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当时已有反对意见）。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

行的现金，连同其它共约有近三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三万人的部队，

却是管不了几天，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

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于是又展开了财政政策的大讨论。

1黄霖：《从武汉到汕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

页。

很多同志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从现在起就对土豪劣绅和其他反动

派采取没收和罚款等办法，如若不然，则不单与旧部队筹饷无异，并将动摇

我们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根本政策。林伯渠、谭平山等鉴于当前

部队在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不明，政治环境复杂，没收征发工作

毫无经验，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以利部队的行

进。

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决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可是一到实行的时候，

却又困难重重。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反动派，

一时难以调查清楚，而旧的办法又确实可以筹集一些现金。因此，从临川到

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行至福建汀州，由于商会承认筹款，便放弃

了惩办土豪劣绅的办法，结果，商会在城乡各地大肆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

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十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

命委员会又决定完全摒弃旧的方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

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作法。因为：第一，考虑到大规模的

没收征发可能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岭东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大规模没收征发的结果，将使商业停顿，秩序混乱，反动派可能借此

大肆造谣；“于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1，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

意见，暂时沿用旧的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殇。

1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40页。

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十月三日，撤至

广东普宁县属流沙。随后，部队领导成员在流沙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林伯

渠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吴玉章、郭沫若以及中

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

决定：武装人员要尽可能地集中、整顿，转移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

续坚持战斗；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由当地党组织物色

好农会会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根据党的这一决定，

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吴玉章、彭湃诸同志，于七日来到海陆丰地区，然

后分头化装潜入香港。

林伯渠从碣石港出发，坐舢板船驶抵香港后，见到了周恩来等同志。

据照料周恩来在九龙养病的范桂霞回忆，周恩来是十月下旬到九龙的，养病

半个多月后，即在香港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

行的，她先后见到彭湃、瞿秋白、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同志出席会议。

1

1《广东文史资料》第29集。

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因为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颠

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说成是第二军和

第六军干的，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

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同志确定林伯渠到莫

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莫斯科的机会，他首先潜回上海。

在上海，他深居简出，等待时机。他的二女儿林秉衡回忆当年的情景

时说：“父亲常避居亲戚家中，我发现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表现出愁

闷的样子。留在上海这段有限的时间里，仍按他的老习惯，不断阅读各种书

报杂志，有理论的，文学的，还有那些左翼的刊物。只要是当时新出的书，

从报上看到广告，就让我堂姐哲明去买。他自己是不能随便上街的。”

林哲明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又见到叔父。他是在南昌起义部

队进占潮汕失败后秘寄来到上海的。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郭沫若、蔡畅、

张太雷和夫人、张国焘等人经常来家和叔父商谈事情。当时大家都是假装亲

戚身份来联系的。”1

林伯渠后来在自传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经党中央指定与蔡

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莫斯科）。那时交通困难，两次在沪上船不果，

商定要我先试从日本走，我遂到日本西京。”2

1林哲明：《胸怀高洁淡素秋》，《广州日报》，1983年10月31

日。

2《林伯渠自传》。

一九二八年春林伯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误以为他是

唐生智，要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幸好得到两个世侄邓孝纯（即邓伯粹）和

林定平的掩护，赶紧给他办好去欧洲的护照，在买好船票后，连夜护送他去

毅贺港上船赴海参崴。林伯渠在海参崴等了两三个月，才到达莫斯科。

在苏联的日子里

林伯渠抵达莫斯科，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夏秋之交。在这里，他很快

遇见了亲密战友吴玉章。吴是上年末与刘伯承等到莫斯科的。他们在列宁的

故乡重逢，格外高兴，感慨万千。随后，两人一同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吃

同住，开始了难忘的学习生活。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成立的，苏联人叫孙逸仙大学，设

在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当林伯渠入校时，学校已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校长是米夫。学校有个中国问题研究院，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的基

本问题，总结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经验。研究工作分两大部门，

一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时期的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等；一是与中国

革命运动发展有关的最紧迫的问题。

当时，苏联的党和人民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准备农业全盘集体

化而斗争的同时，围绕着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胜利的问题，与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展开了激烈斗争。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围绕着

谁对中国革命失败负责和中国的出路何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林伯

渠在研究院里，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参考书

籍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努力研究中国革命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

