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致了

悼词。以后，林伯渠又为李鼎铭先生的墓碑写了“爱国典范”四个大字，对

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访问常黎夫谈话记录》，1979年。

十二月三日，林伯渠由绥德雷家沟去米脂杨家沟，因交通不便，黄昏

时赶到雷家坪，当晚就住在这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山村。他一到村，就找农

会干部和贫雇农谈话。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全村，老乡们纷纷

前来看望林主席，把窑洞挤得满满的。

大家见到林主席，犹如见到亲人一般。林伯渠和他们倾心交谈，询问

土改、生产和生活情况，征求对政府的意见。老乡们一一作了回答，还反映

了个别区乡干部以权谋私，以及负担不合理、买卖不公平等方面的事实。林

伯渠不时拿出笔把重要的问题记下来。他告诉村干部和老乡们说：陕北战场

和全国其他战场一样，打了很多胜仗，蒋介石已经走下坡路了，解放全中国

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要求大家在土改中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搞好明春的生

产准备工作，要积极支援前线。谈话一直到深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参加了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土改座谈

会。据林的日记记载，在此期间，他提出过许多问题，诸如“贫雇农路线与

对中农政策”，“贫雇农应掌握领导权，但如何团结中农？”“怎样划分阶

级？”“不可以生活状态划分阶级。

地富分界以劳动为主要标准。”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

写道：“十股涛头一股差，须有除一股之决心”，等等。虽然文字极简，但言

简意赅，态度明朗。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林伯渠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十

二月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

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谢觉

哉、李维汉等十九人。这次会议批评了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

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

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纲领，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为夺取全

国胜利作了重要准备。林伯渠在会议上发言说：“中央土地会议后，我们在

兴县开了会，以后又在义合开了会。河东河西工作，大体上前者有些‘左’，

后者有些右。但这是有原因的。晋绥在对化形地主、中农问题上，在群众发

动后有些因不易掌握而发生偏差，但其工作方向我认为是很对的。”“团结中

农的问题，在义合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因而“发生偏向”。在谈到三三制

政策时，他说“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还是对的。关中的党外人士在这次战争

中也表现很好。”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由杨家沟又返回绥德县雷家沟。一九四八年

二月间，他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上，作

了《革命战争中一年来的政府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政府工作所取得

的伟大成绩，如动员大批青年参军，地方游击队发展三倍以上，动员和组织

六千六百三十三副担架，五千四百四十头牲口随军出征。还组织临时担架一

万五千五百八十二副，缝制军鞋五十八万四千余双，运送大量军粮和马草，

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他根据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兵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政治

军事训练后，已经转入外线作战的大好形势，特别提出了“恢复经济，解放

大西北”的新的战斗任务。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的形势下，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

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由吴堡县的川

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华北。林伯渠于十八日，专程前往送行。毛泽

东就领导者如何掌握工作的主动性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城市问题、

工商业问题等，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在送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陕北以后，西北局、联防司令

部、边区政府许多领导同志又都前来雷家沟祝贺林伯渠六十二岁生日。刚从

陇东回来的谢怀德先到，林伯渠一见到他就说：“我想给你谈件事。一九四

二年我在甘泉、富县检查工作时，说你们富县的群众工作不如甘泉的群众工

作做得好，这个批评错了。实践证明，工作好不好，在去年到今年的自卫战

争中得到了考验，富县是个半老区，群众工作做得很好，这说明我当时的批

评不符合事实，请你一定向秦力生和县里全体干部、群众说清楚这个情况，

表示我的道歉。”1事隔六年了，林伯渠还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谢怀德听了

非常感动，急忙说：“林老，今天您过生日，咱们不谈这个。再说，我们的

工作也确实有缺点。”林伯渠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

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2林伯渠这种严以律己的崇高品

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曾传为佳话。

12 《访问谢怀德谈话记录》，1979年。

四月上旬，林伯渠赴绥德分区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发现绥德分区在救

灾中，为不饿死人，已经移民近四万人，而移往河东的万余人中，有一部分

已经难以安置；延川县因安置了绥德县的二百户移民，使该县永坪等地灾民

约六十户又不得不另移他地。在佳北及镇川、横山，米脂等县灾情严重的地

区，由于灾民移走过多，劳力大减，已发生土地荒芜现象。根据不移走没饭

吃、移走又荒芜土地这一具体矛盾，以及河东、延川等地不能再去移民的情

况，林伯渠当即指示绥德分区不应再向外移民，各级领导要把力量放在组织

群众生产上，依据灾区具体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解决灾民吃粮、籽

种等困难，完成春耕任务，生产自救，缩短灾荒时间。

为克服把救灾工作的重心转入组织生产可能遇到的困难，林伯渠指示

各级领导一定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他向专署的领导

同志说，我们的任何工作如果不是为群众着想，就会引起群众不满。他说：

“昨天下午我在街上看到贸易公司的营业部，那时街上还有很多人赶集做买

卖，它却早早关了门。贸易公司廉价出售各种必需品，原是为了便利群众，

就应该多开几个钟头的门，让群众多买一些，多给群众以方便才对，否则就

会引起群众的不满。”1

1《林主席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群众日报》，1948年4月

22日。

西北野战军在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在宜川、瓦

子街一举歼敌两万八千五百多人，迫使延安守敌弃城南逃。四月二十二日，

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经过一年一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

