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天下真有那样的重峦迭嶂峰回路转的风景,
后来到了四川,登剑门,走栈道,才知道古人山水画皆有所本,艺术模仿自
然,诚然不虚? .大抵画家到了某一境界,胸中自有丘壑,一山一水一石一
木,未必实有其境,然皆不背于理,此之谓创作。
陆小曼的这幅山水长卷后来的经历颇为曲折。徐志摩生前极为珍爱它,
经常“随带在身,”1931 年11 月,他带着画乘飞机由南京去北京,准备再
请人加题。不料飞机在济南南部触山失事,诗人不幸英年早逝,但这幅画却
奇迹般地没有毁掉,后来便作为遗物归还了陆小曼。在解放后一系列“政治
运动”中,陆小曼始终把这幅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画保存得很好。1965 年她
临终前,把三样东西托付给了陈从周先生。一是《徐志摩全集》的一份样本,
一箱纸版,二是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幅长联,三便是这幅山水长卷。在“文
化大革命”中,《徐志摩全集》纸版因保存在徐家,在“抄家”时丢失,而
陆小曼的山水长卷和梁启超手书长联,则因为陈先生预先交给了浙江博物
馆,才得以侥幸躲过了劫难。
梁实秋毕生酷嗜饮食,虽至老而弗衰。但如今他毕竟年齿已高,胃肠功
能自大大不如往昔,加上身患严重的糖尿症,在饮食上便不能不增加了许多
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真正去吃,他便转换了一个方式:以笔谈“吃”。于
是,这便在“雅舍家族”里增添了一个新成员:《雅舍谈吃》。
即令从纯文艺角度着眼,这五十八篇字字珠玑的谈“吃”文章的水平,
也绝不比“雅舍小品”逊色。在“雅舍家族”里,《雅舍谈吃》大概是年齿
最低但也可能最招人怜爱的幼子。作品从“满汉细点”、虾蟹鱼翅、佛跳墙、
咖哩鸡,到馄饨、烙饼、锅巴、豆腐、茄子、菠菜,无所不谈,谈又无不谈
得精妙绝伦,让人为之舌根生津。情调高雅,底蕴深厚,是这部作品在艺术
上的最大特色。象开篇的《西施舌》,讲的不过是一种蛤肉,但作品引用了
周亮工《闽小记》中的记述、张焘《津门杂记》里的《咏西施舌》诗,证之
以今人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散文,使得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文章大开
大合、层次井然、异彩纷呈。作家的叙事笔调復庄谐并出、妙趣横生,更为
作品增添了诱人的艺术魅力。如其中道:“我第一次吃西施舌是在青岛顺兴
楼席上,一大碗清汤,浮着一层尖尖的白白的东西,初不知为何物,主人曰
是乃西施舌,含在口中有滑嫩柔软的感觉,尝试之下果然名不虚传,但觉未
免唐突西施。”行文可谓妍妙之至。
不过,切莫以为梁实秋对于吃真的仅仅满足于画饼充饥,谈谈而已。不,
只要是有可能,他还是更愿意亲口尝试,有时,哪怕引起糖尿症复发也在所
不计。有一次,有人送给他一些荔枝,韩菁清不让他吃,他当着面嘴里说:
“是的,这些荔枝是人家孝敬师母的,不是送给我吃的。”但在往冰箱里放
的时候,还是偷偷地捡起一颗放进嘴里。韩菁清见状勃然大怒,不由大发雌
威。“往日,两人发生争执时,韩菁清就躲进卫生间,久久不出来,“他呢,
在外边唱起了《总有一天等到你》。她一听,气就消了。过了一会儿,他在
外边压低了嗓子,装出悲痛欲绝的调子,唱起了《情人的眼泪》。这时,她
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出来。他和她都笑出了眼泪。”但这一次显然不同往
昔,韩菁清吵得很凶,吓得梁实秋可怜巴巴地说:“小娃怎么这样凶?难怪
人家都说我有‘气管炎’,又称我为p?t?t 会长(按即为“怕太太会长”),
