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予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为了便于统一军事指挥,做好后勤支援,五月十九日,林伯渠在西北
局召开的后委会议上提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统由前委指挥,后委管理粮草、
衣服、支前、财经等工作;把行知中学变成战时医院,调有工作能力的学生
作战争动员和支前的工作。他还提出,马上解决二十万人的吃粮问题,尽快
筹备六万石粮食;搞内部市场,发展贸易,调剂货币流通,解决财政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后委党组,由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
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等十一人组成。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率边区政府由白庙岔转移到绥德县马蹄沟,在这
里住了五十天。
这时,胡宗南军队虽遭到西北野战军的重创,但仍气焰嚣张,急于寻
找我军主力决战。
为鼓舞士气,帮助同志们认识战争形势,在七月一日庆祝党成立二十
六周年纪念会上,林伯渠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
况,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起那时是好多了,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
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
“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
转。最近,我军又甩开敌人主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摸不着头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
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我虽然年纪大了,能和大家一起战斗,感到很快乐。
同志们朝气蓬勃,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1同志们看到林老已白发苍苍,
还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同甘共苦,而且是那样乐观和充满信心,也都更加
坚定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1《访问张养吾谈话记录》,1979年。
在转战陕北期间,为使政府工作适应战争环境,更好地为战争服务,
帮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上下左右交流经验,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
创办了《边区政报》。他在《发刊词》中说:经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证
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和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
候,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因此,要
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
都适应战争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
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的纠正错误,
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每个干部必须
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接受与学习新的事件和经验,努力
学习,加强自己,以适应客观需要并指导实际工作。1
1《边区政报》创刊号,1947年7月15日。
撤出延安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一部分机关和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
北,后来,两个解放区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至十月下
旬,为了商讨两个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林伯渠东渡黄河到了晋绥解放区。
这时正遇上他辛亥革命时的老友、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不幸病逝。林伯
渠回忆续范亭当年率部反清、反袁,在寇深祸亟之时,为反对南京政府腼颜
事仇,竟不惜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以激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看到续
范亭在病入膏肓、处于弥留之际,仍至诚地留下遗书,请求中共中央严格审
查他的历史,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不觉潸然泪下,写挽诗一首:
一柱撑西北,范亭自始终。
覆清摧帝孽,倒袁奏奇功。
长恨法西士,不惯客里空。
睿思早入党,人民爱如兄。
品概清泉洁,言行万众宗。
如何病不起,老泪洒秋风。1
1《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90页。
九月二十六日,林伯渠在临县还主持了西北各界一千八百多人追悼续
范亭的大会。
杨明轩诵读祭文,谢觉哉报告生平,贺龙、林伯渠、吴玉章等均讲了
话。大家都一致颂扬续范亭的高洁品质、秋水襟怀和松柏气节,决心继承他
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九月下旬,西北局在山西兴县沙原召开财经会议,西北财经办事处主
任贾拓夫就半年来财经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进行了检讨,林伯渠在会上作
了重要发言。他认为财经工作的主要缺点是思想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工作
迟缓赶不上需要,缺乏群众观点。他说:革命不是几个人的事,需要依靠广
大人民群众。但我们工作的同志却没有牢固地树立这个思想,在工作中仍然
受旧的经济理论的束缚,跳不出旧的货币论范畴的圈子,在金融上未能摆脱
法币的影响;在贸易上,对群众合作事业的发展帮助很少;在财政上,只注
意紧缩,没有注意发展;在建设上,重视公营工厂的生产,忽视民间手工业
的发展。
最后,他要求财办处的同志本着为党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把财经工作搞好。
一九四七年双十节,林伯渠以同盟会老人的资格,接受了《大众报》
记者的采访,再次愤怒地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中华,集中地权,
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明确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继承了孙中山的未
竟革命事业。他说:“我们边区与兄弟解放区所进行的爱国自卫战争,和平
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不正是最彻底的‘恢复中华’与‘平均地权’吗?”
