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2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月初，林伯渠随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云阳红军

前敌总指挥部。

在云阳，他们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多次讨论，并几乎是每日同

毛泽东、张闻天进行电商，迅速确定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和出动抗日的具体

方案，商定了红军在抗日持久战中的作战方针，和准备面交南京政府的国防

计划，确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八月六日，林伯渠与周恩来、博古、朱德、叶剑英回到西安。九日，

周、朱、叶去南京，不久博古因事返回延安，林伯渠则继续留在西安，筹集

红军经费。他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季壮、李涛

等，同蒋鼎文等各方面进行交涉，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八万元经费。八月十六

日，林伯渠还就部队军饷和红军改编后的遣散费等事向党中央建议，请周恩

来等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就近商呈蒋委员长核准，将八月份经费，按照

新编制即日一次拨发，并将善后款六十万元一同交下，俾得便利一切。”

由于周恩来等再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平津失守，日军大举进攻

上海，全国军民迫切要求抗战，八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终于宣布主力红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林彪、

贺龙、刘伯承分别为其下辖的三个师的师长，但它仍拒绝发表中共提出的关

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宣言。同日，周恩来回到西安（朱德已于十六日乘飞机抵

西安后去云阳），林伯渠即与周恩来同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

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国共两党合作及军事战略等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林伯渠

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向中央提出：“关于边区问题如人选、经费、武装等，须

于本期会上讨论，明确规定与南京交涉妥当，免致部队行动后发生窒碍。”

1在这次会上，他还就军事战略、军委组织、培养干部和经费等问题发了言，

提出：红军在抗战中，负有复兴民族的责任，要使我们的力量使用得更广泛

些，能够在全国的战略上发挥作用，以满足全国的仰望。我们既要组织全国

的抗战，又要注意敏捷与机警些，巩固后方。他还提出，部队应设补充团，

积极培养干部，扩大“抗大”。现在经济、粮食困难，可以将“抗大”分为

两部分，在延安只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而连长等军事干部则可在前方进行训

练。

1林伯渠于西安致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

报，1937年8月21日。

洛川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第八路军，并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二日，南京中央通讯社

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二十三日，蒋

介石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就最终宣告了

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

林伯渠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就赞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为争取实现

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于西安、南京、上海与庐山之间，现在看到国共两党

终于重新合作，感到无比欣慰。

他坚信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必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伟大的前途。

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

在林伯渠出席洛川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三日决定由林

伯渠、董必武、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长江沿岸的中共代表，调伍云甫去

西安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

九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陕甘宁特区政府正式宣布改为陕甘

宁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下设民政、建设、教育、

财政四厅和粮食、税务两局。

因已决定林伯渠任长江沿岸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决定，边区政府的日

常工作由张国焘负责。自洛川会议以后，林伯渠就集中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

对外联络工作，经常驻在西安。

当时，西安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国民党西北行营的驻地。中共

和八路军对外交涉，领取分发经费、弹药，各地人员往来，运送各种物资，

都要在此地进行或者经过此地。中共在西安的机构，除八路军办事处以外，

还有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社会部（对外称农委）等部门，中央决定各部门的

工作都“由林老负政治上的指导责任。”此外，林伯渠还兼顾八路军驻兰州

办事处的工作，凡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需与行营交涉者”，都由他统一处理。

林伯渠在西安的任务很多，但中心是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他到后没有几天，接到湘鄂赣边区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的来信，报告

他们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一、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

第一游击支队，武汉行营派副官主任和军需主任各一人；二、以嘉义、长寿

两处为集中地点，本月底为第一期点验，十月底为第二期点验，点验期内伙

食一元，点验后照国军一样待遇；三、湘鄂赣原有红军根据地改为特区的问

题未解决，行营称由双方中央去解决为宜1。林伯渠鉴于不久前闽西红军何

鸣部一千余人被骗缴械的教训，感到此事关系重大，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央。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很快给林伯渠回电，要他迅速通知湘鄂赣

边区代表停止谈判。

电文是：

林并致董老：

（甲）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到即行通知在汉

代表，停止谈判。

（乙）董老已在中部（即现在的黄陵县）途中。

（丙）请告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换派新代表，

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

（丁）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

（一）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

（二）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

杂。不争驻大地方。

（三）一定的足够的饷款。

（戊）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2

1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电，1937年9月1

0日。

2毛泽东致林伯渠并董必武电，1937年9月x日。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还联名给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

