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农民“非有大联合的强健的团体组织”，则不

能“扫除一切的障碍”1。后来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就是以这个计划为发端

的。国民党二大再次委任他为农民部长后，他首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农

民运动委员会的主张，亲自拟定了该会的组织大纲和拟聘请的委员名单，并

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批准。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林伯渠本人以

农民部长兼任主席外，还有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肖

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等八名委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

名党员。这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聘请毛泽东参加了这一委员会。当时林伯渠

十分重视和尊重毛泽东。他虽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每次开会都非常尊

重各委员的意见，许多有关全国农运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决

定，然后再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下达的。本来按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的

规定，这个委员会是“由农民部主理”，“是辅助”农民部指导全国运动的2，

但实际上林伯渠却将该会变成了集体领导组织，而农民部倒成了具体的执行

机关。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当时关于农运的许多正确主张，才得以贯彻

到全国。

11924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运动计

划》。

2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通告第1号，《中国农民》第

4期。

为了发展全国的农民运动，特别是中国中部、北部的农民运动，在林

伯渠主持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扩大农讲所的名额为三百

名，将以往各届农讲所主要招收广东学员的办法，改为主要是招收广东以外

各省的学员，并决定聘请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拟请汪精卫、林祖

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肖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

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等为农讲所教员。

林伯渠还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校址、经费和招生等问题花过许多心血。

农讲所原所址在广州的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因第六届招生名额扩

大，农民运动委员会遂决定增辟番禺学宫为农讲所新址。但是，当时不但学

宫仍为第二军官学校所占，而且广东大学校长还索要原有乡贤祠等处学生宿

舍。后来，只是因为林向有关方面多次交涉，农讲所校址的问题才获得解决。

关于经费的问题，当时仅开办费即要六千余元，另外每月经常费（包括办公

费、教员薪水、学生活动费）还需要近八千元，而农民部每月的经费总共才

有七千余元，即使全部用来办学，也还不敷农讲所的开支。这个问题最后也

是经过林的多次交涉，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农讲所每月的经常费由中央财政中

指拨。

第六届农讲所自二月六日农民部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之后，三月底各省

学生相继到粤，最后实际入学人数是三百二十七人。他们来自全国十九个省

区，特别是北伐将要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

安徽和福建等省来的人比较多，其中广东省仅有二人。这些学员经过毛泽东

等的培养教育，绝大多数后来成了各地农运骨干。

广州农讲所，不但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对动员农民支援北伐战争

有很大的影响，对后来中共创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来说，也有着重大的意

义。一九五七年林伯渠参观广州农民讲习所，在回忆当年他与毛泽东等培养

干部、播种革命火种时，还写道：

发轫于西南，事业新鲜。种播全国走将遍。辛苦事情算什么，义胆忠

肝。

延安十四年，窑洞连山。培养干部有万千。抗日解放胜利了，预计果

然。1

1《林伯渠同志诗选》，第96页。

林伯渠领导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所采取的另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

措施是，编辑和出版有关农运的刊物与书籍。为了宣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总结和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把彭湃等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扩大到各

省，同时给各地同志提供有关农运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际运动的材料，

农民部出版了《中国农民》月刊（每期发行五千份），增设“编绎干事”，编

辑《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先后出版了，《农民运动须知》、《孙中

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与农民问题》、《农民国际》、《国民政府

之统一广东政策与反革命势力》、《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

案》、《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二次宣言》、《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

军组织大纲》、《广东省农民协会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

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农民合

作概论》等文献。

这些刊物和书籍密切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既有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

策，又有从事农运的具体作法和经验，深得各地从事农运同志的欢迎。毛泽

东稍后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林伯渠再次主持农民部期间，还督促各省建立了农民部，确定并增加

了农运经费。

国民党二大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

并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行中央党部之统一运动计划”1。为贯

彻大会的这一决议，林伯渠多次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名义发出通

告，要求各省市区党部尽快设立农民部，随时将各地的农民状况、农运发展

及进行计划报告中央农民部。为保证这一点能够实现，通告中还明确规定，

“如不按时报告即将该省之农民运动经费停止发给”2。

1《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第61页。

21926年3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通告，载《中国农民》

第5期。

为了加强对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央农民部派特派员百数十人到各

处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1，于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召开了广东各路特派员

全体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给特派员发了长期舟车免费证。

1林伯渠：《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中国农民》第6、

7期合刊，1926年7月出版。

在督促各地建立农民部以及加强各级农民部彼此联系的同时，林伯渠

还利用他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和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的条件，商得国民党

