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磺矿，名

为官办，实为豪强所占，他们唯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矿洞深暗、坡陡，

工人偶有失足，便粉身碎骨，而劳动所得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妻子”。因而书成一绝：

是谁凿破混沌天，石洞幽深百丈悬。

上下千人纷若蚁，生涯大半在黄泉。3

123 林鸿仪：《日记》，1896年农历3月2日、1月21日、

3月11日。

林鸿仪这种对待帝国主义、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对林伯渠有很大影

响。他诵读父亲抄给他的《磺洞七绝》以后，对矿工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林伯渠到道水书院一年以后，书院的新课改变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状况，

逐渐有所好转，他即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新课的学习。在新课和报刊所传播

的新知识的影响下，他的精神面貌也渐渐变得清新活泼，尝试着以新的眼光

去接触自然，观察社会。一八九八年的一天，林伯渠登上了书院东南隅的奎

星楼，直至顶层。他举目四顾，万象纷呈。东西是原野平铺，南北有岗陵起

伏。近看道水，港曲帆翔；远望浮山，云遮雾掩。加上那鹰飞鱼跃，犬吠鸡

鸣，他感受了万物的静态，也领略了万物的动姿，而且与平时所感受领略的

大不一样。他好象在经历着一次精神沐浴，恍惚身处万物之中，心超万物之

上，总觉得在美好的江山中，有一些酸心碍眼的东西在那里扬尘鼓浪，窒息

人们的呼吸。这书院外面，什么城隍庙、龙王庙、火神庙，还有什么祠、宫、

坊等，咫尺之地，殿宇林立，里面供奉的各种偶像，无非是昭告人们要安分

守己，劳而无怨，死而无恨。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天主造人物之说，殊

太不经，然竟有信之者。”1“风水之说，达者弗道。”2难道我们应该相信

神道吗？

第二天，他把这些感触告诉了年已十八岁的堂兄林修梅和另一同学黄

右昌3。二人听罢，提出了首先捣毁神像的主张，林伯渠欢欣鼓舞，积极赞

同。随后，他们开始结交对扫除迷信颇有见识的学友，还特意把学友中知县

的儿子也联络进来。于是，一股捣毁神像的小小思潮，便在道水书院逐渐形

成。

12 林鸿仪：《日记》，1896年农历5月7日、1月16日。

3黄右昌（1885—1970），咸丰年间澧州进士黄道让之孙，早

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一八九八年夏末的一天，在林修梅的指挥下，林伯渠和几十个学友齐

心协力，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县署闻讯，立即派人赴现场勘察，到书

院查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知县的“少爷”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且当

众供认不讳。这使县署的差人十分尴尬和棘手，后来只得敷衍从事，不了了

之。

事隔四十六年，林伯渠与黄右昌在重庆相晤，彼此互赠诗篇，他还记

忆犹新地怀念在道水书院时“丱角交游”、“奎楼聚首”的少年英雄气概。

一八九九年春，林伯渠又回到父亲跟前就读，并接受了戊戌维新运动

的思想影响。

林鸿仪在京师就赞同维新运动。他从北京归来时，戊戌维新运动已经

失败，湖南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组织的南学会被查禁，巡抚陈宝箴、

学政江标、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等均被革职。他对此感到非常痛惜，但仍坚

信“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纵令处之危险之秋，苟有自强之精神以鼓舞

一世，未有终于不振而甘居人下者也。”1他认为乐于教人，善于教人，就

一国言，为一种优良之世风；就一家言，为一种优良之家风。

为了作育人才，他从北京回到安福后，接受了澧州的聘请，到钦山寺

举办新式学堂。

1林鸿仪：《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旅致中兴论》稿，载1899年《日记》

本中，无具体月、日。

钦山寺学馆于一八九九年春始业，就读的有澧州、安福、石门、安乡

等县学生三十余人，林伯渠与林修梅也由道水书院转到学馆。

自从维新运动失败，科举、读经、八股文又颇得势，林鸿仪既鼓励学

生读新书，求新知，作实用文；同时对以应科举考试为目的、注全力于读经

作八股文的，也不强求他们改变意志。但他认为科举复盛，不过是回光反照；

学堂兴起，却是势所必至。因此，他决定让伯渠为升入高一级的学堂作准备，

新旧课兼修并读。新学以历史、地理为主，算学次之；古籍有《诗经》、《楚

辞》、《易经》、《书经》、《礼记》、《春秋》、《老子》、《庄子》、《韩非子》、《左

传》、《公羊传》等等，其中有的是继续肄业，有的是新开课程。父亲苦心孤

诣、耳提面命地贴心教导，儿子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地勤奋攻读，几年时间

的学习，使林伯渠在中国史地、古代汉语、诗词歌赋等方面，奠定了深厚的

根底，并且长期受用，永志不忘。后来到了延安，他在《六十自寿》中还怀

着感激的心情写道：“六十年匆匆地越过了生命的途程，回首往事，儿时聆

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林伯渠在学业上得到了父亲的教诲指点，在政治思想上也接受了他“随

势前进，择善而从”和维新派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出自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孔子改制考》借用孔子

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搬出和附会了西汉时公羊学派的“三世”、

“三统”说，为维新运动制造理论根据。林鸿仪非常欣赏这种理论，在钦山

寺学馆期间，他就用了六个月时间，以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指导伯渠攻读公

羊学说。

公羊学说的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其先后次序，分为“据乱

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由乱到治，越变越好。所谓“三统”，是说夏、

商、周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西汉

公羊学派这种理论，是为了适应刚刚兴起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

的，以便证明刘邦虽然出身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却是受命

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它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却完全有存在的权

利。尽管康有为、梁启超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公羊学说的框架，但在当

时条件下，它却有力地冲击着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根据。

林伯渠学习了公羊学说，联系当时的现实，在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因而印象非常深刻。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在日本东京听孔教会讲《公羊

