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领条给上级供给部，

作为领到之经费，以便在会计上表现出筹款及开支的情况。训令还规定：没

收的物品亦要作价转送后方，作为缴解的筹款；留在部队使用的，也要作价

转账，报告上级供给部和中央财政部；各部队都必须建立经常的预算制度，

按时结算；总供给部下建立审计处，以便审核所属机关部队的收支。

八月二十五日，林伯渠与博古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

对省财政部的组织机构、收支范围及与县财政部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

定，强调必须“在自给原则下，建立各省单独负责的财政制度”，有关财政

方针与各省收支概算，均须经中央财政部批准。在概算范围内，入不敷出的，

由中央协助解决；支出有余的，必须将多余部分缴解中央。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还积极提倡和支持发展生产。当时

保安已划为中央直属县，新调来该县任苏维埃主席的刘景范提出：保安县人

少地多，可以同时发展农业与牧业，奖励垦荒，垦荒的土地两年免征公粮；

禁止宰杀和出境幼、壮与母畜；向农民购买和借用一部分余粮，用来榨油、

生豆芽和做豆腐，以便解决中央机关和部队到后的吃菜问题。林伯渠完全赞

成刘景范的意见，提出办事处各有关部门都应该给予大力支持。由于他的赞

助和推动，办事处很快批准了保安县的意见，并通知中央有关部门给予财力、

物力上的支援。这样，保安县的农牧业与副业生产便发展起来，缓和了机关、

驻军供应紧张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由保安迁至延安。这时由

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转向

抗日方面。中共中央为了准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或特区政府，再次实行

国共两党合作，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负责政府工作，博

古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观澜亦调出另行

分配工作；同时决定将政府的土地部并入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划归财政部。

林伯渠在会上提出：“暂时政府名义上不变动，实际上我可负责，等各省政

府确定后再改变。”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此事直到这年四月中旬才对外公

布。

林伯渠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后，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四月二十一日，他

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时局由战争状态转到

和平，由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转到合作”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

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

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通知中还

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

止“办高价酒席”。

四月二十六日，林伯渠还以代主席的名义，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

告》，对以前逃跑的地主豪绅，现在又纷纷回家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置办

法：

（一）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

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的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的租

债，不许再索取。

（二）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

但去年以前的欠租，应宣布取消，不准索取。至于债务：甲、利息已超过本

或等于本的，不再付利；乙、利息尚未及本的，可酌量情形付给微利。

（三）地主豪绅回来，可与其他群众一样受到苏维埃的保护，但同时

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得有欺压群众、反抗政权机关的行为，违者依法

处办。

四月间，林伯渠还主持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

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

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

心。”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

代会1，并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

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

长胜等一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共到代表二百二十余人，另外还

有六十余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

报告，博古《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并致闭幕词。他热烈拥护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

体会。

1这次会议，因为同时还有红军和白区的代表参加，因此又称“中国

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第一，他认为“十年苏维埃斗争奠定了实行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他说，

十年来我们作了一些大事，如创造群众武装，创建根据地，领导群众从事经

济、文化建设，同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就是连白区报纸也是不能不

承认的。这些成绩与经验，不但“应该表扬”，而且可以在抗战中运用，成

为“民族解放的支柱”。

第二，他认为，在我们党内应该向大家解释清楚，我们争取民主、抗

战，但前途仍然是非资本主义的。他说，“历史前进不是直线的，应该有迂

回，我们这个迂回不是小路，而是大道，有各种条件能够使我们走上大道”，

“使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

第三，他说，我们党的不断进步，“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后来国焘路

线的克服”，遵义会议纠正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巴西的决定，十二月决

议，这些都说明党是有力量的，“能纠正自己错误”，“能拿出主意来”，“担

负起解放民族的责任”。

在讨论博古的报告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代表们的发言对“博古同志

报告有很大发展，都是很好的”，同时也讲了自己对于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

的意见，提出了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的六条措施：一、集中军事力量，在一

个月内肃清土匪，安定民生；二、制定选举法，实行民主选举；三、紧缩政

府机关，加强财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四、增加文教经费，切实地把教育

组织起来；五、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六、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加强干部教育，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他还提出，希望各位代表及与会的其他

