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处境非常困难,他
明明觉得应对蒋进行反击,可是碍于中共中央的命令,又不得不经常出席甚
至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与蒋介石相周旋,在公众面前维护国民党的团结。
有一段时间,他也象当时许多人一样,希望鲍罗廷回来后或者还有些办法,
但这种希望也落空了。四月二十七日,鲍罗廷与谭平山、胡汉民由海参崴乘
船同时回到广州,他不但未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反而多方设法想与蒋介石弥
补关系,这不仅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就连胡汉民也很快去了香港,称病
不起的汪精卫亦于五月十一日“秘密离粤”,赴法养疴。所以,林伯渠的这
种困难、尴尬的处境,一直延续到“整理党务案”之后。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国民党中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长,林伯渠同
时辞去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从此,他即集
中全力从事第六军的政治工作。
六军的前身是程潜的攻鄂军。广东国民政府举行东征的时候,林伯渠
就担任了攻鄂军及该军讲武学校的党代表。不过当时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
特别繁忙,并未参加东征,他所作的一些政治工作,还只是指导讲武学校招
生、帮助学校建立党团组织、支持进步学生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等。一
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
军,任命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开始一段,林对六
军的政治工作仍然过问不多。中山舰事件后,六军第十八、十九两师集中到
惠州、博罗、石龙一带进行整训,原由吴铁城部改编的第十七师,因吴被免
去广州市公安局长及被逮捕,由广州附近调至石龙参加整编,林伯渠曾于四
月初去过一次惠州城,帮助程潜整编部队,建立起六军的政治工作,但那一
次时间也并不长,又很快回到广州。
所以,林伯渠真正集中全力于六军的政治工作,还是在他离开农民部、
第二次到惠州城之后。
六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
部翁腾晖部等杂牌军组成的,内部矛盾重重,如何把这样一支队伍训练成坚
强的革命队伍,是相当艰巨的。林伯渠到六军后,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磋商,
首先协助程潜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
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
为了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林伯渠在军
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由于一时难以在各师
的团、营、连建立起党代表制度,配备政治工作人员,他经过调查与李世璋
等其他政治工作人员研究,先在各团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以便尽快地把
政治工作开展起来,发现和考察政治工作人材。
六军团以下的政治工作,就是经过这样一种过渡形式才建立起来的。
还在一九二五年底,为了解决湘军的编余人员,为二军和湖南培养政
治工作干部,在广州曾以“湖南政治研究会”的名义创设了一个政治讲习班,
林伯渠与谭延闿、程潜、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同为该校的理事。在通过
各种途径招收的四百多名学生中,十分之九都是湘籍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
人,如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熊锐等都到该校授过课。
林伯渠为了充实六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通过政治
讲习班班主任李富春和其他中共党员的关系,从政治讲习班和黄埔军校调了
三十名学生到六军,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开设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特别训练班,
任命喻寄浑(中共党员)、王祯祥为该班指导员,请周恩来、邓演达讲授军
队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还请人讲述了《本军沿革》。这个班的学员,后
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六军的政治工作骨干。
在开展六军的政治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他
离开农民部再次到达惠州时,六军正一面进行整训,一面在驻地附近参加剿
匪。当时在博罗一带,有一股土匪三千多人,活动十分猖獗,经常从其老巢
出来,掳人勒索,洗劫村庄,六军先后出动四个团才将其剿灭。不论是在六
军的驻地,还是部队出去剿匪,林伯渠都特别强调要同老百姓搞好关系,注
意保护和支持当地的农民协会。
林伯渠与程潜和六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合作得比较好,他所进行的这些
政治工作,差不多都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程潜曾公开下令,禁止在他的
部队中建立“孙文主义学会”,可是他却准许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正
是由于林伯渠与程潜及苏联顾问等的共同努力,在六军中进行了大量的政治
军事工作,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调整和改善了军队的内
部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才使这支杂牌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
一支劲旅。
随军出征
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方国民军在奉军和直、鲁联军的进攻下,撤离北
京,退守南口。
冯玉祥赴苏,段祺瑞下野,北京政权重新落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
军阀张作霖手中。
在南方,湖南唐生智被直系军阀叶开鑫等赶出岳州和长沙,退至衡阳。
稍后,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划下,直系、奉系等军阀又在天津、北京举行会
议,决定扫除所谓“南北二赤”:在北方联合阎锡山消灭国民军;在南方联
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湘,围攻广东、广西。
面对着这种形势,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遂决定
北伐。五月间,首先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及李宗仁
第七军入湘,援助唐生智。
六月,又决定将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并成立了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稍后,蒋又被“推举”为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同时,邓演达还邀
