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和红军司令部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甘泉下寺湾，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不久前由鄂豫皖到达陕北的红

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时，红十五军团在反对敌人对陕北红军

进行的第三次“围剿”的斗争中，才打罢榆林桥的战斗。两军会合在一起壮

大了红军的力量，但从林伯渠做供给工作来说，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据林

的日记记载，在下寺湾他曾找陕甘边区政府的粮食部长马锡五、财经部长杨

雨亭等调查，仅冬装一项，前后方即需棉背心四千件，棉裤七千件，短皮大

衣九千五百件，共需棉布三千六百匹，棉花三千七百四十斤，羊皮三万八千

张。可想而知，在当时陕北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筹到这些物资并且做成衣

服，该是多么的困难。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以前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派来陕北工

作的几位领导人，错误地进行“肃反”，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陕北苏区和红

军的创使人、主要领导者、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和一大批

陕北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当作“反革命”拘捕起来，前后错误地杀害了二

百多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到达下寺湾后，中央就立即制止了这

一错误的“肃反”，指定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组成工作团，前往瓦窑堡

调查处理，要他们放人，从而挽救了陕北苏区和红军。在下寺湾，为了统一

军事政治领导，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决定中央对外面公开用

西北中央局，对河北及白区仍用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周恩来为西北军委后方

办事处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中央还决定，后方办事处设在瓦窑堡，其任

务是：管理前后方供给、粮食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地方上武装动员和地

方兵站，并担负军委委托指挥某些军区和军分区。

在下寺湾，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林伯渠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西北办事

处财政部长和国家人民银行西北分行行长。在这以后，林伯渠便将部队的供

给工作转交给军委后方办事处，而专做政府的财政工作。当时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是西北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也是临时中央

政府的办事机构，它的各部负责人，绝大部分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部的部长。

林伯渠财政部长的职务，名义上是两个，具体办事机构却只有一个，它既是

中央财政部，又是西北办事处的财政部，需要用哪一个名义就用哪一个名义。

十一月七日，因敌人继续对陕北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将红军

歼灭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的地域，西北军委决定进行直罗镇战役。林伯渠随

洛甫、博古率领的中央机关离开下寺湾，经高桥、安塞、蟠龙于十日抵达瓦

窑堡。这里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林伯渠等到达时，受到中共陕北省

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林伯渠到瓦窑堡的第三天，即同

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省苏维埃财政部长艾楚南商量，调拨陕北“苏票”三

千元送前方，拨借大洋三百元交红军总供给部购买布匹，并就此事给前方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发出“一电并一函”。