中央同意，每月拨付中央农民部经费七千余元（内中包括补助广东省农民协

会六千余元），各省农民运动经费一万二千元，总计一万九千余元，如果把

办第六届农讲所增拨的经费计算在内，每月的农运经费即达二万七千余元，

在国民党各部中，农民部的经费是最多的。这一点对各地农运的影响也很大。

当时，其所以能够出版农运刊物和书籍，选送学生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召开

农民代表大会或者农民运动的工作会议，任命专职农运特派员，都直接与这

笔经费有关。各省农运经费，开始时由交通局按预算支付，因为常常不能按

时或者如数支付，后来中央农民部又决定改为由部直接汇寄，各省直接向中

央农民部报销。这从经济上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农民部同各地农民部的联

系。

由于采取了上述重大措施，各省相继建立从事农运的机构，有计划有

组织地开展农运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前，不但广东的农运出现了蓬勃发

展的局面，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区也都相继建立了农

民协会，有几个省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近百

万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就是对全国农民

运动的一个检阅。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央农民部即向全国各省区发出通告：

“广东农民运动两年来之成绩及经验，实可予各省农运以良好之模范及参

考”；此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是“各省农运同志与广东农民相互提携的绝

好机缘”1，要各省农民部负责同志准备来粤参加大会，并准备有关本省农

民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运动的系统的、详细的书面报告，以便届时带来进行

交流。农民部还筹措拨付了会议的全部费用，包括各省代表来粤的旅差费。

1《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出版。

这次会议，是与全国第三次劳大同时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的。到会

代表，除本省二百一十四人外，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

南、山东、山西、贵州、江西等十一省的十八名代表也都出席了大会。它实

际上“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

林伯渠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

的报告，着重论述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近八十年来，中华民族的革

命，“首先表现的就是农民”，鸦片战争中的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

最近几年来各地农民的反抗，都充分表现了农民的革命性。今日中华民族所

需要的国民革命，就是要解放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可以说，中国

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今日中国之革命，必须“以农民为革命中坚”；“如

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有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

他在报告中还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纲与

政策，号召与会代表“引导农民有组织的参加国民革命行动”，“武装团结起

来”，“负起国民革命的责任”，“铲除危害农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排除

直接压迫或间接压迫我农民的“买办军阀”，做农运的同志无论何时都要“站

在农民利益方面去做”。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工农亲密团结的气氛。

这次大会共通过了二十几项决议（包括与“劳大”共同做出的），充分肯定

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与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在这些

决议中，特别强调要“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联合各革

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1。决议还

明确提出：“现在全中国皆在反动政治势力之下，只有国民政府所在地之两

广有政治自由。当今北方国民军败退，张、吴重兴，帝国主义嚣张跋扈之际，

人民应立即起来拥护国民政府，立即出师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

国民政府。”2

1《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

合刊。

2《国民政府现状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林伯渠再次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后，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

策，吸收中共从事农运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尽量

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连续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中国共产党对农

运的领导和中国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当

时农民运动的发展。但是，正当林伯渠倾注全力从事农民运动，并已取得显

著成效的时候，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却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排挤共

产党人的逆流，迫使他离开了农民部长的职位，中断了他对农民部的领导。

六军党代表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依靠在建立黄埔军及东征中捞取的资

本，在排挤广东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他下令逮捕共产党人，派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迫使部

分苏联顾问回国，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接着，五月十五日他又在国民

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

部长，并得到会议通过，从而使许多右派分子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的要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张

太雷等都主张应立即对蒋进行反击。但因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已去

北京开会，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前往北京，库伦与冯玉祥进行谈判，苏联军

事顾问加伦同谭平山已去苏联，汪精卫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就称病不起，第

二、三、四、六几个军的领导人虽对蒋不满，但无一人愿意或敢于率先进行

反击，这一主张却未能实现。后来，陈延年回到广州虽又计议过此事，然而

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上海中共中央已决定对蒋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并赋予张国焘以全权到广州处理此事，因此也未能实行反击。对于蒋介石提

出的“整理党务案”，因张国焘多次以党纪相要挟，要中共党员与中央保持

一致，强制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员执行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方针，

以至在会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被通过了。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称病不再视事，国民党中央决定由谭延闿、

蒋介石分别代理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林伯渠、甘乃

光代替汪精卫照管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时林伯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