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这是白

匪的罪恶啊！不然，爸爸怎能离开你们呢！”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

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 .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了老百姓，你就有饭吃，就

能开展工作。”并鼓励她说：“你一定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

们是会胜利的。到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1。范乐春

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

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

的共产党人，她牢记林伯渠的嘱咐，后来，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

方等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病逝于闽西。

1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新湘评论》，1980年第2期。

林伯渠和范乐春才生下二十几天的儿子，在敌人占领中央苏区时，范

乐春将他和邓子恢的儿子（生下十几天）分别托给在会昌的两对堂兄嫂抚养。

后来，林的小儿因范的堂兄嫂无力支付哺乳费，而其乳娘又夫死改嫁，遂被

乳娘带至会昌的洛口。不久，由洛口卖到漳埠，复由漳埠卖到靖石，再由靖

石人卖到洛口之下洛赖平旺夫妇家中，取名赖平亚。一九四九年江西解放，

邓子恢请人将其子（时已取名范宜德）和平亚找到武汉。

当时虽有人告知邓子恢，范宜德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因平亚小时患病

腿上留下残疾，邓觉得不便将跛腿的孩子送还林老。另外，邓子恢当时还不

知平亚被卖的经过，对范乐春将亲生儿子交外人抚养，而却将别人的儿子交

其堂嫂抚养，也多少还有几分疑惑。因此，邓子恢便托杨立三把范宜德送到

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身边，并给其改名叫邓苏生。一九五二年，

范宜德（时已改名林秉苏）从其养母处知道了谁是他亲生父母时，邓子恢才

将真情告诉林伯渠。但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二人仍决定“易子而教”。

直到一九五四年邓子恢调到北京工作，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个孩子说明

此事的经过之后，邓苏生才回到亲生父亲林伯渠身边。他为了感谢邓子恢夫

妇抚养、教诲之恩，纪念两位老人崇高的革命情谊，至今仍叫邓苏生。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布长征命令，一方面军主力和中

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林伯渠被编在中央纵队，

又名“红章”纵队。当时中央机关和后勤部门都编在这个纵队，共有一万多

人。在长征的过程中，林伯渠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一起，经

过千难万险，进行了艰苦的行军，同时他还担负着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

供给部长的职务，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于江西安远、信丰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

线，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因为到了白区，不能再用苏维埃钞票买东西，

过章水的第二天，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

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提出：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

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

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委会；米谷、衣服、

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

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发给当地群众）”。细则还规定：“在我军新

占领之城市1，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

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

混乱现象。”

1这里所说“城市”，主要是指一些县城。

长征途中，林伯渠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经常是每到一地，

就召开会议和找人商谈，研究部署筹集与分配粮款的问题。

十一月，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和

潇水，进至湘江东岸，随后，经过一周的激战，又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

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红军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

错误，仍然保持着庞大的中央机关，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带着大批辎重，

迫使红军不得不作甬道式的前进。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就由出发时的八万多

人减至不足四万人了。接着，部队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这里山高路

陡，桂系军阀胁迫老百姓坚壁清野，不但行军日益艰难，部队的供应也越来

越困难。为了保证部队的供应，有时林伯渠还要亲自带领战士和干部去打土

豪。

由于这一带多是苗族、壮族居住的地区，在没收和征集粮食的工作中，

林伯渠十分重视党的民族政策。他经常教育战士和干部：“我们是革命的队

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

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一次，他

和部属一起去筹粮，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把粮食藏

起来，人都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坑里，

发现了两百斤玉米。同志们正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却强调要弄清物主是谁。

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

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

田地的。后来，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

把信和钱压在坑边，才将粮食背走。

1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

为了严明革命纪律，林伯渠对部属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

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

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打开湖南通道县城，十四日占领贵州黎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到湘西与红二、

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决定进军黔北，在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会上还决

定对部队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队伍，将中央纵队（红章）与军委

纵队（红星）合并。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中

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

顾问李德在军事方面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

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中国革命又重新走上了正

确的发展道路。林伯渠热诚地拥护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在遵义得到暂时喘息的时间，这里物资比较丰富，红军利用