到瓦窑堡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西北办

事处成立，公布办事处由博古（主席）、林伯渠（财政部长）、邓发（粮食部

长）、王观澜（土地部长）、崔田民（国民经济部长，不久改为由毛泽民充任）、

徐特立（教育部长）、蔡树藩（司法内务部长）、罗梓铭（工农检查局长）、

邓振询（劳动部长）等人组成。十一月十六日，西北办事处发布的第一号训

令就是讲的财政问题。训令明确指出：在革命战争时代，苏维埃政府的财政

来源，主要是夺取敌人资财和对于剥削阶级财产的没收与征发，军队和地方

政府必须注意加强对资财之夺取与征集，建立预决算制度，注意节省，开展

节省运动。训令还提出了统一财政，统一发行票币，按累进的原则开征土地

税的要求，“责成中央财政部、军委供给部明确的坚决的根据上列原则，定

出具体的计划和办法，在财政上保障大规模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

根据第一号训令的指示精神，十一月下旬，林伯渠与毛泽民、马明方

等，在瓦窑堡召开了陕北各县、市、区的财长联席会议，并领导财政部编制

了政府的财政预算，提交中央政府会议讨论。为统一财政、建立健全财经制

度与机构，林伯渠还根据他多年从事财经工作的经验，领导财政部先后制定

和颁发了《各级财政部组织纲要》、《暂行会计条例》、《暂行金库条例》、《暂

行金库会计出纳细则》，以便各级财政部门有所遵循。

针对国民党政府“集中现金”（指银元），只准用纸币、不准用现金，

如有用现金的，查出全部没收的反动金融政策，十二月，林伯渠还与博古联

名发出有关金融问题的布告，提出：

一、拿现金到白区办货，有被没收的危险。苏维埃国家银行为保障商

人利益，特设法办到白票，有要出外办货的，可拿苏票和现金到银行换取。

二、苏区商人到白区买货，最好不带现金而带些苏

区的货，如皮毛、牛羊、驴子、洋油、枣子、木耳等去，白区商人来

做生意的，也最好是贩些苏区的货回去。这不仅免去携带现金的危险，而且

一个来回，可赚两倍利息（润）。

三、如某某商人或群众有特别情形，必须运现金出

境的，银行当可照数兑换，但为防止奸商偷运起见，须要向当地区苏

维埃或县市苏维埃登记，持有登记证及介绍信，才能兑取。

林伯渠再次主持中央财政部后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制定和发布的上述

文件，对苏区各级政府建立比较完整的财经制度和工作秩序，集中财力支援

革命战争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冬，刘景范去中共三边特委任军事部长，到中央财政部领

款曾拜访过林伯渠。当时中央财政部就设在一间约二十平米的平房内，屋中

除一张旧方桌，一条长凳，简单的办公用具和一张单人床与被褥外，别无它

物。此时瓦窑堡已是大雪纷飞，朔风呼啸，林伯渠还只穿着两条单裤和一件

没挂布面的老羊皮袄，在腰间扎着一条小绳。他接过领款的报告，叫会计如

数将款取来，亲自点交给刘景范，还谆谆告诫说，现在苏区财政困难，要注

意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尽量想办法克服困难。林伯渠这种艰苦奋斗、克己

奉公、和霭可亲的革命精神和作风，给刘景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红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五月间胜利回师陕北，

