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涵，号邃园。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绪十二年二

月十五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今临澧）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凉水井。这里

地处丘陵地带，是一个四面环山、泉甘土沃的小平原。一道清溪流贯中央，

两岸繁星般点缀着村舍人物，鸡犬牛羊。

两百多年来，林伯渠的祖辈，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的家庭，

人们说是个“书香门第”。曾祖林长槐，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先后任四川邻

水、宜宾知县，后擢升为叙永直隶厅同知。祖父林山萃，是个廪生，早逝。

父亲林鸿仪（1865—1906），曾在武昌博文书院肄业，一八九三年

中副贡生。一八九六年经武汉、金陵、上海、烟台、天津赴京师，入太学肄

业三年，并兼教读。他研究过天文、地理、数学、矿学和中国历史上的中兴

之道，目睹列强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希望中国变法自强。他学养深厚，

崇尚“忠义”、“真直”、“笃行”，主张士应“有忠义之性，怀真直之操”，“丹

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销而

不可易其刚。”1他居京师多年，从不低眉折腰谄事权贵。在京完成学业之

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他没有去做官，而是毅然回到家乡，教几个从学生

徒。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一农家妇女，她在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的教导下，

思想开朗，秉性慈祥，操持家务，俭朴勤劳。

1林鸿仪：《日记》（未刊稿），1896年农历2月13日。

林伯渠的家庭，自曾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父亲在世时，有水田八

石。父逝分家，兄弟四人（伯渠居长）各分得二石，约合十二亩。

童年时的林伯渠，体弱多病。由于父亲经常在外，母亲家务繁忙，祖

母须为长房其他幼孙分心，加以山乡小村，就医买药，路程很远，人力财力，

都较艰难，因而对他的调摄护理，势难周到。这时，家里对他偏重静养，结

果使他直至接近学龄时，还举止迟钝，言语不清，甚至心神恍惚，视听模糊。

这一情况，引起家人警惕。他们认识到：伯渠的体质原是好的，一时体弱，

让他长期静养，反而变得长期体弱。俗语说：“抠成的疮，睏成的病。”“坛

里生豆芽，成菜不成材。”家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由静养改为以动养为主，

让他经风雨，见世面，在加强活动中增强体质。

年近七岁的伯渠，从家人的怀抱提携中解脱出来后，象大梦后初醒。

他来到村里的儿童中，同他们一道，跑遍了周围的农田山林，辨认了许多草

木虫鱼，甚至参加拾穗摘瓜和扒柴割草的行列。

伯渠在这个年龄来到家庭以外的小世界，天地万物都对他显得格外新

鲜，他比一般儿童更加喜欢观察和思考，象太阳升降，月相盈亏，风雨作息，

寒暑往来，以至迅雷斗阵，彩虹架桥等天象，一般人司空见惯，习而不察，

而在少年伯渠的心中，却常常激起疑惑与遐思。

此时，伯渠尚未系统地识字，但他的几个年岁稍长的同伴，已入私塾

念书。他常跟一个学童去玩，从旁聆听塾师教授《千字文》，看伙伴们描红

习字。不久，他对识字产生了兴趣，便找出家里那本《千字文》，在大人和

比他大七岁的从堂兄林修梅（名祖堃，1879—1921）的指点帮助下，

自己学了起来。不出一年，他已读完《千字文》，开始读《三字经》，有不懂

之处就去问堃二哥。

一八九三年冬，父亲应乡试后从省城回来，目睹儿子长高了，壮实了，

异常高兴。

使他感到惊异的是，儿子竟能认识一千多字，能说出一些文句或段落

大意，且能背诵。

此后，父亲较为注意开阔儿子的眼界，常带他走亲访友，到牌楼岗去

祭扫祖莹，到凉水井周围一二十里的停弦渡等市镇上去赶集。每到一处，就

把这里是什么岗，什么垭，什么湾，什么坪，有什么寺观庙宇、古墓、祠堂，

乃至丛林老树，流水人家，都一一给予指点，至于带有掌故的，更是详细述

说。伯渠边走边听，心旷神怡，兴致勃勃，流连忘返。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

水，一草一木，后来在延安作的七律《梦返故乡》，就曾写道：

儿时心事浑难忘，梦里仓皇返故乡。

腊鼓停弦过闹市，牌楼驻马望阡冈。

山容淡远青还在，璧合无间色亦香。

最是后园风景好，百花如锦拂檐墙。1

1《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伯渠也如邻里的少年一样，爱在夏夜池畔、冬日炉边，听年迈的祖母

