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理论信奉的那种）；第三种，低风险与高回报，举凡是投资者都在永远寻找第三种的投资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做好功课，开阔自己的视野，并准备好头寸随时待命。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就像一头伏于丛林里静等猎物出现的猎豹，当市场因各种原因出现有利的重大转机时，我们会全力出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真的不太喜欢牛市，而更喜欢熊市。因为在牛市猛烈上涨中寻觅低估的股票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在熊市中却有大把大把鲜有人问津的好股票。

我们通常采取的是巴菲特投资企业的策略，在投资前也像巴菲特一样对所要投资的企业小心求证。我们会事先做足功课，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报表。例如，在投资上海医药这只当今中国医药商业航空母舰时，我们会经常有意识地在华氏大药房驻足观看进出的人流量；投资宁沪高速时，我们会专去高速公路观察汽车的流量。总之，在每一次重要投资决策形成前，我们一定会问自己，今天，如果将头寸入单在某个股票上，我们是否会高枕无忧。由于每一次投资行为需耗费大量的精力，所以我们投资的股票一般数目不会很多，有的可能持有几年都不换手。钻石级的投资机遇永远是稀缺的，一旦拥有，绝不轻言放弃。

抛弃技术分析，专注公司质地进行投资这样一种投资的策略看来已到了成气候的时候了。证券市场每日价格的波动对我们来说已没有意义，市场只不过是大众各种心理的随机反映。市场的二八现象，即永远有80％投资者亏损的法则说明，成功的投资者永远不是大众的一分子。我们不是先知，无法预测未来的股指，指数的底和顶只有上帝才知道。唯其如此，才应抛弃指数分析和量价分析，也不用个股图形作为判断投资的依据。所谓图形只是工具，只是大众心理对公司每日看法的图表化。从历史曲线试图引伸出未来走势，那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但我们赞成基本面分析，在分析中寻找在不同行业里能在未来10年、20年、30年中存活下来，并且有较高成功确定性的企业。

第一章 催生超级长牛市(9)

现在人们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但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认识的高度还远远不够。如果2010年中国的gdp达到18万亿人民币，则在中国领土上不出现跨国公司巨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日益改善的法制环境也为这些跨国公司巨头的横空出世提供了可能。同时，本土企业也具备了成为巨头的素质，本土企业可以发挥本土文化融合性强和成本低的优势，从而迅速发展和崛起。对投资者来说，要看到这样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从中国经济增长、生产力比较优势中挖掘出未来可能成为国际巨头公司的本土企业。如中兴通讯，它有非常清晰的主业，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管理团队都很优秀，过去三年里其股票价格又下调很深，而三年里它的国内销售额却从40亿元人民币上升到160亿元人民币，海外销售额从3亿美元上升到10亿美元。通常认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做到20亿销售规模后很难再有增长，但中兴、华为、ut等一些企业在突破了20亿后仍在增长，说明了他们已具备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现在正是最好的投资机会。

一些投资者可能因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出现短期调整而忽略其长期增长趋势，这是一种短视的目光。未来十年将是中国上市公司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不要把目光停留在短期收益率上，要有长期发展观和对这个巨变时代的前瞻性之见。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企业家这一职业阶层正在形成。过去20多年来经受的各种考验和面临的各种困难已使得这些本土企业成熟起来，成长得更加健康。也许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我们可能还要不断地调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现在的预期可能是过于保守了。我们认为，2010年中国gdp可以占到全球的15%甚至更高。在股市方面，中国证券市场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机遇，并将改变以前的盈利模式，新的模式就是价值投资。

我们生活在一个进行着深刻变革的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投资时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中国最优秀的公司，能给我们带来最大利润的公司。以前我们不敢说这样的公司有很多，现在可以说已经有很多了，更主要的是要挖掘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成长型企业。我们深信，如果手中拥有这些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股票，坚持数年，甚至10年或20年，我们的财富将会随着这些企业的高速增长而达到傲人的地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与其说是证券分析家，不如说是企业投资家。

