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在北伐军最后总攻南昌前，他还为六军制定了政治工作计划，拟定了

既通俗又能鼓舞士气的具体政治口号，如“为已死同志报仇”，“为南昌人民

报仇”，“必须雪前次退出南昌的奇耻大辱”，“不收复南昌，不算革命军人”

等1。他还领导六军政治部动员奉新百余民众，组成前敌工作团，准备随军

出征，担负输送子弹、抬送伤兵的任务。因为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六军

很快又恢复了战斗力。

1《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1926年11月8日。

十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根据苏联顾问加伦拟订的作战计划，再次下达

了进攻南昌、夺取江西的命令。这一次进攻南昌，由于总结了九、十两个月

两次进攻南昌的失败经验，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把攻击的重点首先放在夺

取南浔路；中共党员和加伦等苏联顾问，在各军之间作了许多协调的工作；

从湖北又调来第四军的两个师和贺耀祖的独立师；在长江以北的第八军，亦

同时向安徽方向出动，以威胁敌军的退路，结果和前两次也就大不相同。十

一月一日总攻开始，很快占领了德安、马迴岭、乐化、芦坑、涂家埠、九江，

八日便攻占南昌，几乎全部消灭了江西敌军。

第六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任务是，进攻对整个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的乐化车站和涂家埠。林伯渠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在火线上开展了有

力的政治工作。二日下午，六军第十七师由蛟桥越过铁路，与十九师夹铁路

向南进攻，于四日占领芦坑车站。

五日拂晓，当部队继续向乐化进攻时，遇到敌人两个旅约六千余人的

顽强抵抗，六军官兵阵亡四百余人，阵势顿形松懈。这时，林伯渠命令政治

部全体工作人员加入前线督战，高呼“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第六军

应该为南昌被屠杀人民报仇”等口号，六军的士气才又大振，奋起冲锋，将

敌人的防线冲破，乘胜占领乐化车站，并于次日消灭了涂家埠的守敌。总计

蛟桥、芦坑、乐化、涂家埠四役，六军共伤亡官兵千余人。四十九、五十五

两团的连排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每团士兵仅余二百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

在这次战役中，政治工作人员亦有五人阵亡，三人重伤。五十六团二

营营长、中共党员周保中，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提升为该团代理

团长的。

1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1年版，第486页。

在六军参加江西作战的过程中，林伯渠非常重视民众对战争的支援，

对地方的民众运动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他在日记中，就

记载了不少有关民众欢迎北伐军和热烈参战的事例。

九月二十日：“入赣境后，山川明媚，人民之希望与拥护革命军，不减

于湘境。

九月二十四日：“当南军刚进袁州城时，而北兵又未退尽，居民以渴望

南军之心理，家家阖户燃爆欢迎，并备茶水于门前。不谓北兵之尚未退出者，

大触其怒，于是以枪柄乱打，并开枪向人佇立之门户射击，闻是役共死人二

十余人云。

“新喻之战，有农民一千余人参加，纯以土炮轰敌，死农民可二百人。

民众可谓充满革命性矣。

九月二十八日：“早四时四十五分由新喻行? .至钱墟宿营。召集该地

民众谈话，到者甚热心亲切。会毕后，该乡民等并且送来母鸡四只、大鱼五

尾（初从塘中网起者）、蛋二十枚。1

1《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24、27、28、29页。

林伯渠差不多每到一处都要领导政治部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帮助民众

建立革命组织和革命政权。十一月八日，六军政治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就曾记述了在奉新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报告写道：

奉新在革命军未到以前，国民党人仅两人。政治部在奉新停留二十多

天，组织临时县党部，加入党者约一百四十余人，学生分子最多。现在领导

该党部工作的人，系左派，组织较强，现正设法令其组织农民。此次南浔路

作战，奉新县党部组织一前敌工作团约百余人，担任输送前线子弹，抬送伤

兵，很有功效? .他们不怕炮火，不怕苦，显然表示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

同时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

林伯渠在奉新还以政治部名义，扣押并亲自审理了奉新前县长贪官熊

坤，委任王昌政为安义县知事，钟资能（六军的一个副团长）为靖安县知事。

当时靖安前县长文倬（江西萍乡人），在北伐军进至奉新时卷款潜逃，其县

长职务由张某代理。张凭借其子张国焘的名声，抗不交职。林闻讯后，派政

治部秘书、中共党员李世璋率一营武装前往查处，扣押了张某，帮助靖安县

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县党部和工会、农会，发动群众审判了前县长和兵站

催征官董纪宦。最后，林伯渠批准将董纪宦枪决。

再如，六军攻占涂家埠以后，林伯渠经过调查，了解到涂家埠所在的

永修县有组织的农民约千余人，妇女协会亦有工作，即任命王怀心（中共党

员）为永修县县长，周凤池为永修县警佐，王容为涂家埠警察所长，文若海

为涂家埠统税局长。

六军政治部的民众工作，在入赣北伐军中是比较突出的。当时《民国

日报》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第六军首先入江西后，各县民众在该军政治

部指导下，均自动组织县党部、农民协会、工会等，且无不积极工作，一时

革命空气，大见发扬”1。

1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随六军进驻南昌后，还参加了建立江西省政权的

工作。当时，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的临时政治委员会，以朱培德、白崇禧、

程潜、鲁涤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张国焘、李仲公等为委

员，随后又成立了省的政务和财务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均作为省的临时政

权机关。由于临时政治委员会代主席朱培德事事都听命于蒋介石，这三个委

员会在许多重大政治和财务问题上，常与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为主体组成的国

民党省党部发生冲突。例如在财政问题上，财务委员会坚持要继续征收鸦片

捐，并且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而省党部则坚决主张禁绝鸦片，反对继续

征收鸦片捐，提出可以开征殷富捐，以弥补财政的收入。遇到这种情况，林

伯渠和李富春、朱克靖等总是利用他们与各军长以及其他委员的私人关系，

多方做工作，争取那些人支持省党部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底，林伯渠和李富春等还争取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