和乡间耆老讲述民间传说和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德、澧州等地的故事，更

爱听博学的父亲谈些英雄豪杰、墨客骚人的轶事奇闻。

一次，父亲给他讲起三十年前在本地发生的一件韵事。同治年间，一

位学政从省城来澧州主考童生和生员，特地赴新安访问咸丰进士、著名诗人

黄道让（1814—1863，著有《雪竹楼诗稿》）。黄以上宾相待，引他

游览数日，沿途宾主赋诗联对，唱和甚欢。只是主人酬应较快，而宾客却有

时呐呐难出，私心怏怏，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尴尬局面。一天，二人畅游澧水，

放舟而下，约十里，来到停弦渡一带。学政赞美山水明媚，立即邀黄道让联

句属对。黄请学政先提出边，学政脱口而出：“河山图画烟作墨。”黄想了想，

摇头说：这可不容易对，要咏的是河山，而“河、山”二字你都用去，我用

什么呢？学政得意地催促：以你的高才，定能对好。黄说：迫不得已，只好

遵命。他略加思索后说：你的出边是“河山图画烟作墨”，我且说个“风水

文章桨打圈”，冒昧陈词，至希不吝指教。父亲讲到这里，便转身问伯渠：

这出边和对边，哪一句为好？伯渠经过一番寻思，回答说：出边太明显，平

常，好象一般人都想得到；对边，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明，总之是同出边

相反。父亲说：那就是含蓄，隽永，巧妙，把山河比作图画是陈词滥调，“烟

作墨”无论在次序上或在形象上都有点不伦不类，而把风水比作文章，又妙

手天成地用眼前事、口头语，很自然地承贯下来，用“桨打圈”来形容风水

文章对山河的赞美，真是构思精妙，巧发其中。伯渠对父亲评述的一些用语，

不能完全了然于心，但在当前景物和父亲态度的启示下，还是领略了一些意

思，从而对吟诗联对发生兴趣。

父亲怀着期望儿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心情，除了督导伯渠继续锻

炼体魄、注意身心修养和帮助料理家务外，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他着

手编辑一套课本，共计四种，每种都冠以“励志”二字，以便明确编书的宗

旨和选材的主要内容。这四种书是《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

和《励志曲选》，除“文选”以外，其他各种分量都不算多，但文、诗、词、

曲都是撷取自古至今的精华而成。从一八九四年春天开始，父亲即逐渐教伯

渠课读。这套课本，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抄，流行日广，直至辛亥

革命前后，当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学课本。不管编者是否有意，实际

上它在当时当地，在废科举、兴学堂方面，却起了一定的驱旧迎新的作用。

一八九五年，九岁的伯渠正式进入父亲刚刚创办的私塾就读。主课是

“四书”，先读《孟子》，而后《大学》、《论语》和《中庸》。《孟子》语言通

俗，行文流畅，内容也能开阔心胸。在那皇帝至高无上的年代，伯渠读到“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语句，感到非常新鲜。读《中庸》时，学