小娃实凶,象只母老虎。”韩菁清大吼着:“谁叫你是肖虎的,你是公老虎,
我当然就是母老虎!”还赌气把冰箱里的整盘荔枝全都倒在地上。
日后,再提起这件事,韩菁清总喜欢将之戏称为“荔枝风波”。
二、可怜天下父母心
多年来,梁实秋的心头始终压着一个沉甸甸的负担。他的胸怀说不上多
么宽阔,可也不能算是狭小。但是,这个负担太沉重了,压得他都有些承受
不了。
他和程季淑只生了三个子女,可倒有两个被从他身边硬给分割开来。三
十多年前,他仓黄逃离北京时,长女梁文茜和儿子梁文骐留在了中国大陆。
从那以后,便割断了一切联系,无情的海峡把两代人生生的分拆在两边。当
年,他乘坐的火车开动之际,女儿那撕心裂肺的一声哭喊:“爸爸你胃不好,
今后不要多喝酒啊!”至今仍萦绕在他的耳边。
岁月匆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他仍然无法了解到海峡对岸一对儿女
的丝毫信息。他们还在人世吗?他的心里经常升起这样的疑云。即使还能活
下来,他们准也会饱受摧残与磨难,这一点他是能够肯定的。不用说别的,
单是他留在大陆上的“臭名声”,就足以带累儿女们吃够苦头的。胡适一个
留在大陆的儿子,在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之后含恨而死,而他知道,他在大陆
上的“形象”并不比胡适好到那里去。
他深深地为儿女们的命运担忧,可在前妻程季淑生前,又不敢提起这事,
甚至连一点情绪都不敢流露,生怕妻子为此伤心。其实,程季淑心里也很明
白,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一直保持着缄默,只能在暗中吞声饮泣。
梁实秋不仅不敢把对一双生死未卜的儿女的思念与牵挂流露于言表,甚
而不敢直接形诸笔墨。它就象他心灵上的一个疮口,不能揭开,一揭就会沁
出汩汨血水。因而,他的四集《雅舍小品》写尽了人世百态、世情炎凉,但
关于儿女们的情况,却连一个字也没有。
不过,这种连动物界都具有的本能一样的亲子之情又确实太令人难以忍
受了。有时,梁实秋还是要忍不住曲曲折折地表现一下他那“可怜的父母心”。
在一篇题为《父母的爱》的散文里,他的这种情绪得到了一次集中的渲泄:
“父母的爱是天地间最伟大的爱。一个孩子,自从呱呱堕地,父母就开
始爱他,鞠之育之,不辞劬劳。稍长,令之就学,督之课之,唯恐不逮。及
其成人,男有室,女有归,虽云大事己毕,父母之爱固未尝稍杀。父母的爱
没有终期,而且无时或弛。父母的爱也没有差别,看着自己的孩子牙牙学语,
无论是伶牙俐齿或笨嘴糊腮,都觉得可爱,眉清目秀的可爱,浓眉大眼地也
可爱,天真活泼的可爱,调皮捣蛋的也可爱,聪颖的可爱,笨拙的也可爱,
象阶前的芝兰玉树固然可爱,癞痢头儿子也未尝不可爱,只要是自己生的。
甚至于孩子长大之后,陂行荡检,贻父母忧,父母除了骂他恨他之外还对他
保留一分相当的爱。
“父母的爱是天生的,是自然的,如天降甘霖,霈然而莫之能御。是无
条件的施与而不望报。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一笔账是无从算起的,父母的鞠育
之恩,子女想报也报不完,正如诗经《蓼莪》所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愿我复出,出入复我。欲报之德,吴天冈极’。父母
之恩象天一般高一般大,如何能报得了?何况岁月不待人,父母也不能长在,
象陆放翁的诗句‘早岁已兴风木叹,余生永废蓼莪篇’,正是人生长恨,千
古同嗟!”
梁实秋把他心痛儿女、爱惜儿女的无限深情,全都凝结在这一篇“父母
颂”里,真是动人之极。但如联系到梁实秋的现实遭遇,读者马上又会想到:
父母对儿女的爱如此之深,要是硬把儿女从父母的怀抱里夺过去扔进水火深
渊之中,后果又会如何呢?——真是不堪推想!
梁实秋的儿女们到底怎样了呢?
