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任江西省长，朱德才得以出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此事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

来发动八一起义也有着重要意义。

在反对蒋介石阴谋叛变的斗争中，林伯渠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

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愈

来愈猖獗，亟欲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而代之。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

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便制定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关于此

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

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

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

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

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廷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

致同意的。1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92页。

三月二十五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二十六日早六时，

林伯渠便带密令赶往南京。因为事关重大，行前他还“访各友谈事”，邓演

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至林的寓所送行。

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

同行的，还有许甦魂、唐生明及随员多人。郭沫若本来也是慰问代表之一，

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就义愤填膺，这次肩

此重任赴宁，其兴奋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根本不可

能实现这一密令了。

第一，“此项密令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交由第

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缝在衣缝内”，带到南京转交给程潜的。1但是，就在武

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当天，谭延闿却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表示一定要追随

蒋，同蒋进行暗中勾结。后来，陈果夫在《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

的回忆》中即说到此事。他说：

1《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32页。

全会闭幕后，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 .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

命我赶快离汉，并嘱于离去之前，应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

克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一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

“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

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

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

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二时下船。

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1

1《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94页。

陈果夫在文中没有讲是什么时间把这一口信告知蒋介石的。但他离汉

时，蒋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告诉

了蒋介石，因而更加引起了蒋的警觉。

第二，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

日驶向上海。

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经去上海。

第三，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

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两千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

分给程潜。程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竑、何应

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已经了解到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

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还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主张，

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汉劝合”1。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

石，不论从客观上或主观上来说，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因为有了以上种种变化，林伯渠虽然满怀希望赶往南京，但结果却碰

了壁。三月三十日薄暮林抵南京时，正逢程潜、白崇禧、何应钦从沪归来，

当晚他将“密令”转交程潜，出乎他预料的是，程却以“事关重大，且力不

胜其任”为理由，拒绝执行，“主张商谋妥协”2，并要林伯渠同他即刻回

武汉去“劝合”。由于逮捕蒋介石的事已不可为，第二天，林伯渠在访问了

白崇禧与何应钦，会见李富春及六军的一些人员之后，于当晚与程潜一起返

汉。许甦魂、唐生明等则继续留下慰劳各军。

12 《湖南文史资料》第2辑，第33、17页。

程潜和武汉国民党要人，都未料到蒋介石会很快搞到二、六军头上，

迅速控制南京。

程潜四月四日同林伯渠回到武汉，开始他还极力宣传应与蒋谋妥协，

向人表白“不愿与蒋合作，但不合作又无钱”1。因汪精卫回国后，四月五

日在上海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宣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

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

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2。此

时武汉国民党要人和鲍罗廷，也都以为局势还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

步，想等待汪精卫到武汉后，再筹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1《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4月16日。

2《汪陈联合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第71页。

但客观事实很快就揭明了这种企图“劝合”与等待的思想，是多么的

天真和愚蠢。

没有几天，就传来了上海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共和武汉国民党的通电，

接到二、六军的电报，说蒋要调他们离开南京，渡江去打张宗昌。只是到了

这时，程潜才感到上了蒋介石的当，急电二、六军不要离开南京。武汉国民

党中央亦感到蒋介石将要进入南京，危害二、六军，才决定派第四军、第十

一军支援二、六军，防备蒋介石进入南京。

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晚了。程潜离开南京后，第六军代理军长杨杰被蒋

介石收买，二、六军在蒋介石连续三道电令与两个参谋的催促下，已于四月

七、八两日离开南京。蒋介石不但已进入南京，并且指使流氓捣毁了国民党

省、市党部，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在南京得手之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公开举行了反革命政变，

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接着、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

崇禧、何应钦等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也开始大批逮捕和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府，第一次大革

命即遭到严重挫折。从一九二六年底开始的，包括林伯渠在内的许多共产党

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因为缺乏经验，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加上一些同盟者的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最后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十

分令人痛心的。从此，林伯渠的生活和斗争，也就走上更加险峻的道路。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力

量之间，出现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上海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广大群众无比愤慨，纷纷要求“讨平蒋

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接连发出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罢免他的总司令职。开始时，国共两党中央（这时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和

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想继续执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东进计划，协同第二、