到书中说的为学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感到很受启发。

父亲秉承祖父及老师彭菊泉的教诲，素来认为为学最忌空疏而不务实，

只顾独善其身而不求兼济天下。他认为要经世致用，不仅在于礼乐刑政，尤

要充盈府库。他最服膺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

相信贾谊的壮语：“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

以战则胜。”也悦服刘晏的深谋远虑：“理财当以爱民为先”，而爱民“当使

之耕耘织纤”，“而不在赐焉”。因此，曾拟出一个书目，叫伯渠细读《史记》

的《管晏传》、《商君传》，《汉书?贾谊传》，《唐书》的《刘晏传》、《杨炎传》，

《宋史?王安石传》和《明史?张居正传》等篇，这些传主都是力主并坚持

改革的人物。正处在记忆力旺盛时期的林伯渠，通读了这些传记，知道稼穑

艰难，为人作事必须务实，这对他后来重视理财和善于理财，是有影响的。

开始接受维新思想影响

一八九六年三月，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一起，来到设在安福县城的道

水书院就读。

道水书院创建于一八○四年，九十多年来书院在教育事业上并无重大

进展，它培养出来的人，大都是钻营仕途者，或年轻的老朽。但近年来开始

有点变化。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初步发展起

来。一八九五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创办湖南矿务总局，开采铅、锌、锑、

锡、黄金等矿产。同时，对教育制度也作了一些变革。湖南学政江标，讲求

经世致用之学，对于八股文甚为鄙薄，岁考取士，凡文体奇特、不囿于八股

格式的多被取录，从而使全省文风大变。这股清风也吹到了道水书院。

一八九六年初，林伯渠的父亲应聘为该书院山长，他把儿子和侄儿带

来书院学习。到职后不及一月，他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国子监进修。他的

儿子和侄儿仍留在书院学习。

这时，道水书院设有四部（经、史、子、集）精选、四部专读、万国

坤舆（地理）、万国史记、算学、格知初步等课程，还订有《申报》和《万

国公报》，供师生们自由阅览，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势。

林伯渠从山村的私塾，来到这个县城的新书院，感到非常新鲜，抱有

很大希望。可是书院改革伊始，困难重重，书院开的新课，是由几个中年教

师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才勉强讲授的，当他们把这刚刚学来的知识讲完

后，便再也无法继续讲授下去了，新课大都变成了“空课”。林伯渠无可奈

何，只好以主要精力研读古籍。

林伯渠在书院教谕的指导下，学习了王阳明的著作。他首先感兴趣的

是王阳明的《大学问》，因为在私塾时读过《大学》等书，现在他从《大学

问》中，得到了关于“格物”、“致知”等概念的新的解释，感到既在复习，

又在新学。少年时代的林伯渠自然无力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作出科学的

判别，但他从王阳明的《大学问》、《传习录》中，却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

他感到王阳明注重人心的作用，可以使人们在做人作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

不依赖命运和神鬼，少依赖环境和条件；在自我修养中要严以律己，注重慎

独，做到言行一致。这些，对他后来加强自我修养和启发教育他人，都起过

积极作用。一九一三年流亡日本时，他就曾多次引用王阳明的言论以自责、

自励。

林伯渠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上继续滑

行的岁月，他在湘西的山乡目睹贫苦农民衣衫褴褛、日食维艰，甚至流离失

所、卖儿鬻女的种种凄凉景象，同时也闻知太平军攻克常德、澧州等地的英

雄事迹，以及当地农民起义失败惨遭杀戮的情景。例如他就曾听人们讲述过，

一八九○年九月，澧州哥老会首领廖星阶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领会

党二百余人携刀带棍，拥进作恶多端的团总、监生杜彩珍家，将他杀死。几

天以后，又率众进袭澧州城，被反动武装击败，廖星阶避走不及，为巡缉营

拿获。次年，他与会首徐树堂被押解省城杀害。被捕的陈启元、鲁详美、石

盛旦等头目，亦先后被就地处死。其他会党分子有的被押往边疆充军，有的

在本籍监锁。林伯渠来到道水书院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

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凡此种种，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

林伯渠开始伤时忧国，同情劳动人民，除了社会时势对他的潜移默化

外，与其父对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林伯渠父亲林鸿仪是个思想与时俱进较为开明的人士。他在林伯渠将

入道水书院肄业时，曾经慨然叹道：“日本国? .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

而为害犹浅。乃去年一役（按：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

重耗我金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耶？”1他对

自己的家乡安福县，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到处是鸦片烟馆，感到十分痛

心，曾经写道：“洋烟之害人，至今日而益烈。吾乡前五年并无烟馆，今且

累累相望矣。此殆于刀兵水火之外，又添一劫运也。”2他自己衣食无虞，

但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却深感忧虑。就在应聘道水书院山长前夕，曾奉

县命去考察邻县石门的雄磺矿和天门书院。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