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畴），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写的《回忆林伯渠同志》1一文中，作

了翔实的介绍、他说：

1在接受访问后写的，系未刊稿。

（林伯渠）只要工作需要，他就勇挑重担，既教书又教人，诲人不倦。

他教的主要是中国语文。鉴于学生语文水平参差不齐，他分几个进度进行教

学，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反复地不厌其烦地结合着课文的政治内容去讲

解，直到学生完全了解为止。他还抽空到班里去进行辅导。有时学生也直接

到宿舍去找他质疑。他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学生的成绩也比较好。? .

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室，宣传中国革命。当时，当地

许多苏联党政干部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但对中国的情况却知之

不多。这种情况，在党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也同样存在。为了加强对中国

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在吴玉章、林伯渠、杨松等人的倡议和参加下，学校成

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那里集中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研究中国问题的

图书和资料，还向国内订购了中文报刊，绘制了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

地图和图表，定期举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会、座谈会等等。

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便是我们经常的主讲人。这些活动加强了

人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使中国问题研究室成为学校传播中国革命信

息、宣传中国革命的阵地。

协助党委书记工作。苏联办这种类型的中国学校，既缺乏经验，又有

语言障碍，困难较多。按苏联的体制，学校的党、政是分开的。行政负责人

不兼党委书记，但必须是党委成员。党校当时的党委书记，通常是从学生的

骨干中挑选的。为了加强党委的工作，我们常固定一位教师协助党委书记。

有段时间，林伯渠就担任了这一工作。他责任心强，党性强，坚持原则，常

同脱离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倾向的人和事作斗争。他除协助党委书记安排日常

工作外，还给党员讲党课，找同志谈心，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向师生进

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 .

他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如去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中国戏院参加某些

大型的中国工人集会和娱乐活动。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的同志了解在中

国工人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扫盲工作的情况。当他了解到用汉字进行扫盲的困

难时，深感扫盲工作的迫切性和改革中国文字的必要性。恰巧这时，苏联负

责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拉丁化委员会，也决定在中国工人中试用拉丁化汉字

进行扫盲。于是林伯渠和吴玉章便和一些苏联语言专家一起，以瞿秋白等人

的研究成果1作基础，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并于一九三一年至一

九三二年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方案加以改进。之后，便用拉丁化中

文出版报纸和书籍；在中国工人中用拉丁化中文扫盲；对每个中国干部进行

拉丁化中文考试。这些措施，对在中国工人中的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都

起了良好的作用。

1瞿秋白是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首创者，主张中国的文字改革必须是

革命，著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和《新中国文草案》。

林伯渠在党校时与吴玉章同住一间房。他们议论时局，研讨问题，互

相切磋，彼此照顾，了解至深。有一次，有人利用吴玉章在编写一本中文教

科书中的某些提法，向远东边区党委告状，说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

远东边区党委要党组织讨论给予他处分时，有的主张给予劝告，有的主张给

予警告。林伯渠却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他在发言中说，党组织处分同志的

目的，是帮助党员改正错误，吴玉章已经自觉地改正，就不必给予处分了，

只需作一个决议，嘉勉他改正错误就行了。结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并

嘉许吴玉章是党员的模范。

林伯渠在海参崴时，苏联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党校还没有自己的食堂，

林伯渠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到普通的中国工人食堂用膳，他只是在非常需要

时，才到中国餐馆去吃一顿便饭，算是改善一下生活。

他也和其他置身异国的同志一样，惦记着远隔千山万水的妻子，关怀

儿女们的成长，在工作之暇的言谈中，多次地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他曾准备

把妻儿接去海参崴，但由于妻子办理护照找不到保人，加上中东铁路事件尚

未了结，“九?一八”事变又已发生，中苏海运不通，愿望未能实现。伍复

明在上海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秉益、秉琪）回到湖南

乡下，二女儿带着妹妹秉佑去南京，求人谋了个小职员，姐妹俩相依为命。

林伯渠思念着他们，但为了革命，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努力地工作

和学习着。在学习上，他除了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继续学习俄语。

为了满足他如饥似渴的学习要求，党校还从远东国立大学中文系物色了一名

学生，来单独给他上课。这一学习，他一直坚持到离校时为止。

林伯渠在海参崴中国苏维埃党校工作期间，国内毛泽东、朱德等领导

的工农红军连续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央苏区、鄂豫皖、

湘鄂西等根据地和红军都有了很大发展。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便急于回国

参加斗争。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借去南俄养病的机会，专程到莫斯科找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求派他回国。批准后，他迅速返回海参崴，交代好

工作，即离开苏联。

当时，中国留苏学生回国有三条途径：一条是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

新加坡到香港或上海，这条路很安全；第二条是越过东北中苏两国边界，由

于中国边防管理不太严，我们的同志可以在夜间潜入国内，这条路也算比较

安全；第三条是从海参崴直接到上海，这比较危险，因为是坐苏联船，而且

是从苏联来到上海。林泊渠“明知非常危险”1，但他急革命工作之所急，

为了争取时间，毅然“从海参崴搭舰回沪”2。他“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

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3。

123 《林伯渠自传》。

他是扮成水手模样，乘三北公司的轮船到上海的。上岸以后，忽然有

几个人走来围住他，一个说他是从苏俄来的，一个抱住了他的腰。他有点吃

惊，以为被发觉了。幸好，这些人并非特务，只不过是一群讹诈勒索的流氓。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不与纠缠，尽其所有给了那伙流氓，换了个安全脱身。