请林伯渠等各军党代表和周恩来、恽代英、陈公博等人参加,主持召开了战
时政治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有关战时政治工作的问题。邓演达根据周恩
来的推荐,并吸收了共产党人或倾向共产党的朱代杰、章伯钧、李合林、李
一氓等到总政治部工作。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出北伐宣言和出征动员
令,国民革命军总部和一、二、三、六各军即大举入湘。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林伯渠随六军离开广州,开始参加北伐。在
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北伐军进攻湖南、湖北的时候,因六军一直作为预备
队,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行军间歇,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如何加强
和改进政治工作,整顿各师的政治部。
在行军途中,他还多次召开军民联欢会或各界谈话会,发表演讲,对
部队进行纪律教育,监督部队财务开支,过问部队经理处的工作,处理违反
军纪的士兵,反对师、团长侵吞军饷。这些,对进一步提高六军的政治素质,
改善军民关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引起了一部分军官和程潜本人的不
满,以至后来竟出现了迫使林伯渠一度离开六军的插曲。
在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援下,北伐军进展异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即底
定全湘,连取汀泗桥和贺胜桥,进至武昌城下。就在北伐军开始围攻武汉,
六军奉命重返通城警戒江西之敌的途中,六军经理处党代表贺澍,将李某寄
公款给程潜在上海的家属的事,报告了林伯渠。九月一日,程潜在林伯渠处
发现贺的报告,大为嗔怒,当即要将贺澍撤职,“并谓唆使人毁坏其的名誉”,
遂与林伯渠发生了“语言冲突”。因与程潜“意见相左”,第二天,林伯渠给
程潜留一便简,便去了长沙。
九月七日,林伯渠抵达长沙,将此事报告了李维汉、颜昌颐、夏曦等
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并同他们共同研究决定:为顾全大局,暂以请病假为
名,等候程潜态度的变化,如程潜诚恳地请林伯渠回去,则再回六军。当日,
中共湖南区委将此意见报告中共中央,林伯渠也以“染疾到长沙医治”为由,
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了请假电报。不久,中共中央回电同意湖南区委的
意见,并嘱一方面应就此事向程潜提出警告,同时也不要对程“操之过急”。
邓演达亦回电准假,邀林伯渠“到武昌一叙”。
林伯渠逗留长沙期间,看到湖南革命运动在北伐后有了蓬勃发展,非
常高兴。他曾同各方面的人士作了广泛的接触,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
说,号召人们遵循孙中山的遗嘱,“拥护革命的民权”,“巩固联合阵线”,“注
意党务”,“拥护工农利益,统一工农运动”,“训练培植健全分子”,“肃清反
革命派”,争取尽快使青天白日的旗帜插遍大江流域。1在这期间,林伯渠
还致电广东革命政府,索要现行的各种法规,以资借鉴和研究,在日记中记
下了这样的内容:“1.应在汉口速设中央银行;2.财厅向商会借款五十
万,有转向中国银行担借之说;3.此间商务系以汉口、上海为办货地,若
在该二地无汇划所,以中央纸(币)及桂票皆不免低折”2。这说明他此时
已经注意到了革命政权和财政金融问题。
1参见长沙《大公报》,1926年9月10日;《林伯渠日记》,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此书简称党校版),第14—24页。
2《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18页。
在林伯渠赴长沙的途中,北伐军相继占领了汉阳、汉口。九月六日蒋
介石命令一、二、三、六、七各军开始进攻江西。
由于战局变化及六军广大政治工作人员强烈要求林伯渠回去,中共军
委王一飞等也通过其他关系做了程潜的工作,九月十四日,程潜便要六军政
治部秘书李世璋、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李隆建、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张振武
等,联名致电林伯渠:
我军出发江西,战事节节胜利,修水、铜鼓等县次第克复,现向南昌
进击。奉军座手谕,请兄即日命驾,取道浏阳、铜鼓,赶上前方,回军襄助
一切,是为至盼。李隆建、张振武、李世璋同叩,寒。1
十七日,林收到这封电报后,当即回电:
寒电奉悉。我军进攻赣境节节胜利,逖听之下,不胜鼓舞。弟病渐痊,
本拟克日前来襄助一切,适奉总政治部电召赴汉,本亦有此必要,准事竣即
赶赴前线,并希转呈军座,藉纾厪念,至为感荷。弟林祖涵叩,
筱。2
12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22页。
林伯渠与程潜的这场冲突,就这样算是得到了解决。林伯渠回电中所
称赴汉一事,后来并未实现。因蒋介石入赣督师,路经长沙,邀林伯渠同行,
他在九月二十日即由长沙径自入赣。
当时,蒋介石因他的嫡系第一军自出师以来,一直未能打好,两湖的
地盘大部落到唐生智之手,很想在江西战场上大干一场,以显示一下他的声
威。程潜亦不甘老是作预备队,处处随人之后,也很想在江西战场上显示一
下他的拳脚。他们不顾苏联顾问的劝阻,贸然命令第六军和第一军王柏龄第
一师,于九月十九日攻入南昌。但事却与愿违,这次战役中,不但第一师损
失过半,第六军亦有将近半数覆没。第一次进攻南昌失败后,十月中旬,蒋
介石又组织第二、三、六军再次进攻南昌,但仍未得手,而且使第二军也受
了相当大的损失。蒋介石对于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北伐后“没有打过一次胜
仗”,特别是一师在南昌的失败,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林伯渠随蒋介石入
赣后,就亲自听到他在给一师讲话时说道:“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
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1。
1《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36年版,第
809—810页。
林伯渠在同总部行动期间,一方面设法同六军尽快取得联系,同时也
经常借与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副官长张治中、军事总顾问加伦和
总部的机要秘书蒋心荣、翻译王一飞的接触的机会,了解了不少情况,并尽
可能地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当他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白崇禧对加伦有些不
满时,就及时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加伦,从而引起加伦的注意,使加伦同白
的关系得到改善。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林伯渠行至江西奉新时回到六军。当时六军才
从南昌退下来,部队伤亡较大,思想混乱,湖南派不满意广东派,广东派也
不满意湖南派,而湖南派中的醴陵派(程潜的同乡)与浏阳派(参谋长唐蟒
的同乡)之间的暗斗也相当厉害。十七师代师长、广东派的邓彦华,在战斗
中表现不好,程潜想撤掉他,任命醴陵派的杨杰为师长,浏阳派则加以反对,
想让唐蟒兼任第十七师师长。林伯渠回军后,首先在调整组织、任命干部、
整顿财政、重新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巩固内部团结等方面做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