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了决议。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

济建设运动获得迅速的开展。

紧接这次大会之后，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北部十一县（有三个县

因故未能参加）在博生县（宁都）也召开了经济建设大会。两次大会的召开，

大大地调动了各县的积极性，一个经济建设的热潮，在整个中央苏区蓬蓬勃

勃地开展起来。

在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的同时，林伯渠受命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

原部长邓子恢改任副部长。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对因自己错误造成

的财政困难束手无策，反而嗔怪邓子恢对克服困难没有办法。他们的批评是

不客观的。本来，主力红军筹款自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确定下来的

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实践证明，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大我小、打游击

战和带游击性运动战的时候，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基的特定历史条

件下，保障红军物质供给唯一正确的财政方针。可是，王明“左”倾错误的

领导者，却死啃教条，认为这种方法不正规、不光彩。他们不待时机成熟，

便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负责供给。

第二年初，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他们批评邓子恢的

财政收入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意思是说，没有建立在可靠的税收上，

而是建立在没收土豪的财产上。这一来，财政部就不得不提高税率，并且“日

益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从而使财政重担全部落到根据地人民身上。然而，

“当纸币发行达二百万元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上就发表文章，批

评财政政策是‘向石印机瞄准’，发行稍一扣紧，而影响了前方需要时，就

又批评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2。

11934年初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后，专任财政部长。

2曹菊如回忆，转引自《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1169页。

在这极其困难的年月里，林伯渠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保障第五

次反“围剿”战争的物资供应，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问题，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毛泽东认为，在红军胜利、苏区扩大、革命运动猛烈发

展的时候，“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

上。这里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

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

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

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1。

林伯渠领导财政部，根据这些原则，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六个

月财政收支计划》（一九三三年九月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他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确定副部长邓子恢兼管这一工作，并

在地方和部队设立下属机构；提出向白区和苏区的地主、富农筹款六百万元

的任务，规定在筹款中“对于地主富农要有分别，对地主是消灭他的经济力

量，对富农是削弱他的经济力量，因此，地主的钱应该筹个干净，富农的钱

则只能捐他的一部分。”2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征发没收工作。

1《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红色中华》，1933年

9月3日。

2《中央财政部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19

33年10月19日。

其次，适当控制纸币的发行。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是根据国

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至于财政上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林伯渠为了

稳定金融，在《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中规定，“国家银行应于九月起，在

财政部监督之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职务”1，以便于掌握货币发行政

策。

1《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红色中华》，1933年9月15

日。

第三，充实干部力量，整顿机关作风。对财政部所属的公债局、税务

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等单位，增加工作人员，减少兼职，整顿作风，提高工

作效率。同时，帮助政府和部队的后方机关建立和健全预算、决算、审计、

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开展节约开支、反对贪污浪费的斗

争，并且亲自主持财政部机关工作人员会议，揭发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切

实予以克服。

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一九三三年最后几个月财政困难情况有所

缓和。

一九三四年一月，林伯渠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

会。大会原安排他在二十九日下午作苏维埃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后来主席

团突然获悉蒋介石已经调兵遣将，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当即决定先由毛泽

东作紧急动员报告，并将会期缩短五天。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扩大红军、

实行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作好运输救护工作、搞好经济建设等项要求和

措施，号召军民团结一致，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报告后，林伯渠接着报告经济建设问题。他首先回顾了两年来

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成就，指出：工业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一般

恢复到了武装起义前的数量，农业生产在短短的时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建立了对外贸易机构，发展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打破敌人封锁的工作，改善

了苏区内部的市场供应，粮食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发展了粮食合作社，动

员群众收集了粮食。在谈到经济建设的意义时，他说：苏区的经济建设，既

能“造成将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势与前提”，又是当前“工农群众争取

解放的重要条件”。现在的“经济建设工作必须和战争动员联系起来，反对

任何把经济建设与战争动员对立的观点，及一切‘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

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警觉性，加强经济建设机关的领导，坚决打击一切对

经济建设阴谋破坏及消极怠工分子”。对于当前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应着重抓

什么的问题，林伯渠在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尽量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

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繁荣苏区市场，开展合作社运动，集中资本，巩

固苏维埃金融，特别是收集粮食运动，在目前更要加紧去进行”1。

1《红色中华》，1934年2月1日。

他在这里强调粮食收集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既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正

确反映，同时也对后来的财经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一九三四年初至十月间，“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导致了第五

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他们只从需要出发，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盲