林伯渠到上海后，住在西摩路党中央一个招待所的亭子间里。这时，

临时中央已迁往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组织部长杨天生（黄玠然），

把决定他去中央苏区的意见告诉了他，要他不要随便出去，就在招待所里等

船票，做好起程的准备。后来，中央局交通部主任刘作抚送来了船票，并护

送他上船。他取道广东汕头，再经过大埔、茶阳和福建永定到了苏区的边境。

在进入苏区时，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曾被搜山的敌人打伤了手，但他没有犹

豫、畏缩，仍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关卡，终于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抵达了渴

望已久的中央苏区。

为革命理财

林伯渠辗转来到中央苏区以后，首先肩负了国民经济部部长的重任。

当时，敌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虽已被粉碎，但仍对苏区进行着残酷的经

济封锁，加上党内的“左”倾错误，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面临严重困难。

这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调去专做政府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正式设立国民

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发布训令指出：“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

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

争动员，这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1。随后。人民委员会任命林

伯渠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为副部长。

1《人民委员会训令》第10号，《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

林伯渠到职后，在千头万绪的经济工作中，首先抓了粮食问题。因为

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边沿地区的粮食不断遭受敌人抢劫

和烧毁，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和根据地群众都迫切需要大量粮食。

他认为，在粉碎敌人进攻的多种准备工作中，“粮食一项，尤为重要，

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1。他除了关

心、促进农业生产和纠正过去忽视粮食工作的错误观点以外，国民经济部成

立后不久，他就发布了第一号训令。

一方面要求粮食调剂局从粮食较富裕的地区多采购一些谷物，另一方

面，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会议，吸收贫农团、工会和妇女会

的代表参加，展开讨论，以便采取说服、鼓励、竞赛等方式，发动群众在最

近两个多月内，每人设法节省一斗谷子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在

他的努力下，各地收集粮食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1《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训令》第1号，《红色中华》，1933年5

月20日。

在安排好解决青黄不接的粮荒工作以后，林伯渠立即把精力转移到夏

收以后的粮食工作上。当时，田野里碧绿的稻浪，随着熏风的吹拂，很快就

要变成金黄的穗浪了，两个月之后，新谷即将上市。他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

训，认为苏区的粮食本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若没有全盘的、周密的计划，

那就容易造成粮食恐慌。例如上年江西的万太、赣县、永丰、公略等县，秋

收后谷物跌至六、七角钱一担，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奸商、地主乘

机操纵，将大批谷物偷运出境，或者大量囤积，待价而沽。有鉴于此，他于

五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国民经济部第二号训令1，将此情况告诉人民群众，

并且指出，为了充实红军供给，保障后方民食，我们必须开展储粮运动。

1《红色中华》，1933年6月4日。

如何开展储粮工作呢？林伯渠着重提出了两条措施。第一，“倡办粮食

合作社”。

粮食合作社是集合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农村中的其他劳苦群众的股

份（用钱或谷物交股金）而成立的。秋收后社员需钱用时，可将粮食以高于

市价的价格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收买的谷子可以储存一部分，以供来年社员

的急需；其余部分可陆续运到粮价较高的地方出卖或者出口（到白区）。这

样不断籴进粜出，既可扩大资金，又可使社员获得盈余。开办粮食合作社，

可使苏区的粮价不至于过低或过高，从而保障民食，免受剥削之苦。训令要

求务须在每一乡成立一个粮食合作社。

第二条是“建造谷仓”。林伯渠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到今年秋收的时

候，公家将有很多的谷子要在各区、乡保存，如今年的土地税，决定征收谷

子。红军的公谷，以及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都准备了很多的现款在秋

收后来收买粮食? .还有粮食合作社，也有不少的谷子。总共这些谷子，是

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要把它集中于一处，是万难办到的，而且也没有这个

必要。因此要分区建造谷仓，保存谷子，免致耗损，成为这一任务的首要条

件。”

他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应帮助并催促各区、乡政府，调查旧有谷

仓，加以修葺。

在还没有公共的谷仓的乡，要建造谷仓一处，至少以能容纳三百石谷

子为限（由粮食合作社管委负责），以供粮食合作社之用。在每区要建造谷

仓数处，每区谷仓容纳谷子的数量，要以规定该县储积粮食的总数量为标准，

由各县国民经济部会同财政部，按照该县区数之多少估计建设各区谷仓的数

目。”他还周密地考虑到，安置谷仓，须觅有掩蔽而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

随后，又领导建立了谷仓管理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谷仓管理规则。

由于政策正确，措施适当，又发动了群众，上下一起努力，到这年八

月间，兴国、瑞金等县都建立了一批粮食合作社，仅兴国就有八十三个，瑞

金壬田区有十二个。这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比上年增产一成半。苏区的

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生产，均

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人民委员会于七月间决定

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叶坪

开幕，林伯渠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

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发出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伟大

号召。翌日，林伯渠作《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

报告。十五日大会发言，就开展经济建设竞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日，

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建立和健全粮食调剂局、进一步开展对外贸

易、筹款、加强新区和边沿地区的工作、培养干部以及开展自我批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