九二八年十二月，他和吴玉章合作写成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论文，题为《太

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批判了卡尔?拉狄克关于中国

社会的谬论。

卡尔?拉狄克是前中山大学校长，由于他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一九二

七年底被清除出苏联共产党，并撤销了校长职务。他曾写过一本《中国革命

运动史》1，认为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自秦汉以后，土

地就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经济结

构已经远离了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因此中国革命一开始

就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林伯渠与吴玉章不赞同

这种观点，决定著文驳斥。于是，他们“每天一齐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然

后反复讨论，执笔为文”2。

1上海新宙书店1929年出版。

2《吴玉章回忆录》，第188页。

他们认为：“中国的地主，不是封建诸侯时代的地主，而是货币经济时

代豪绅、商人、官僚等财产资本的地主，是高利贷变相的地主。”由于“官

僚地主愈富则需要奢侈品日多，商业也要繁盛起来，商业资本又要大大地积

累”。但是，“商业资本受了封建势力的反动政治的压迫，行旅毫无保障，多

财反觉危险，所谓‘怀璧其罪’，因此使积累的资本不能投到工商业。恰好

因中国土地可以私有，可以自由买卖，于是资本就投到土地上面来，变成固

定的自然的财产资本，使货币资本失去了很大的作用，回转到封建经济、自

足经济。”

他们继续写道：“中国这个半封建的经济制度，保障了中国的封建的家

族社会与地主阶级政治。而封建的家族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又转过来束

缚了经济，因果相循，就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财产资本的

土地经济制度，是阻碍中国经济不能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他们认为：“中国封建余孽不仅存在，而且还有非常顽固的势力。”最

后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非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不

可。”“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革命”，“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

一九二九年二月，林伯渠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特别班。同

在该班学习的，还有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叶剑英、夏曦、江

浩、李文宜等人。他们比一般学员的年纪为大，同志们混称他们为“老头班”。

这些“老头”都是受过较多教育，具有较长工作经历和丰富经验的革命战士，

因此学校里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适当地减少俄语课时；配备水平

更高、更老练的教师；又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导人，回国后还得继续肩负领导

工作，因而把教学重点放在领导方法的训练上。

林伯渠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

学、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

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

为了加深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学习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他还经常同

李立三等去听工人运动专题课。在学习中，他认真听讲，作笔记，答好课堂

提问，积极完成作业。为了能直接听取俄籍教师讲课和阅读原著，他起早睡

晚，坚韧不拔地攻读俄文。他按照对普通班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用“快

速学习法”，投身于紧张的阅读俄文报纸、散文和俄语语法的学习，因而较

快地掌握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俄语词汇，大大方便了看书、听课和查

阅图书资料。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时，林伯渠特别注意理论

上的思考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他经常和“老学生”们交流学习心得，讨论

疑难问题。平时，他好安静，独自攻读，潜心钻研，在讨论理论问题、特别

是讨论重要原则问题时，他积极发言，声若洪钟，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楚。

他非常关心年轻的中国同志的学习和思想。原长沙女师学生刘英，经

常去看望徐特立老师，同时也去拜访林伯渠。每次，林、徐都热情和她谈心，

解释疑难问题，生活上也非常关怀。当一些中国学生向林伯渠请教有关中国

革命问题时，他不厌其烦地回顾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模糊认识，

鼓舞革命信心，并谆谆告诫他们：外国的事情复杂，最好不要插手；要多多

联系国内问题，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把自己武装起来，将来好为

中国革命出力。一些同志回忆与林伯渠相处的这段生活时，都说“他是非常

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在学习上极其勤

奋”；“对王明一小撮拉拉扯扯、鬼鬼祟祟的卑污行径，非常鄙视，不屑与之

搭界。”1

1吴黎平：《深切怀念林伯渠同志》，《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

一九三○年春，林伯渠按照学校的安排，参加了集体参观活动。他到

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参加工人、农民的会议，倾听他们对苏联经济

政策的热烈讨论，了解基层产业单位的经营实情。他还到较远的列宁格勒等

地去旅行，参观夏宫、冬宫，巡视工厂和船坞，并把见闻和感受写在日记里。

这一参观活动，进行了三个月。在总结参观收获时，他滔滔不绝，深感这是

一次很好的学习，更加生动地了解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

林伯渠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而他认为最重

要的是增强了党性。一九二九年秋，苏联共产党开展了清党活动。共产主义

大学也进行了清党，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林伯渠后来在追述自己的感受时说：

“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联共党清党的时期，这对于锻炼我的党的意识与健

全党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

不够。”“一年多的学校生活，对于我的训练，如果说是理论方面的，还不如

说是关于怎样把握党性恰当。”1

1《林伯渠自传》（原稿）。

一九三○年夏，林伯渠被派去海参崴工作。当时，在海参崴地区约有

十万名中国人。

苏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中国青年工人中加强培养做政

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干部。为此，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将原海参崴俄国党校的

中国部单独建校，命名为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党校需要大批中国

教师，林伯渠和吴玉章等先后被派去工作。

关于林伯渠在党校的工作情况，当时的教务主任兼列宁主义教员陈大

刚（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