目地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强调“正规战”，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

不能到外线作战和筹粮筹款，这样就造成财源枯竭和粮食困难，因此，解决

红军吃饭问题，就成了财政部门艰巨的任务。

中央曾经决定：“土地税完全收谷子，不准折谷交钱，公债也须以收谷

子为原则，使能充分保障红军给养”1。林伯渠领导财政部遵照这一指示，

把推销公债、征集土地税，甚至节省运动，统统转移到粮食的轨道上来。他

核定了各地应交土地税谷子的数量，规定了公债折谷的价格，并组织干部配

合有关部门有效地督促各地交纳。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到三月下旬，“已

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县份一般的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收集到的谷

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占百分之四十弱，相当（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的困难”2。

在中央苏区军事、财政等方面越来越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联想到来

苏区以后的亲身经历，感到“左”倾机会主义者那些“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

法看来不行”，向毛泽东表示过自己的疑虑。吴亮平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当

然，他也不起来公开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不坚决拥护。执行

还是执行，但他对同志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一不搞阴谋诡计，二不走极端，总是维护党的利益”3。

1《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供养的突击运动

的决定》，1934年1月23日。

2《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初步总结》，1934年3月26日。

3吴亮平谈话记录，1979年5月8日。

同时，林伯渠也不惧怕排挤打击。在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

古柏、邓子恢等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个个受到批判、斗争和责难

之后，他仍然经常对人称颂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

地维护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财政工作方针。

他经常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一次，他走入

一个老百姓的家，进屋即闻到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

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缺盐

问题和解决的意见。毛泽东支持他的意见说，是啊！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使

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普遍地开展起来，

暂时解决了群众的缺盐之苦。

他爱护干部，及时地指导他们工作。一九三三年夏。财贸训练班的学

员姚名昆，被派往赣县江口，筹办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并任局长。他带去会

计、出纳、采购、保管各一人，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帮助下，选了一家大店堂，

雇了几个帮工，招牌一挂，爆竹一响，就开张了。他们原指望开张鸿发，生

意兴隆，可是一连三个圩期，都生意清淡，眼看无法开展营业。姚名昆着急

了，跑回瑞金，找林伯渠汇报。林伯渠见他思想包袱很重，就边安慰边开导

他说：“同志！困难是有的，总要坚持，想办法克服，‘直钩钓鱼’、‘守株待

兔’是不行的。要走出店门，与白区商人主动‘搭桥牵线’，做争取他们的

工作，这是关键”1。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对外贸易的意义，鼓励姚名昆做好

工作。他听说姚名昆有亲属住在赣州，还特地叮嘱他要改个名字，以免连累

亲属。姚名昆听了，愧感交集，信心倍增，回到分局，改名姚玉生，传达了

林伯渠的指示，与同志们一起研究。

他们收起招牌，关上店门，五个人穿起长袍，戴上礼帽，肩起钱搭，

雇了脚客，扮成阔商派头，分头到储潭、大湖江、沙石埠、茅店等赤白交界

的地方活动，主动同偷着与苏区作生意的白区商人搭桥牵线。于是，一笔笔

生意在酒桌上拍板，业务大大发展了，一连几个月，营业额月月成倍增加。

1姚名昆：《红色贸易》，《赣南文艺》，1982年第1期。

林伯渠身体力行，克己奉公。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四

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经费的号召，他除积极组织有关单位予以响应外，还同

年轻战士一起，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一道砍柴、种菜、熬硝盐。在短短的

时间里，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行政费用，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三十”1。

林伯渠在中央苏区一年半，广泛地动员苏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

持着反“围剿”战争的庞大财政开支，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2。

1《中央财政部收入节省款项初步统计》，《红色中华》，i934年4

月13日。

2《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

日。

长征路上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红军迭

次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一九三四年七、

八月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先后派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闭（北上

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任弼时、

肖克、王震、张子意等领导的湘赣红六军团前往湘西同贺龙、关向应、夏曦

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十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也撤离了中央苏

区，开始向湘西转移。

中央决定离开苏区时，确定项英、何叔衡、瞿秋白、陈毅、邓子恢等

留下坚持斗争，林伯渠随军出发。临行前，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

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竞夕谈。

他见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便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

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以表惜别之情。他写道：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1

1《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3页。

当时，林伯渠到中央苏区后结婚的夫人范乐春，正在做月子，组织上

决定让她留下，她的心里非常难受。林伯渠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

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说完，他又抱着小儿子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