这个机会进行休整补充，但林伯渠的工作这时却更加繁忙了。进入遵义城的

第二天，他就派总供给部杨志诚随一军团前往桐梓，协助一军团从事没收与

征发工作，购买布匹、洋油、药品与通讯器材等。这时军委规定，各部队按

规定的地区筹集到的粮食、现款和物资，除粮食留够自己部队一个月的食用

以外，其他都要上报“没委”统一处置。一月二十三日，林伯渠以总没收委

员会主任的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

品办法》的通知，规定：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每人每天

发六分钱菜钱；取用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三分之一

算价。当时总没委和总供给部，依靠各部队和地方工作团将各种物资现款收

集起来，然后再将布匹赶制成衣服、绑腿，按照新制定的供应标准，将各种

物资和一些现款分到有关单位。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它附近的桐梓等县城的商业也比较发达。

林伯渠在进行没收和征发的工作中，按照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十分注意

保护工商业和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对城市的没收征发

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不要乱贴“空条子”；凡没收征发的

事，均须经过没收机关的审查与批准，向商人捐款一定要极端审慎，没有明

显证明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商店，不能没收；对于商人兼地主的，只没收其

地主部分的财产，不没收其商店。如果不没收其部分财产，采用罚款更有利

时，其部分财产也可以暂时不没收，对于反动统治下的保甲长及在反动机关

任职的普通分子，应根据其阶级成分及群众对他痛恨的程度，而决定是否没

收，不能一般的认为凡是保甲长便是反革命，而立即没收其财产。

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二月二十日，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

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

没收征发工作。林伯渠仍然担负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

发工作仍然由他直接负责。

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之战，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

渡河，向四川天全、芦山一带开进。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山路崎岖难行，

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

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每天带上他的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

灯和军包，和同志们一起坚持艰难的行军。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他很少

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员使用。夜晚遇到特别难走的路，他一手提着小

马灯，一手拄着拐杖，照顾其他同志。正如老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在回忆中所

说：“他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

难行的路上，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

每次遇到溪流沼泽，他几乎都要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我们大家

安全地通过。黄镇同志在长征中的那幅素描，画着林老提着小马灯，雄姿焕

发，阔步朝前，就很真实地表现出了长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面貌。”1

1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

在进入四川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师的路上，林伯渠除了继续从事收集粮

食和资材的工作以外，还参加了地方工作。他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就曾这

样写道：

早六时，由泸定行，行五十里，经囗基到兴隆坝

（龙八埠）宿营。今晚开少数民族（夷民）会。博古同志意见：

1.夷民尚未形成一民族；

2.须要在阶级上侧重联络白夷。

我主张提出：

a、民族自治；

b、区域自治。

嫌说话中未将侧重白夷事加力说明。

这里不但反映出林伯渠在长征路上参加党的民族工作，而且可以看出，

从这时起，他就不大赞成用现成的民族定义来解释民族的形成问题，提出了

“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设想。

六月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过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

次日，又行九十里抵达懋功县城，与率领四方面军先遣部队来迎接中央红军

的李先念会合。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全军上下

都无比高兴。但是，这里是藏族地区，人口稀少，多是草原游牧地，粮食十

分缺乏，部队的粮食供应却成了大问题。到达懋功的当天，林伯渠便召集叶

季壮、李湘聆、吴东生、杨志诚等商议筹粮问题。红军在懋功停留期间，林

伯渠领导供给人员共征集到五万八千余斤粮食，总算勉强地保证了红军的行

动。为了加强筹粮和后勤工作，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和恢

复总供给部，并确定由林伯渠统一负责。

六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两河口。这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

等也到了这里。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组织远征军，

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

进攻? .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会议还决定进

行松潘战役，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以北地区，以便使主

力能够顺利地向甘南前进。林伯渠出席了两河口会议，并积极赞同党中央的

方针。

1《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

28日。

为了帮助四方面军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解决两军统一的问题，六

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

后勤方面总负责人林伯渠组成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进行慰问。

当时，四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驻在岷江以西的理县、汶川（威州）一

带。六月三十日，林伯渠等离开两河口，经过三天的行程，翻过虹桥雪山，

于七月三日到达杂谷脑（即今之理县）。因四方面军后勤机关和中共川陕省

委均住在此地，慰问团遂决定林伯渠留下慰问这里的部队，并了解有关后勤

方面的情况，而由刘伯承、李富春继续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东门外沟，会

晤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并慰问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