六两军和驻南京的其他部队，乘蒋介石在南京立足未稳，重新占领南京，先

除掉蒋介石这个心腹之患，然后再继续进行北伐。

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反

对。罗易认为“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之前”，都必须首先“巩固基地”

1。他既反对东征，也反对立即继续北伐，主张应先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

命，把武汉政府的影响扩大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加伦则从军事

方面考虑，他认为：汉口到南京之间的距离，等于上海到南京的四倍，而且

上海与南京之间又有铁路，蒋介石运兵至南京要比武汉快的多，东征并不会

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顺利；现在主要的威胁是奉系军阀，而不是蒋介石的军

队，因此，武汉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继续北伐。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根

据罗易的提议，放弃了东征的主张。提出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冯玉祥建立紧

密而有效的合作”，首先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立即占领河南南部地区，

调已撤出浦口的二、六军“向北进军，占领安徽西部”，以巩固武汉国民政

府统治下的“革命基地”2。

1《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2《罗易赴华使命》，第176页。

四月十八日，由于张学良率十余万奉军越过郑州，沿京汉铁路南进，

二、六军在鲁军张宗昌进攻下，已撤离浦口，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放弃东征

计划，举行“第二次北伐”，即首先协同冯玉祥、阎锡山把奉系张作霖赶回

东北，占领京津，然后再解决蒋介石所谓东南的问题。苏联顾问鲍罗廷、加

伦都赞成这个计划。随后，中共中央也撤消了十六日决议，转而赞成举行“第

二次北伐”。

林伯渠本来是积极主张东征的，现在既然国共两党中央都已决定停止

东征，举行“第二次北伐”，他当然也只好服从。那时人们都对冯玉祥寄予

比较大的希望。林伯渠当时也想先举行北伐，打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联系，

或许可以更加壮大反蒋的力量，有利于将来的反蒋斗争。所以，一当决定举

行第二次北伐，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北伐的胜利。

四月十九日，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由张发奎第四军、朱晖日第十一军、

贺龙独立师和唐生智第三十五军、三十六军等部队组成新的北伐军，在武昌

举行誓师大会，开赴河南前线。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的林伯渠，从此以后，

也就特别繁忙起来。他经常为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大量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电

和军委日常工作而忙到深夜。这时，邓演达已去河南，后方的政治工作委托

郭沫若代理，他还要协助郭沫若接待从上海及东南各省回到武汉的政治工作

人员，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四一二”政变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封锁与破坏，武汉

在经济、外交方面越来越困难。长江航运锐减，资金外流，纸币贬值，物价

上涨，财政极度困难。

不少工厂停产歇业，失业工人增至三十多万。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稳

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上层分子与军事将领，四月二十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

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了“战略退却”的主张。他说：

所谓退却，就是要使外侨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各地有不受限制的经商

的权利。这个办法，不但于国民党及革命军的前途有莫大的利益，就是于工

人自身也有相当的好处。

1

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1927

年4月20日。

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的具体办法是：

（一）政府与工会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中之革命纪律，

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反革命纪律的工人；

（二）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

南、西至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并且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

执行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 .；

（三）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

自由罢工；

（四）政府应尽可能力量，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的价格；

（五）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1

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

年4月25日。

汪精卫、陈独秀完全赞同鲍罗廷的主张。汪精卫还提出一项包括“保

护外人的生命财产”、“保护外人的商业”、“由外交部接洽太古、怡和公司”、

“由交通部接洽招商、三北公司”和“集中现金”等为主要内容的四条十款

的退却计划，并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

由于前些时候湖南收回了长沙和岳州的海关，没收美孚公司煤油实行

公卖，江西的金融也很混乱，就在讨论采纳鲍罗廷提出的“退却策略”的过

程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林伯渠、陈其瑗为中央特派员，分别赴湖

南和江西“说明中央外交策略”。

林伯渠受命之后，经与在武汉的夏曦、谭平山和陈独秀商谈，于四月

二十七日抵达长沙。他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即向国民党省党部全体执、监

委员传达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外交方针。第二天，他又在省党部连续开了两

次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方针，了解湖南民众运动的情况。林伯渠这次到湘，

虽然只停留两天，却了解了许多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他支持解决农民土地问

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