一切尽在意料之中。
1949 年,梁文茜没有随父母去台湾,她不愿意去。因为那时她正在北京
大学法律系读书,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还是北大剧社的成员,正意气
风发地投身于“反迫害”斗争,再说,她也已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翌
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做法院的审判员,成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代法官。
她那时的心情是兴奋的,展望前程,金光灿灿,对未来充满了许多美好的憧
憬和向往。
但没有多久,她就知道自己完全弄错了!在祖国大地上接踵而来的无数
“政治运动”中,她的头脑逐渐清醒了,弄懂了“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等口号的确切含义。那时,每次“政治运动”到来时,她都会被
抛到“风头浪尖”上任由颠弄。写检查、挨批判,成了她的专利。经由无数
次的“改造”和“批判”,灵魂象冻僵似的麻木了,什么人性、尊严、道德、
耻辱,什么知识分子的抱负、才学、清高、操守、气节,全是不值一钱的擦
脚布,全都统统地见鬼去吧!这里需要的只有阿谀逢迎、见风转舵、两面三
刀、落井下石,这里适于生存的是特殊土壤中生殖出的另一类生物!那时,
她成为所有人见了都避之唯恐不速的罪人。罪名是什么呢?很简单:“梁实
伙的女儿”!
连她的丈夫王立都受到了株连。王立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延安上过
“抗大”,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理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但由于同
“梁实秋的女儿”结婚,结果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那些年,梁文茜一家象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被随意撞击,颠簸着。
1957 年,她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丢掉了法官的位置,被弄到
一个房管局当会计。“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她又被赶到丈夫的老家—
—河北安国县农村,当了种田、养猪的农民。1971 年,丈夫突然患病,半身
不遂,需人照料。经向上级部门申请,她被“批准”回家照料丈夫。因为下
乡失去了北京市户口,这时她的身份变成了“无业游民”。
时间一直到了1974 年。中美关系自解冻之后,两国的相互往来渐次增
多。这年,有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碰巧团员中有一位是梁实秋
的亲戚。梁实秋怀着侥幸的心理,委托这人到大陆后代为寻找一下一双儿女
的下落。
其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革”的后期,其势已成强弩之末,但“大批
判”的声威依然足以让人胆寒。其时在“批坛”上纵横驰骋、大出风头的是
“梁效”(按为北大、清华两校的一个特殊“写作班子”)。美国代表团抵
达北京后,正好有参观“两校”的议程。在梁实秋的母校清华大学,那位亲
戚找到了梁实秋早年的老朋友,告知了梁实秋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心愿。结局
是令人振奋的,那位亲戚从北京带回了儿女仍然健在的信息。
然而,得知这个信息的时间,正是程季淑——梁文茜、梁文骐的生母—
—逝世数十日之后。这又不免让人心碎。心情复杂万端的梁实秋,跌跌撞撞
地奔向槐园。在亡妻墓前,他老泪纵横、啼泣以告:“文茜找到了!文骐找
到了”!
从此,隔绝音讯达三十多年的亲人终于接通了联系。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地的梁实秋思念儿女心切,连续不断地把一封封书信寄往中国大陆。
而当时的中国大陆上,据说正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但人们心理深处
依然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谁都不敢“乱说乱动”。为了避免麻烦,梁文
茜“不能不把父亲的来信列为‘绝密’”,因为“长扬出去说不定又会给她
带来新的灾难。”而且,她还特别关照父亲:写给她的信,信封上一律要写
“王政收”。——王政,是她的儿子,梁实秋的外孙。那时,她每当估计到
了父亲会来信的日子,都要早早站在街头上等候邮递员。“因为在那个年月,
‘海外关系’是最容易惹事生非的,何况谁都知道她是梁实秋之女,而梁实
秋则是众所周知的‘反动文人’。他唯恐信件丢失,只好苦苦地在街上恭候
那绿衣使者。”尽管这样,每当父亲在信中问及她的生活状况时,她的回答
总是:“一切都好,不必挂念”。
艰难时世总有尽头。当神州大地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时,梁实秋
与他的儿女同整个民族一样,命运和遭遇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首先,梁文茜惊讶地发现,同是她这个人,但在别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
位好似忽然改变了。她在当了长久的“无业游民”之后,一下予即被委任为
副主任律师,专门负责被好多双眼睛紧盯着的“海外经济方面的律师工作。”
出席各种会议时,经常被主持者用热刺刺的口气介绍说:“这位是台湾著名
作家梁实秋先生的大公子”!使得她反倒感到很不习惯。
其次,在1980 年的6 月份,经由有关部门的安排,梁实秋在香港第一次
见到了儿子梁文骐。在写给韩菁清的信里,梁实秋谈到了与儿子乍一见面时
的情形:“我和阿骐尚未谈话,他不自由。”——这好象又表明“解放”是
有一定限度的,哪怕离散几十年的亲人,相会时也不能随意倾诉衷肠,一切
都得照“安排”进行。
最后,作为这一家人生离死别的重头戏,是梁文茜飞抵美国同老父亲相
见。
1982 年6 月,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