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城市，城市工业生产更重要了。”土改问题在我们这里已基本

解决了，现在应将这一运动推向生产运动。他告诫大家：“只要把我们的思

想作风改造好，报纸就能办好。”1

1《林主席在九一记者节会议上的讲话》（未刊稿），1948年9月

1日。

林伯渠回到延安，在领导边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注视

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

他就预感到全国革命胜利即将来临，提出应特别加强对党的土改与城市政策

的学习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政策是我们的关键所在。稍后，在延安纪

念中共诞生二十七周年干部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全

国已出现“以直接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政权、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

为目标的全国性的大革命了”，“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建立都是必然的和

为期不远的了”1。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

他说：“党的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

想。”根据我多年的体会，“我认为有两点可以说明而且必须说明的，这就是

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出发决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从不同地区、不同

历史条件、不同的群众需要和觉悟程度决定工作的任务与执行任务的步骤与

方法。”而为此“就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充分的阶级觉悟，有全面

观察分析与综合问题的能力，? .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性指导之下的高度

的无产阶级的灵活性，就必须客观的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的夸夸其谈。”

2

为了做好迎接全国胜利的思想准备，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讲了遵守纪律、

民主与集中、研究理论和掌握政策、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特别强调学习

的重要性。他说：“应该了解，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领导，学习好坏就

是工作和领导好坏的关键? .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是不可中断的，活到老，

学到老，我们应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认真确实坚持地学下去。

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学好本领，迎接胜利，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上，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胜利的前进！”3

123 《学习毛主席思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群众日报》，19

48年8月7日。

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林伯渠还

着重总结了政权工作的经验。他说：“革命的事业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权问

题，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就是要把旧的统治阶级推翻，联合各个革命阶层，

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党如何领导政权，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

过去有四条正确的经验，现在还需要坚持，这就是：（1）党对政权系统的

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2）

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执行工作，如果说服通

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超过民主集中制原则；（3）在政权系统中

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服从党团决定的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

（4）调动党员时，必须经过党向政权机关取得辞职的手续。”1

林伯渠在这次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还说：“政权工作要做好，必须把官僚

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自私的现象打倒，真正的联系群众，要有民主的作风，

建立民主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真正的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发展生

产，更好的支援前线。”在人事工作中，“干部的任用应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

只有培养与教育干部，才能使干部来源不绝，才能提高干部，适合开展大西

北的局面”。“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必须重视团结党外人士，使党外人士有职

有权。对他们的团结，一方面政治上的提高，另方面适当的进行原则的批评

与斗争，纠正过去某些过左过右的偏向。”“特别是在今后，我们党要领导全

国政权工作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些。”2

12 《林主席在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关于政权工作的报告》（未刊

稿），1948年7月29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下旬，林伯渠在合阳雷家庄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

扩大会议时，再次讲了纪律和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他说：纪律问题很重要。

我军在初创时期，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说明我党的建军思想从一开始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西北野战军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

动，半年来，又推广于全国各野战军，收效很大。

过去，打一仗后，要整顿一次纪律，但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今年

不同了，其原因即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依靠群众把纪律整好了。所以，整

顿纪律的基础，必须是发动军队的民主。1关于自由问题，林伯渠说：只有

阶级的自由，而无超阶级的自由。我们的各种政策，即是革命阶级的自由，

而不给反革命阶级以自由。就是在革命阶级内部也得遵守纪律才有自由。从

哲学上说，即懂得了必然，才有自由。比如，我们懂得了电，就可以利用它，

就有了自由，不懂得即无自由。人类社会有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才有

自由。机器发明了，商品产生了，私有制度成了法律上的规定。马克思研究

了商品，知道生产是社会性的，而所有制是私有的，这是个大矛盾，于是得

出了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所代替的结论。我们说改造思想，即是要改

造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解决如何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2

12 《林伯渠同志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未刊稿），19

48年9月17日。

林伯渠这些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论述，许多都是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

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对当时人们认识形势，坚定革命信念，更自觉地了解

和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帮助很大。有的即使到今天，也还值得人们思考、

借鉴。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克服党内军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

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建立请示报告制

度，要各战略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必须经常就一些政策性的问题，

向中央请示报告。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林伯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恢