传》后，就在日记中写道：“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

月毕业，颇解其义。”1

1《林伯渠日记》，1913年11月23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

4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湖南版），第30页。

向往富国强兵

一九○二年，林伯渠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打掉了光绪皇帝举起的变法维新旗帜，可是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后，在清政府处于内外交

困、危机深重的时刻，为了摆脱窘境，她却想把自己打扮成实行“新政”的

旗手。一九○一年一月她与光绪皇帝颁发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八月，下

令整顿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并令各地将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

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这种变革，主要是废科

举，立学堂，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而它的教育方针，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货色。然而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毕

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广设学堂，遍采西学，也有利于西方资本

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此情况下，湖南成立了中、南、西三路师范学堂。西路师范是当时

湘西的最高学府。创办之初，它令湘西各县每县选送二人入学。十六岁的林

伯渠在思想开通的父亲的支持下，“经过县考”进入了西路师范。学堂所在

地古城常德，是湘西门户，交通方便，市井繁荣。父亲亲自送伯渠入学，让

他熟悉环境，带他走亲访友和游览城郊的名胜古迹。

林伯渠离开了安福家乡，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眼界大为开阔。

西路师范开办时只有百来名学生，第二年发展到一百六十余人。在这

里，林伯渠先后学习了经书、诸子、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

伦理学、心理学、博物学、化学、物理、日文、英文、体操和音乐等课程，

从而使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较过去宽广许多。

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期间，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他对湖南戊戌维新运动

时期的风流人物、西路师范的创始人熊希龄，非常敬佩，并且发为吟咏。原

来这学堂的主体房屋，曾经是明朝荣定王朱翊珍的王府，但几经兴废改建，

早已不是昔日模样，遗物只留下几个巨不可抱的石磉和一口胭脂井了。林伯

渠对王府到学堂的变化，有感于衷，便信手写来：

此是何处？父老传言，云是昔日王府。断井还浸婢妾泪，遗础犹呻龙

凤宇。金屋高悬午夜灯，照得轻歌曼舞。为问当年王后宫，今日该由谁作主？

凤凰莅止鸣高岗，麒麟云集结新侣? .1

1林伯渠青少年时的同学沈少卿回忆。

这里的“麒麟”是美喻弃科举而入学堂的新来学友；“凤凰”当是指熊

希龄。熊是湘西凤凰县人，曾有“熊凤凰”之称。他素来主张变法维新，为

了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材，曾于一八九七年冬从北京回湘，在维

新志士谭嗣同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筹办了时务学堂，并任提调，延聘

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严重地打击了湖南的顽固守旧派。戊戌政变后他被革

职，敛迹回家，改图在较小范围内兴学，以待再举。这次创办西路师范，他

联合湘西名士戴展成以得地利，假清军头目黄忠浩之名以取人和，而学堂的

实际主持人则是他自己。

林伯渠这一吟咏，由学友而至师长，辗转相传，终于为熊希龄所知。

熊问他为何要这样写，他说出了自己认为一个维新运动的斗士理应受到尊敬

的心情。熊希龄一面告诫他：你自以为是含蓄，而人家说你别有用心，你将

有口难辩，一面提示他：学堂订有一些有益于青年的报刊，可在课余尽力去

阅览，从中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但发为言论，见诸行动，却要谨慎小心，不

要给我招祸。林伯渠虽然觉得这似乎有些小题大作，却也是一片真心，特别

是受到了要努力求新知的启示。

在西路师范期间，林伯渠眼见国势孱弱，外侮侵凌，他仇恨腐败无能

的清朝政府和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列强，一心向往“富国强兵”，其所以如

此，从一个方面看，也是继续受着他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一八九七年，林

鸿仪对山东胶州的教案中，德帝国主义借故挟制中国，要督抚李秉衡、知州

许颂鼎抵罪，而“中朝竟甘受其挟制”，将李秉衡革职，发往军台，逼迫知

州自尽，就深感洋人欺人太甚，“殊堪太息”1。他完全赞同义和团的反帝

行动。一九○○年义和团奋力抗击八国联军时，光绪皇帝曾多次传谕嘉奖，

他工工整整地将嘉奖令全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从这里也可窥知他对义和团的

胜利是何等兴奋。他这种爱国主义的态度，对林伯渠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1林鸿仪：《日记》，1897年农历11月8日、15日。

激起青年林伯渠热望“富国强兵”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当时

的许多进步书刊。那时，学堂附近有一个启智书局，经理唐承隋是林伯渠父

亲在武昌博文书院的学友。

书局经常出售一些港沪出版的进步书刊，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他便将

内容更激进一些的藏之后室。林伯渠凭借父亲的关系，经常在星期日去阅读

或购买这些书刊。

当时在西路师范进步学生中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地流传的进步书报，

主要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严复译的《天演论》、康有为、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章士钊创办的《国

民日日报》等，到了一九○三年下半年，甚至还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

世钟》以及邹容的《革命军》。林伯渠为了发动同学们阅读这些书报，联络

一些进步学友，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由于音乐室设在学堂的东北角，幽深

僻静，加之上课时间不多，门虽设而常开，学社的成员，常到音乐室去阅读

或聚会。开始时他们是各自阅读，继而相互交谈，讨论问题，有时甚至高谈

阔论。久而久之，引起了学堂一些顽固分子的非议。熊希龄对学生看进步书

刊，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当听到非议、责难时，他只好让庶务把音

乐室锁起来。林伯渠等学社成员只得分散开来，把书报拿到距学堂不太远的

神武寺、祗园寺等僻静的地方去阅读。这个新知学社后来发展到四、五十人，

对开阔同学们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些新书报中，林伯渠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