不久又进行西征，进至宁夏同心、海源和甘肃靖远一带。这时，东线敌人汤

恩伯、阎锡山等三十多个团，乘机渡过黄河，占领吴堡、绥德、延川等地；

南线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部，亦沿肤施（延安）、甘泉、鄜县大道北进；北战

国民党陕北地方部队高桂滋、高双成部也很活跃。林伯渠随中共中央和西北

办事处离开瓦窑堡，到了保安。

到保安时，由于红军在苏区内扩大了一万人左右，东征在山西扩大八

千，西征又扩大一千余，另外在俘虏中还争取了三千多人，红军的军费开支

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仅前后方的经常费用，每月即需九

万多元，再加上准备欢迎二、四方面军，为他们准备粮食和冬装，所需的费

用就更大了。比如冬衣，原计划做三万五千套，后来，为准备二、四方面军

的到来，军委又命令再增做三万五千套，只这一项费用即达三十万元。所以，

这时政府的财政也更加困难了。到了九月间，不仅政府的财政现款全部用尽，

而且“苏票”已发行到八十余万元。

为了解决前方的军需，克服财政困难，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的领

导下，林伯渠首先积极发展食盐和其他农产品的贸易，组织运输食盐和其他

农产品出口。陕北靠近内蒙、宁夏一带，有很多盐池，食盐资源非常丰富。

六月间，红军占领盐池、定边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就电令红二十八军

宋时轮、宋任穷注意保护盐池。随后，西北办事处又派毛泽民去统一领导食

盐生产与贸易工作。为了尽快扩大食盐出口，林伯渠提出，靠近盐池各县区

政府，都要帮助群众设立消费合作社或运盐合作社，组织各村庄附近所有群

众的牲口，直接到花马池等盐池运盐。他还提出应加强贸易局的组织与工作，

增设省贸易局与合作社，国家银行亦应特设营业部，以便有计划地组织食盐

和其他农产品出口。

能否调动群众积极性，尽快组织大批食盐出口，关键是政策。林伯渠

坚决反对那些不切实际的、总想由国家垄断的思想，主张充分发挥商人和群

众的积极性，放手让他们经营。七月二十六日，他与博古联名给红二十八军

转毛泽民的指示中，就曾明确指出：“现时蒙汉合组公司不能实现，张司令

1亦一时不能出面”，“对于产销方面，不应采取垄断式之国家公司；不论在

生产及销运方面，均应努力吸收商人资本参加。为此，必须利用定边之商人

及商会，利用其经验及产业。”指示中还说：现在国家主要是设盐税局，收

“盐产统一税”。即使设立盐业公司，其任务也只能是，“帮助生产动员，及

代贸易局购买与运输公盐向南线出口”。“盐业公司必要时可投少数资本，大

量垄断或投资是不适当的。应极大的吸收商人资本投资。”为了调动商人和

群众经营盐业的积极性，指示还提出：“税率应轻”，可以“拟定以驴驮一元，

骡牛（一驮）一元三角，骆驼（一驮）一元六角”；在盐的工本费方面，“至

高只能增至原价百分之三十五（即驴驮六毛），不然妨碍商人的投资、销路

及蒙汉关系。应严格的纠正工会方面之过高要求，这种要求客观上将破坏盐

产销事业”。指示还提出应积极“发展并组织盐户合作社，出卖粮食布匹等”，

以便促进盐业生产和运输。

1应是指张学良。

后来，因有人仍想组织垄断性的盐业公司，林伯渠与博古再次致电红

二十八军及毛泽民，指出：依靠国家大批投资组织盐业公司，“目前无可能

且不应该”。过去，中央苏区的钨矿和陕北延长油矿组织垄断性公司，“均系

失败之经验，应拒绝继续采用这种办法。”他们还指出，组织盐业公司，如

不能出资，“想利用二百人（作）财力，势难管理就范，只能起牙行作用”，

不如国家设局收税“更为正大简便”。

林伯渠到保安后，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设法提高苏区货币的信用，扩

大其流通，活跃苏区的经济生活。当时苏区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拒用“苏票”

的现象，这不仅直接影响苏区的财政，而且也给群众的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

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财政部参考过去中央苏区的经验，结合陕北的具体

情况，曾想了许多办法。

第一，明令禁止国民党货币和现金在市面流通，规定到白区购物需用

“白票”，须持“苏票”或现金到国家银行换取。

第二，与西北军委、西北办事处联合发出通令，命令红军收受罚款、

捐款时，欢迎交纳“苏票”，所筹现金和“白票”，全部集中供给机关，并转

送后方作为对外买货之用。

第三，在安塞、洛河川、宁条梁增设贸易分局，在吴旗镇设立人民银

行分行，以便调剂市场货物，扩大“苏票”流通，加强金融管理。

第四，出口食盐、农产品换回来的布匹，留出三分之一，由国家银行

批发给各合作社，供给群众。在苏区境内出卖食盐布匹等，无论合作社或私

人，一律使用“苏票”。

第五，凡销售苏区的食盐和收取税金，一律收“苏票”；运输食盐出口

的，虽然一般的仍应坚持收现金或“白票”，但亦可与商人协商，以布匹或

货物作价交纳。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提高了“苏票”信用，扩大了其流通量，

而且进一步活跃了苏区的经济生活，为克服财政困难创造了条件。这种不用

无条件直接兑现以稳定纸币的办法，还加强了“苏票”同“白票”斗争的地

位，避免了“苏票”成为“白票”的附庸。这一经验，不论对当时还是后来

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采取的第三项重大措施，是进一步

加强财政统一，健全财经制度，集中财力，以保证部队的供给。一九三六年

八月十八日，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发出的《关于筹

款问题的训令》中提出：凡已成立地方政权的地方，没收工作由政府执行，

部队可派人在该地方政府帮助工作。所筹之款，驻扎在该地的部队可提取一

部分或大部，但所筹的多余之款，必须交总供给部并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调

剂。对于所留下的款项，亦须按月报告转账，即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