彭德怀、任弼时及林伯渠、董必武发出一电，通报了湘鄂赣代表与武汉行营

谈判时的错误，并询问鄂豫皖边区的郑位三是否已到南京，要博古、叶剑英

“严嘱郑位三”，必须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进行谈判，“不得蹈湘鄂赣及闽粤

边区之覆辙”。这封电报还提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

义，这已成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后来，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林伯渠虽没有直接参与，

但在抗战初期他及时地将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报告中央，引起了

中央的注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林伯渠初到西安时，还接待了陈独秀派来的代表罗汉，一度参与处理

托陈取消派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陈独秀出狱后，罗汉在南京找到

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

中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谈。

九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剑英的意见，林便

打电报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

并给他们以工作。九月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去延

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九月九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

电报拍发延安，罗电的主要内容是说：仲甫等已经出狱，弟意中央为集中整

个力量着眼，可敬劝他们回党工作。九月十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

提出对托派分子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

（甲）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

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

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

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

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内容，转告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和在

上海的潘汉年、刘晓，望他们在同陈独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中，掌握上述

原则。此事，虽因陈独秀拒绝公开发表声明而未获解决，但中央提出的“不

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对扩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却有着重大意义。林伯渠后来就接待过许多犯过错误或因其他原

因离开中共，但又愿意抗日的人员，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

的消极抗日。

林伯渠在西安还就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问题，多次同西安行

营蒋鼎文进行交涉，与南京政府指派的代表彭昭贤、谷正鼎、郭械嬛等谈判。

当时国民党不但拒绝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坚持要委任一九二七年即追

随蒋介石反共的丁维汾为陕北行政区主席，并极力企图缩小边区的范围。林

伯渠在同他们交涉、谈判的过程中，坚定地坚持了我党的立场，驳斥了他们

的无理要求。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出席第一次参政会期间，他直接找蒋

介石交涉，迫使蒋核准将此问题“交孔祥熙解决”。九月间，他还拟定了《陕

甘宁边区改省计划案》，提出援照四川成立西康省的先例，将陕甘宁边区改

为河套省，下辖三省边界地区四十五县。为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维护边区人民的利益，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根据毛泽东关于边区事情由我们

办，保证民主制度，争取早日解决，但须不伤原则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民主选举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

员和法院院长，以回答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取消边区的企图。此事，后来孔

祥熙虽当面向林伯渠表示：“允许陕甘宁边区定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区域

之一”，行政院并一度承认以十八县为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另外五县为八

路军河防部队之警备及补给区，然而国民党政府故意拖延，一直未正式明确

承认边区政府。

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都必须发动群众。林伯渠在西安期间，十分重视

发动和组织民众，他初到西安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提出：“现在大

多数群众团体与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爱护八路军、共产党主张之

热烈情绪，真有与爱护自己的分子一样。”建议中央应充分估计这种形势，

利用时机，“加速地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尽量将干部派在（各）工

作战线上”1。一九三七年十月，他与中共陕西省委支持和领导了西安各民

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和游行，批评国民党“救国有党在，不与

民相干”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自由。

他还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商定，由徐彬如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的联

络人，经常与国民党省党部接洽，解决有关民众运动的问题，以避免误会和

纠纷。请求中共中央速派徐冰来西安，以加强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开展国共

两党的合作。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口“未经合法登记”，解

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

逮捕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林伯渠协同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交涉，动员社会舆论

和社会人士，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被捕的五个青年，使十三个抗日

救亡团体继续开展活动，并引导救亡团体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林伯渠致毛泽东、张闻天电，1937年9月5日。

林伯渠在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利用他广泛的社

会联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当

时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原是杨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对他就做过许多工

作，不但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到处说共产党确是政党的风度”，而

且使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也较陕西国民党省党部有了明显的不同。国民党

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时的主要谈判对手和工作对象，为

交涉办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粮、被服、军械等给养事宜，谈判有关国共两

党合作的问题，林伯渠经常与他晤谈或书信来往。为了影响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