复老区，发展新区”工作问题，给中共西北局、党中央写了一个系统翔实的

报告。他以详细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报告了延安收复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

群众负担、防疫救灾和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与问题，边区政府已经或者准备

采取的措施。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城市工商业的状况，说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

商缩小、停闭以至外走，小商贩增多，以零购本销为主。”如绥德、米脂、

镇川等地，战争以来大商外走者有一百二十余人。延安市商业和手工业现只

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七。其原因除交通外汇困难、过去负担过重、土改

中“左”倾影响外，还由于战争和灾荒造成资金不足、商品缺乏、工业品产

量减少、购买力降低所致。报告还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各县党和政府

对于市镇工作的重视和具体领导不够”。边区政府“已开始注意研究市镇工

作，并加强领导，有计划的帮助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求得发展。

同时适当组织必需品的进口和土产的外销，以扶助商业之恢复和发展”

1。这是林伯渠在延安所写的最后一个报告，他不仅如实向党中央汇报了陕

甘宁的情况，其所提出的问题和措施也是切中要害的，对边区工作有重要指

导意义。

1《恢复老区开展新区的工作方针》，1948年11月1日。

由于全国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回中央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打电报给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提出：“因政协召开在

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

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是否可行盼覆。”西北局本想挽留林，但从全国

革命的大局出发，同意中央的决定，并于十一月七日电告党中央：林伯渠在

年前赶到中央。

林伯渠临行前，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他举行的欢送大

会上，作了情谊深长的讲话。他分析了全国和西北地区的大好形势后，向各

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四点殷切希望：（1）要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2）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

要继续为将来的工作奋斗；（3）要把眼光放远大些，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

和爱国民主人士；（4）要站稳脚跟，发挥共产党的先锋作用。这既是同志、

战友临别赠言，也是革命老前辈对后辈的衷心嘱托，与会同志听后都深为感

动。

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林伯渠在陕北已经十四个年头了，对陕北的人

民和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无限的深情，现在因工作的需要马

上就要离开了，他心潮起伏，很不平静。十四日，在临行的前两天，他怀着

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前往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拜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

经住过的地方，并在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和毛泽东、朱德住的窑洞前

留影，以寄托对延安的怀念。

十二月十六日，林伯渠告别了他的亲密的战友和同志，离开了延安。

习仲勋、贺龙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许多同志都来送行，祝

他一路顺风，健康长寿，为党和中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请他转达陕北

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衷心问候。

到中央工作

林伯渠乘汽车离开延安，一路上风尘仆仆，他不顾旅途劳累，每到一

地都要找负责人交谈，了解当地政权建设、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和部队后勤

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详尽地记在日记上。经过十一天的奔波，一九四八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林伯渠抵达西柏坡。在这里，他又见到了阔别数月乃至

多年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杨尚昆、陆定一、

李维汉、李克农、王明，以及从东北等地前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高岗、罗荣

桓、刘伯承、饶漱石等人。战友重逢，欣慰无量，彼此交流情况，研究工作，

畅谈终日，乃至夜阑。

林伯渠此次调来中央，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在

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

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毛泽东主席

又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

说明目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合作、拟订民主

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而要实现这个步骤，首先

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希望共策进行。中共的这一号召，产生了巨大

反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起响应。

从八月开始，各界代表人物接受中共的邀请，即陆续到达我东北、华北解放

区，与我党共同研究召开政协的有关问题。林伯渠抵西柏坡后，一面向党中

央汇报情况，出席政治局会议；一面即与在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田汉、周建人、

符定一、张东荪等分别进行会晤，商谈国家大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

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

平。临行前，林伯渠曾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商谈关于召开

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指示：

“朋友们如有所问，找高岗把情形查清楚后商答”；“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

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今后政府成立，“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

对此要有足够认识”1。毛泽东还与林伯渠谈了接民主人士到北平时，中共

应派哪些人到车站迎接，以及邀请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来西柏坡等问题。

1《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49年2月13日。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两天后到达沈阳。当时

在沈阳的民主人士，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

梅龚彬、赖亚力，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李文宜，中国民主促进会

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

谭平山、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彭泽民、王昆仑、许宝驹、吴茂

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

茅盾、邓初民、侯外卢、洪深、胡子婴、郭沫若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响应

中共的号召，先后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