沙掩埋磨损者甚多。
看来无论是让敦煌人期盼的雨水，还是令人生畏的风沙，对于莫高窟而言，就像无形的杀手，侵蚀着每一幅壁画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对莫高窟及其壁画的研究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60年的时间里，敦煌研究院几代人为此费尽了心血：从早期的单一临摹和抢救性加固，到如今使用先进的科学工艺方法修复壁画、治理环境。他们走过的是一段艰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用心急如焚为子求医的母亲和悉心体察及时施药的大夫来比喻这几代人对莫高窟的用心，是绝不为过的。
沿着敦煌的母亲河党河向上游追溯，一直可以到达祁连山。
自古以来，每当春天降临，祁连山的积雪都会融化流入党河。干渴了一冬的党河便开始复苏，它带着生命的活力顺着大漠流向敦煌，于是绿洲里的生活又充满了生机。
似乎是要顺应天时，就在早春时节，敦煌的一户农家新添了一个小生命。此时恰逢小生命过百天之际，主人家要做很多很多的饭菜，以供前来道喜的乡亲们享用。
女主人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因为这是他们家四代同堂了，这孩子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所有的敦煌人以至中国人都会有相同的喜悦和企盼，因为生命的延续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莫高窟也是有生命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莫高窟的壁画、彩塑铺展开来，可以在沙漠之中布成一个长达二三十公里的大画廊。而这个画廊便承载着莫高窟的生命——即敦煌的文化生命。
如何更好地延续这个生命，不仅是那些正在莫高窟努力工作的人们的使命，它也将成为全人类一个共同的课题。
谷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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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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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前，在青海都兰的一个山冈上，有一支队伍在神职人员的引导下，寻找着一处灵魂的居所。即将下葬的是一位王室成员，他把未来世界的选址使命交给了巫师，巫师把位置交给了神，神是太阳是翱翔的鹰，那时，山鹰俯瞰着的是一个名为吐谷浑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曾有一条旺盛的商路，它与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被称作青海之路通畅了几百年。
现在存世的文献对青海之路的历史记录很少，群山将封存的秘密保守了1600多年。
青海境内如今居住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萨拉族和回族等许多民族。生活在青海境内的许多人并不是青海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有的是上辈时期的移民，有的是从外地来青海做生意的。在1600年前，来到这里的外地人是现在青海境内藏族安多人的祖先——吐谷浑人。
从西宁向西到茫崖的公路有1400公里，每天都有一班长途汽车，行程24小时。这条路实际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青海路。
现在使用的客车一般在270马力以上，一次载客37人，卧铺，中途停七次，耗油360升。一辆车一般要由两个司机轮流驾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汉朝开辟的河西走廊被阻断，于是原来位于青海境内的古羌中道就开始繁荣起来。这条路从西宁开始经青海湖、德令哈到茫崖，最后进入新疆境内到达鄯善、且末、和田，然后与丝绸之路西段重合。
由于青海路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商路，因此，也被人们称作高原之路。行驶在高原的道路上，能够明确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即便在夏季翻越山岭时也经常会遭遇冰雹的袭击。对于青海高原，唐代诗人皇甫曾曾经写下了“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的诗句，可以想象，在没有现在道路的条件下，当年的商队穿越青海路时需要多么强悍的体力和多么顽强的意志。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克里富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青海都兰的古代丝绸物品。丝绸衣物保存得非常完整，图案的内容有连珠文饰、含绶鸟、花纹和狩猎的场景。它们色泽绚丽、图案清晰，是中国青海唐朝时期的罕见文物。然而这些丝织品不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是通过走私的途径来到这里。它们具体是出自哪一个墓葬，属于哪位主人都没有记录。
从清代开始，都兰一带的古墓就被大量盗掘，许多完整而珍贵的古丝绸制品和其他器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到中国境外。被破坏的墓葬大多被洗劫一空，许多墓葬还遭遇过焚烧。失去文物的墓室被粗暴地毁坏了，致使原本封存的历史信息失去了彼此的联系，而这种破坏至今依然存在。
从4.5公里的高空拍摄到的都兰热水乡山谷卫星照片上看，一个大型的方形物体旁边是许多小型的圆形物体。这些是吐谷浑王族的墓葬，大约有200个，而这些墓葬已经全部被盗。其中一座最庞大的古墓被考古者命名为“血渭一号大墓”。
大墓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正面看很像一个“金”字。墓堆下有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围墙，上面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的柏木，整座墓葬一共有9层，当地牧民称它为“九层妖楼”。考古者按照当年的施工条件测算：这样的工程大约需要一万人干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竣工。
考古者发掘到一二两层就已经出土了陪葬的牛、马遗骸700多具。大墓之下又有5条葬马沟、13个环形牛、狗陪葬坑。
据说，吐谷浑人修建坟墓时，讲究用一层柏木夹一层四五十厘米高的石头，然后层层叠起，如同盖楼一般。一个小型墓葬就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点的则要上百根。像血渭一号这样的大墓，要用去数百根甚至近千根柏木。
都兰地区有大小古墓上千座。如果按平均每个墓葬使用柏木50根计算，那么就至少有5万多根柏木。如果一棵柏木覆盖5平方米，那么就有至少25万平方米的面积被覆盖。而宫廷建筑所需要的柏木数量又要比墓葬多得多。