支持毛泽东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解决了江西省农运经费问题。北伐

前，林伯渠就曾与毛泽东计议过在中国中部创设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是

年九月，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结束，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正式

向中央提出在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得到中央批准。十一月下旬，毛

泽东去武汉途中，到南昌再次与林伯渠筹商此事。林伯渠积极赞同这一主张，

亲自陪同毛泽东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

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于十一月二

十九日正式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汉农讲所学习，并负担

经费一万二千元，即平均每个学员八十元。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农讲所学

员及所承担的经费，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江西的办法。林伯渠、李富春还与毛

泽东商量，在武汉组织农讲所筹备处，以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的筹备员。

稍后，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决定，由通志局款项下每年拨十三万

五千元作为省农协的经费，也是林伯渠与李富春等积极努力争取的结果。

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相继发生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工人群众的

“一三”、“一六”惨案，在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中，武汉国

民政府接管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第六军被调往九江，林伯渠又参加了收回

九江英租界的善后工作。他在九江曾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群

众坚持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誓作政府后盾。由于六军担任租界的警备，

林伯渠还到英租界视察，出席九江卫戍会议，会晤武汉政府委派的管理英租

界委员会的委员，到市民外交行动委员会开会，研究加强警备和维持租界秩

序，报告政府的态度与谈判进展情况，筹商有关调查惨案经过，救济罢工工

人等各项问题。当时，九江国民党市党部的组织、宣传、工人、青年各部的

部长及主任秘书，均为共产党员，林伯渠以六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还曾主持

召开九江国共两党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党、政组织开展工作问题，决定将九

江国民党市党部公开。

六军在三次进攻南昌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兵源虽陆续得到补充，但部

队急需整顿。

在九江期间，林伯渠还协助程潜对六军进行了整训，主持召开六军国

民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成立了六军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进一步

改进和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

为了培养和补充各师、团的政工干部，他还假儒励中学校址，开设了

一个特别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此外，他还经常到部队训话。后来六军在向

长江下游进军时，表现得很英勇，就是同这一段的整训工作分不开的。

林伯渠在北伐过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

工作，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的。当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各

地党组织甘当“在野党”，就在林伯渠任命奉新等县县长的过程中，中共中

央曾指名批评林伯渠委任的王怀心等当县长是“腐败堕落”，充分表现了“机

会主义的倾向”，要中共江西党组织“急速纠正”，“立刻限期命令他们辞职”；

并说“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1。对于林伯渠、李富春等以各

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任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等虽然没有命令他们

立即退出，但也提出要他们明白向国民党表示：“（1）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

能兼任政府委员；（2）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须换人”。还提出要

江西党的组织“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2。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者这种错误理论和行径，不但使中共丧失了参加地方政权的许多机会，限制

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且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

12 《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1926年12月2日。

再次到国民党中央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进入南昌后不久，便开始同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

勾结，以“在宣传上抹杀蒋的功劳，且对一军有攻击之处”1为借口，撤了

随总部一起行动的总政治部秘书长朱代杰（中共党员）的职务，要邓演达将

总政治部由武汉移至南昌。指使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程天放等右派分

子建立“东湖社”和“ab团”等反动组织，控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江

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用“圈定委员”的办法（即由省党部和中央

各提二十四名候选人名单，交代表大会选举，最后由张静江、陈果夫等根据

选举的结果，圈定正式执行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三人），将原来主持省

党部工作的方志敏等七名共产党人，全部排除在省党部之外，而段锡朋、程

天放、王礼锡、洪轨等等九名右派分子却进入了省党部。此后，他们还勾结

土豪劣绅，控制十几个县党部，排挤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等共产党人，

撤消了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提请在南昌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烈

钧、熊式辉为首的十一人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并以李烈钧为省政府主席。

1《江西政治报告》，1926年12月。

为了研究对付蒋介石的方针办法、向中共湖北区委和北伐军总政治部

汇报入赣作战和江西省的情况，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林伯渠专程到武

汉，会晤了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张国焘、董必武、刘伯

垂、李国煊、叶挺与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贺龙等，同他们商量，将北

伐军总政治部留驻武昌，而另以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赴南昌，主持入赣北

伐军的政治工作。这一决定，对后来武汉的反蒋斗争与江西的革命运动的发

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北伐军初到武汉时，为抑制唐生智，防止汪精卫回国控制党权和政权，

蒋介石曾力主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但是，当一九二六

年底第一批北迁人员，孙科、徐谦、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

罗廷等六十余人到达武汉，与在武汉的邓演达、吴玉章、董必武等组成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联席会议”，暂时“执行最高职权”时，

他却又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设在南昌。十二月三十一日，当第二批

北迁人员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等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又在南昌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