同志，今后对政府工作多加以督促。

林伯渠代表主席团所致的闭幕词，主要是说：对于大会的几个报告，

大家经过十几天热烈的细心的研讨，一致表示同意，这是大会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以后，就提出了正确的政治口号，指出救中国的方向，

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见，同时也是全民族的胜利。

“我们不仅看着这些成绩，而今天更切实讨论了我们具体的方针——民

族革命的明灯”。“现在各代表团，应拿着这一方针，作广泛的深入的解释，

要传达到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儿女中去。”我们决议已通过了，我们也一定

能够负起责任来，开展未来的伟大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林伯渠还主持召开了特区党代会，到会代表八十

四人，选举了特区党委，他以几乎是全票当选为特区党委委员。

林伯渠到达陕北至抗战爆发前这一段，由做部队的供给工作，再转到

政府的财政工作，直到最后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

设，特别是财政经济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实现党的新的战略转变也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

自从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确定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之后，林伯渠即开始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方面，

他不仅积极拥护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还直接参加了同国民

党的谈判。

一九三六年初，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

我国广大民众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要求抗日，反对国

民党进行内战。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中共的政策也发生了某

些变化。他们在继续调集重兵“围剿”红军的同时，开始试探同中共进行接

触，指示南京政府驻苏使馆的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谈判，

希望中共能派人回国同南京国民党进行联络；在国内，则示意陈立夫等设法

同陕北中共中央建立联系，进行秘密谈判。

一九三六年二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请董健吾、张子华

1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密函时，第一个站在瓦窑堡城门口欢迎他们的便是

林伯渠。这时红军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已去山西，周恩来在清

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所以接待他们的工作便落到了林伯渠和博古等人身

上。林伯渠与宋庆龄多年失掉联系，现在见到她派来的使者，分外高兴。董、

张到后第二天，林伯渠即陪同他们会见博古，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

地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

1董健吾又名周继吾，1927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参加中国

共产党。曾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秘书长。张子华又名王祥

绪，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员。任中共豫鄂陕特派员时，

曾到过陕北。

博古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张

闻天曾打算要博古、董健吾、张子华、周恩来等同到前方商议此事，后因董

急于回上海复命，遂于三月四日与彭德怀联名给博古转董健吾一封电报，请

董转告南京。其电文是：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

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

四号十二时1

1《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在董健吾返回南京时，林伯渠特意交给董三枚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刻

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纸币，请他转交给宋庆龄，以资纪念。

在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前后，中共与杨虎城、张学良的统战工

作也有了进展。

为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与南京当局和国民党军

队谈判的问题，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扩大会议。

林伯渠从陕北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赞同张闻

天、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与军事战略方针和外交（指与国民党谈判）

问题的报告，并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完全

赞同“以发展求巩固”的观点，拥护中央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全国主

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的口号，以便尽快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他说：“现

在应用发展求巩固”，“东下是大家同意的，如毛（泽东）所定，应把力量用

向矛盾的集中点去”，“到河北更可扩红”，扩大我们的影响，以推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还详细列举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收支情况，提出即

使从筹款的角度来看，也“非向东不可”。

第二，他在会上还提出，为了领导抗日战争，应尽快地把我们的力量

搞得大些，“扩红应为十万”，批评李德反对红军东征，害怕红军东征会“挑

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他说：“李德提议，不能赞同。他不动，不扩大? .

对敌我力量估计不对，恐怕红军行动替苏联惹祸”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

我们现在“已是主体”，根据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扩

大的准备”。为此，他积极赞同毛泽东关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到北

方来”的观点。说“一、二年前各处去发展，现在已渐入合综之时”。红军

主力集中到北方，行动“则更可合拍”，增加我们的威望，便于打开同各方

面的联系。

第三，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抗日新局面，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特别提

出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形势甚好，干部非常要紧，经过锻炼者已不少，

但还应及早多为培养。

方法，除加强原有干部的培养，加强政治工作以外，还要在工会中及

其他革命群众中找些人来。红校应成为二千人的组织，还有各系统的教育工

作。”为了改进和加强干部工作，他还提出对过去在干部工作中“有些不应

有之事”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