抱。林伯渠十分高兴，他立即发表谈话，指出民主圣地延安之收复，是西北

军民力量空前强大与宜瓦战役的直接结果，它标志着整个大西北全部的彻底

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五月十一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胜利返回延安城。

延安收复以后

林伯渠回到延安后，除继续领导边区政府支援战争以外，积极领导恢

复经济和生产救灾工作。当时边区经过蒋胡匪军蹂躏之后，遭受了空前的破

坏。据不完全统计：边区人民被敌拉走和杀害的在四千人以上，粮食、牲畜、

窑房、农具、家具及被服的损失甚巨。一九四七年因损害青苗五十万亩，荒

芜耕地三百六十余万亩，再加上旱、涝、雹、霜等天灾，耕种失时，误锄误

收，边区粮食大幅度减产，以致到延安收复时，全边区即有四十万以上的饥

民，佳县、子长的局部地区还发生了瘟疫。

为了恢复边区经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

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土改中某些“左”的错误。还在回延安前，他即发出布

告，郑重宣布：坚决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凡遭受蒋胡匪军重大破坏的工商

业，无论属公属私，均应本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方针，鼓励与扶助其恢复营业；

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同样受到保护。曾因订错成分受到侵犯尚未纠正

者，应一律迅速改正，退偿损失。他还提出，对尚有顾忌窖藏货物不敢营业

者，应宣传解释鼓励其恢复营业。工商业的借贷和来往账债，应予保护。

凡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论合

伙或个人经营的工厂作坊，均应保护和奖励，并免征本年度营业税。以农业

为主兼营工商业者，在征收公粮时，只计算其农业收入，其工商业部分，不

得计为副业征收公粮。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受边区法律的保护。

林伯渠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他在去

洛川参加前委扩大会议返回延安后，六月六日延安降了一场透雨。七日他给

甘泉县县长写信说：“前日路经甘泉，得悉你们在生产救灾中已从事安置移

民工作，殊为欣慰！延安六日通宵大雨，想甘泉亦会普降甘霖，这对于安置

移民发展生产极有帮助。望即抓紧时机加强组织领导，并将安置移民步骤办

法，安置的户口人数等具体情况及典型材料早日汇集告我为盼。”1

1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林伯渠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新区不

马上平分土地的指示，尽量减少新区的社会震动，以便增产粮食，支援战争。

此后，他连续发出了几个有关农业生产的布告，宣布边区的基本区经过土地

改革封建制度已经或者基本消灭，已不再是平分土地问题，“而是普遍发土

地证，确定地权，并保障其不受侵犯，使人人安心生产，发家致富”1的问

题。允许基本区在一定的条件下继续存在租佃关系和雇长工、揽短工、包月

工、安庄稼、调份子等雇佣关系，以便调节劳动力，避免荒芜土地。

边区政府还决定在废止高利贷的前提下，允许私人借贷，提倡农民在

生产中相互借贷，利息由双方自由议定。提倡组织合作互助，研究和改进农

业生产技术，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由于边区政

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政策，边区很快又出现了生产热潮。

1《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行署布告》第9号，1948年12月。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恢复生产从事经济建设的同时，对边区的文化事业

也给予了很大关怀。一九四八年六月，边区文协的《群众文艺》创刊前夕，

他致函编辑部，积极支持该刊创刊。他说：“从边区军民丰富的斗争生活和

我们文艺界活动的广度与深度的相互比较来看，后者显然是稍嫌落后稍感贫

乏的”1，很有必要出版这样一个刊物。他在信中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三条意

见和希望：第一，我认为还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虽已体验和了解了一些群众

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但体验和了解不足，或仅限于体验和了解，还不能

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结合

起来。

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健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作风，参加并

深入实际斗争，去发掘创作的源泉，把伟大革命运动中的边区人民生活，即

边区工农兵生活，特别是革命战争中，在攻坚或运动战的范例里，指战员们

无比英勇的革命英雄主义，加以深刻理解和体会，踏实的反映出来，并普及

起来。把党的各项政策（战争、土改、新区工作、生产救灾、城市工商业、

知识分子、宽大政策等）的具体实施，通过文艺的形式贯彻到群众中去。第

二，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未

能使文艺作品更切合部队和边区的实际，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希望我们的文

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鞭策边区文艺工作者，扩大和整肃文艺阵容，

普及与提高文艺作品，使文艺战线更加活跃起来。第三，我认为我们的文艺

工作者，还不善于耐心地坚持地团结和改造各种旧剧班和旧艺人。而在新区，

这一工作更较落后，但却更为需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结民众剧团

等对团结和改造旧剧班、旧艺人成功的经验，加以研究，指导其他，使旧的

剧班、艺人，能推陈出新，转向为人民服务。2

1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2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后来，林伯渠在记者节纪念会上讲话时，对边区新闻工作的方针、任

务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新闻战线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发扬实事求是的

精神，不要歪曲事实，更不能吹牛撒谎。在当前要注意战争、生产和土改三

件事情的报道。

“不仅要宣传每一个战斗、战役，还要宣传士兵的每一个勇敢的故事。”

“生产很重要，不论支前、改善人民生活都基于生产的发展，所以对生产不

仅要介绍经验教训，而且要发扬好的，批评坏的。”“过去是分散的农业生产，

现在我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