在人民已经奠定了胜利基础的今天,我们纪念双十节,就是要“充分发扬辛
亥革命的精神,积极进行收复区工作,彻底平分土地,组织与积蓄力量,努
力支援前线,彻底消灭蒋胡匪帮,解放大西北,配合各解放区全面反攻,争
取新的辛亥革命之全国性革命形势的早日到来。”1
1《新的辛亥革命将到来》,《大众全报》,1947年10月11日。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十月中旬,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部分领导
人在山西兴县蔡家崖举行联席会议,集中地讨论了两区的财经统一问题。林
伯渠、贺龙、陈希云、贾拓夫等出席了这次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详细讲述了
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历史,并对过去财经工作的成绩与缺点作了认真的总
结。他指出:“财经工作的重要关节是生产和贸易。
过去两个边区在工作上都有偏差,因而都吃了些亏。我们检讨过去的
工作,是为了总结得出经验,把今后的财经工作搞好。”“发展生产,一方面
有个组织问题,一方面有个贷款问题,我们要尽其努力多给老百姓贷出一些
款。”“贸易除供给二十五万公家人以外,更应为四百万老百姓解决问题,其
比例应是百分之六十五与百分之三十五。”这次会议以后,陕甘宁和晋绥两
区即实行财经统一,将两区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公司,银行合并为西
北农民银行,以便统一金融贸易组织,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战线上的对
敌斗争,更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十月二十日,林伯渠在沙原还主持召开了
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两区财经统一会议的决议,研究边区政府
当前的工作。他指出:“政府工作应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贯彻精简,整顿
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十月二十四日,林伯渠由晋绥回到陕北绥德县雷家沟。不久,出席了
西北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
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以来空前的一次大会,参加会
议的有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八百多人。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了全面反攻,各个解放区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十一月一日会议开幕时,林伯渠作了长篇讲话,他按捺不住全国即将解放的
喜悦心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要在全
国消灭封建。”1
林伯渠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针。他说,中国
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民翻身,“百年来,从太平天国到大革命,都没
有搞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要贯彻中
央土地法大纲,进行边区的土地改革,我们的干部“就必须具有坚定的阶级
立场和正派的作风。”所谓坚定的阶级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广大
人民翻身的立场,一切要从贫苦农民设身处地的去想。几千年来地主压在农
民的身上,现在农民要转过来,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我们的党、政府,不
是站在旁边,而是站在他们中间领导他们去做。”所谓正派作风,“就是群众
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阶级分析,求得真实情况
和它的规律。”2
林伯渠也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结合土改进行整顿党组织的决定。他
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我
们的队伍从这中间来,就难免有坏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坏东西洗刷
出去,整顿好队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我们都要有坚定的无
产阶级立场,为群众所喜欢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正派作风。不整顿好队
伍,不具备这三点,就不能担负起我们党的责任。”
就不能“浩浩荡荡的向光明的道路前进。”3
1《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未刊稿)。
23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
林伯渠还对边区政府过去财经、教育、保安、司法、三三制等方面的
工作,从思想作风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优良传统,完成土地革命的伟大事业!
义合会议,依照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政策和路线,
最后,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总结报告。林伯渠在会议闭幕的讲话中,
又着重讲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
他说:“放手发动群众,是哪些群众呢?这是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问题。
因此,一开始就须深切注意,把群众的阶级界线划清楚。所谓查阶级、评成
分,就是划清农民与地主富农的阶级界线,提高贫雇农的威信和阶级觉悟的
问题。这是放手的重要关键。所谓放手,是对贫雇农放手,只有对他们放手,
他们才能形成核心,才能取得与巩固领导权,才能团结中农,起骨干作用。”
他还提出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一是立场先要坚定正确;二是要有事和群众
商量;三要善于启发和等待群众;四要把群众自发的运动提高为自觉的运动。
“放手不是放任,手越放得开,组织工作就更应细致周密。胆越放得大,领
导就更须加强注意,研究掌握其规律,指导其前进。”1
1《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未刊搞)。
但是,由于义合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没有把边区里老区
(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
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
面的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
不够,因此,会后在边区也一度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
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
左的作法。
对于上述这些“左”的现象,林伯渠是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的,他说“有
些话只能等到中央会议上去谈,当前战争环境必须首先注意党内团结和群众
斗争情绪。”1对这些“左”的错误,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的进行
纠正。比如,绥德县在土改中斗争了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
地出门”,林伯渠就曾提出批评,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十二月十日,
李鼎铭先生逝世,林伯渠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为李鼎铭开追悼会,
还提出要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
非常同意这一意见,并且对他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
下级党政干部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还是要保护他们。安文
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是要你去做,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
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
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
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赶出他们自己的家,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访问,
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林伯渠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亲自找安文
钦谈话,向他当面赔礼道歉,并把没收的东西发还给他。经过林伯渠做工作,
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的回到自己的住宅。
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