考古者发现，墓葬年代越往后，使用的柏木也就越细，说明粗壮的树木在不断减少，树木的数量也在锐减。这都是吐谷浑人建设都城、修建墓地大量砍伐的结果。可以说，都兰古墓见证了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的演变。
柏树生长极其缓慢，一棵直径15厘米的柏树就要长200年，一人合抱的柏树至少生长上千年。但吐谷浑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细的直径也有15厘米左右，最粗的直径达60厘米，树龄达2500年之久。
都兰在蒙语中是温暖的意思，1600年前，这里的自然条件要好于现在。那是一个遍布柏木、温暖湿润的地方。然而，现在的柴达木盆地给人的印象却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
1999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都兰1号～4号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四座大墓位于热水乡血渭草场，海拔3400米。这些古墓都曾经被盗掘过，考古者在研究墓葬形制的同时，仍然清理出一些器物碎片。尽管这些器物只是随葬品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人们从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都兰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大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显赫的：一块石碑上刻有一个古藏文，翻译成汉字是“论”字。“论”在吐蕃时期的官阶相当于宰相。考古者在已经被盗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许多丝绸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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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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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从都兰出土的丝绸残片，上面的太阳神的图案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太阳神原本来自希腊神话，驾驶战车是他的典型形象。西方的太阳神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的古墓中呢？仔细观察，织锦上织有“吉”、“昌”的汉字字样。太阳神的双脚呈弥勒形，身后的人物头戴中国式幞头，表明这个来自西方的图案已经开始中国化了。
这块带有太阳神图案的丝绸，是一面旗帜的残片。那么这面军旗曾属于哪一支部队呢？
公元307年～312年，鲜卑族慕容氏部落的一支，在部落首领吐谷浑率领下，从辽东西部迁到今内蒙古西部，继而又迁牧于今甘肃西南、青海东南部，逐步征服了当地的羌人和氐人的部落，势力不断壮大。公元329年，吐谷浑的孙子叶延将祖父的名字命名为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建立起吐谷浑政权。其势力范围东到现在的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至青海南部，西到新疆若羌、且末，北至祁连山。
和亲是中国古代国家、部族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吐谷浑虽是西北强国，但实力毕竟不如中原大国，所以也常以和亲的方法求得大国的保护。
隋文帝年间，吐谷浑使者沿着青海路，向东南走到隋朝的首都长安，为国王的儿子求婚，隋文帝答应了这门亲事。公元596年，隋王朝以国家的名义派军队护送光化公主，下嫁吐谷浑王国。
这个16岁的女子所即将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婚姻，她弱小的身躯肩负的是巨大的责任。路很长，故乡越来越远，当她途经茫茫青海湖时，其心情是否平静呢？自从和亲以后，吐谷浑每年都要派人到长安朝贡，甚至还把太子送到隋朝当人质，以求得到隋王朝的保护。
唐王朝建立以后，吐谷浑又迎来了13岁的弘化公主。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后，吐谷浑王在自己的境内又先后接待了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并为她们兴建了行宫。这两位公主都将途径吐谷浑去更为遥远的吐蕃。
公元663年，吐蕃大军占领了吐谷浑全境，经历了350年历史的吐谷浑王国覆灭。灭国后的吐谷浑人仍旧保持了过去的领地范围和生活习惯，上层统治者继续与吐蕃王室互为婚姻，两个民族从此开始了新的融合，最终形成了青海境内的安多人。
时间将在这个夏季牧场匆忙地走过，飞速奔跑的时尚脚步却在这里放慢了节奏。夏季牧场的生活是牧民们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光，进入秋季以后，他们将转移到另外的草场，那时，高原的季风依然会将歌声吹向很远。传统是和谐的基本章法之一，它包括对缓慢节奏的理解。
从青海出土的丝绸有的轻薄绵软、有的厚实挺括、有的色彩暗淡、有的鲜艳明亮。为什么同一处出土的丝绸中会有如此差异呢？
中国与西方的纺织品历来就有所差别。在丝绸的发明地中国，由于蚕丝强韧光滑不易扯断，可以拉得很长很长，甚至可以长到一公里，所以中国的纺织技术是建立在以经线为基础，不需要用力捻的s形织法上的，也就是通常说所的经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而西方的纺织品，由于普遍使用的是纤维较短、易断的麻和羊毛。所以他们的纺织技术是以纬线为基础，需要用力上捻的z形织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纬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当东方的蚕丝传到中亚、西亚，粟特人和波斯人在中国经线起花的斜纹织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纬线起花的斜纹织法。使得丝织物品呈现出色彩鲜艳、厚实、平挺、不掉色的独特品质，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技术，丝毫不亚于中国本地的丝绸，甚至在不易褪色等方面超过了中国，从而使中亚、西亚生产的丝织品有返销中国的可能。
在都兰出土的丝绸中，不仅图案上大量存在着异族风格，而且在织法上也明显带有波斯和中亚粟特艺术的特点。对于地处高原，日照强、温差大的古都兰人来说，来自波斯和粟特的丝绸，或者虽然来自中原，但采用波斯和粟特技法制作的丝绸，似乎比来自中原用传统技法制作的丝绸更受欢迎。据统计，都兰出土的古丝绸中，82%产自中原，18%产自西亚和中亚。
那么都兰这些产自中原的丝绸又是怎么来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青海境内发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