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政治工作干部改任军事

工作，与程潜一起研究三个师的干部配备问题。他还多次召集政治工作人员

开会，讨论与布置新建部队的政治工作，培养和遴选下层政治工作人员，积

极筹划开办政治训练班。

1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945年4月23日。

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

据李世璋回忆，在重组六军时，林伯渠与程潜在汉口友益街六军办事

处，曾和陈独秀进行过一次密谈，商量如何把六军培养成工农革命武装，选

派中下级指挥人员送往苏联海参崴进行培训等问题。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五

月底曾指示中共：“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

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

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1。林伯渠想

组织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同稍后共产国际的指示基本上是一致的。

1《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页。

“四一二”以后，由于林伯渠的讨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搞工农革命

武装的思想，接连碰壁，而客观的形势又一天天在恶化，这样他的思想就逐

渐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

对一些重大的理论或者方针政策，他感到有问题，或者有怀疑，但又

得不到正确的解答。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说，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工

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汪精卫甚至谭延闿、唐生智都是左派领袖，即小资产

阶级代表。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一夜之间就

变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根据他多年对汪、谭、唐等人的了解，也很

难使他相信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如，他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

委员会时，听到汪精卫等人说，“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包办

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1；“农民协会

是一个空前的错误”2；“成天叫嚷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里有这一回事！

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上海、广东、长沙各处的工农运动，也不会

一下子就被军队打下去了”3，等等，感到很不是味道，然而他又不知道该

怎么去批驳他们。正如后来他在中共七大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所讲的，那时有

许多事“感觉得不对”，但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就是“教条也很少”，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4。

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2

7年5月18日。

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

7年6月1日。

3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

7年5月30日。

4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林伯渠当时也象许多人一样，曾经希望“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

后，将增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力量，摆脱武汉的困境。但是，北伐军

经过很大牺牲在占领郑州和开封之后，迎来的这位“基督将军”，却站到了

蒋介石一方。尽管在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为了换取冯玉祥的支持，把河

南及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冯独揽。他还是在汪等离开后跑到徐州，与

蒋介石进行密谈，随后并以通牒的形式，要武汉诸人“速决大计”，铲除所

谓“用心之不良分子”，驱逐鲍罗廷，取消武汉政府，实现宁汉合作。

冯玉祥的这一表现，不但使林伯渠大失所望，而且再一次深深感到，

依靠这些旧军人和达官贵人来革命，是毫无出路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唐生智自河南回到武汉

后日益反动，汪精卫集团开始酝酿“分共”，邓演达秘密出走，中共中央完

全陷入了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又作出东征讨蒋的决定，

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

挥，并将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调至九江及南浔路一带，

但是这时的东征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实际上已没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林伯渠再也不愿为这些军阀政客互相争夺卖力，武汉国

民党中央决定东征的第四天（六月三十日），他便以“脑病触发”，向国民党

军委主席团提出“请假休养”，决心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分道扬镳。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

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以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

雷五人为临时中央常委。

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反动罪行。

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仍将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永

远为工农和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背着

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

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最后遭到失败。

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再一次表现出革命者的本色。据吴

玉章回忆，七月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与林伯渠在林的寓所等候“分共会议”

的消息，直到深夜十二时彭泽民来，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才离去。这

时，他同林伯渠都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向他们袭来的是什么，但丝毫也没有

动摇他们的革命信念。“七一五”过后，林伯渠即要妻子带着子女返回上海，

而他自己则留下来准备参加更艰苦的战斗。当时，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

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

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1。

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

1《林伯渠自传》。

参加南昌起义

汪精卫集团以“分共”名义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险

恶。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初步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

定。随后，许多共产党员离开武汉前往九江，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召集在浔

的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举行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政局和武

装起义问题。会议分析了张发奎的态度，认为他已日益右倾，与他合作回广

东，很少可能，甚至有被三、六、九军包围完全消灭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应

当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

致，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1。

会议并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将上述主张报告中央，

请求中央尽快作出决定。瞿秋白也完全赞同李立三的主张，并于七月二十一

日回武汉，向中央报告。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会议的当天，林伯渠遵照

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吴玉章等秘密乘船东下，驶抵九江。随后移居庐山。林

伯渠在庐山出席了李立三召集的讨论武装起义的会议。当时，林伯渠的堂叔

在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会议在他的厨房里举行。他们用围

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十

来个人。2

1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南昌起

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2《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

差不多与李立三等在九江、庐山讨论武装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决

定了对张发奎的态度：如果张发奎坚持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他脱离关系，

并在九江将其解决。因此，当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报告九江诸同志意见时，中

央即表示赞成他们的主张。同时，中央还决定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

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代表党领导这一次起

义。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经过再次讨论，决定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派邓中夏携带暴动的

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二十七日，周恩来同李立三、谭平山等同赴

南昌，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周恩来等吸收贺龙参加，成立了公

开组织暴动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准备发动南昌起义。

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已经发现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内部不稳。二

十九日，汪精卫、张发奎等蝟集庐山开会，决定严令贺龙、叶挺将开抵南昌

的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等单位，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被邀

参加这次会议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迅速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共产党人，建

议恽代英等火速离开九江。当日，恽代英来到庐山牯岭，约林伯渠、黄日葵、

吴玉章、章伯钧等去南昌。他们立即下山，除吴玉章留在九江接应准备到南

昌的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外，其他人从沙河站上火车，迅速驶向南昌。

1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这里是中共许多

人员落脚的大本营。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过前委扩大会议。林伯渠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

济寰的工作。姜是湖南长沙人，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处长、

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这年六、七月间，朱培德离开南昌，省主席一职

由姜济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

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住进姜公馆，

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

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

前进而不倒退。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2。

1章伯钧：《永远被中国人民记忆着的“八一”》，《南昌起义研究》，第

130页。

2姜治方：《集邮六十年》，《湘江文艺》，1979年第8期至198

0年第6期。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当天，

林伯渠与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不在南昌）、谭平山、吴玉章、

恽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于树德，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

许甦魂、谢晋、江浩和韩鳞符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

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二人，联合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1。

“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

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

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最后严正宣告：今后将同一切假冒国民党

革命名义者奋斗到底。

1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同日，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是二十五个委员之

一，且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姜济寰仍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庆祝起义

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参加了宣誓就职典礼。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急忙下令围攻。起

义军决定南下回广东，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整旗鼓，再次举行北伐。

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队陆续撤出南昌，沿着赣东山地向南挺进。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暑气熏人，赣东又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须

发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轻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跟着一群青年男女

唱着“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上了年纪的人，歌声自然不那么

优美，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用那不大成调的歌声来鼓舞士气，调剂疲劳。

一位年轻而又顽皮的女同志，见了他那神态，笑着高声地喊起来：“喂！林

伯渠同志，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老年先锋’。”她把那个“老”字

说得特别响亮，大家轰然大笑，林伯渠也乐哈哈地笑起来，还得意地摸摸自

己的胡子。

部队向南行进，经过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瑞金等县时，革命

委员会均任命林伯渠为各该县县长1。林伯渠分别用县长名义发出安民布

告，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革命军队。

林伯渠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肩负着为部队筹款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刚

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在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部队

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负担

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它苛

捐杂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