如果我们上述的假设应验的话，那么现在正是投资中国资产的历史性时机。集中投资于最优秀的几家企业，一旦买入，便遵循集中投资、长期持有的策略。我们相信，风险的控制不在于投资目标的分散程度，而取决于投资目标的真正内在价值。只有那些对自己在做什么都不清楚的投资者才需要多元化的投资战略。所以我们不会频繁交易，高昂的交易成本将是长期投资的敌人。我们钟爱投资，因为我们遵循自己的理念，注重投资过程，享受长期的成果。等到一二十年后，当我们再次回头看，一定会发现，我们的投资正好处于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开始和股市长牛的起点，我们的投资策略是多么的英明和富有远见。

第二章 寻找超级长牛市的根(1)

中国股市的长牛市格局是一系列重要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的角度看，当前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后续将以温和市场化手段为主。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上市公司业绩的逐步改善，为股市长牛市走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股权分置制度的重大变革以及对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判断所带来的国际、国内流动性资金的充裕，也为a股的长牛市提供了重要动力。

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从1996年~2005年,中国的实际gdp每年平均增长8.2%,是世界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2.7%的三倍,是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年平均增长率3.5%的两倍多。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工业制造基地的进程正在加速，新农村运动方兴未艾，城市化速度加快，国内庞大的市场正面临着消费升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正如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底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奥秘所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两百多年来，海外证券市场的发展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即任何一波大级别的股市上升行情，其背后必然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主题，不同年代的产业发展周期，与之对应的也必然是相应行业的热门股。如19世纪的铁路股，20世纪初的汽车股与钢铁股，20世纪50年代的玻璃纤维股，20世纪60年代美苏军备竞争之下的电子股以及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下的石油股。这些无不与当时的社会主题和经济背景紧密相连，而货币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国外如此，中国股市也概莫能外。显然，目前中国股市的走势与中国经济年平均9%以上的增长明显不符，但中国股市的市值占gdp比重已达46％，作用绝对不可小视。股市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特征将会越来越明显，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难以改变的背景下，未来中国股市不牛都很难！

新农村运动

其实,早在20世纪末,就有人在关注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当时，他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表示担忧，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的主张。转引自鲁陵官：“新农村运动到新农村建设”，《中富证券》，2005年12月22日。其主要观点是:

1.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和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目前国民经济得以走出困境的关键。

2.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来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难以长久奏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这一措施对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大需求的存在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大需求创造一种实现需求的充要条件。否则的话，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也是昂贵的。

4.目前，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

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一个广袤的农村大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一直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开拓出来，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农村经济，并与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二章 寻找超级长牛市的根(2)

5.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中国农村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买不起，而在于与耐用消费商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这就造成农民即便消费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但由于没有电能、电视信号、自来水等而使上述努力收效甚微。这一基础设施不匹配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篇于1999年倡导“新农村运动”的论文发表六年后，“建设新农村”的观点终于被中央高层接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六大任务中，头一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新农村运动后，财政部于3月6日向人代会所作的预算报告里也紧跟着作出承诺，2006财年拨出的全部“三农”财政支出高达3 39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5％。尽管这些拨款如何分配和使用尚不得而知，但“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提出的几项具体建议，还是使新农村运动大致浮现出了一些轮廓：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五年中央财政支出1 000亿元人民币用于进行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开始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元人民币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毅夫当年深邃的洞察力。2003年、2004年，中国投资过热形成的产能过剩到了2005年已明显表现出来。据商务部统计，中国38%的消费品是过剩的。200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双双下滑，有迹象显示，下滑趋势还将继续，并再次露出了通缩端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将有一大批企业因不堪重负导致破产并最终退出市场，使现有产能过剩的局面得到有效的收缩，直至与需求大致相适应，达到一个相对平衡。但是，这种办法将使整个中国经济走向衰退，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个办法是创造出大量的新需求，消化过剩的产能。后者做起来工程浩大，但中国巨大而落后的农村市场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却蕴含了得天独厚的巨大发展空间。强化中国农村基础建设，可以创造出上述的新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新需求，困扰中国多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迎刃而解。

不过,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观点在中共中央文件里变成了“新农村建设”。“运动”改成了“建设”，不仅在称呼上显得更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和意义变得更宽泛。林毅夫的本意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新农村运动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而导致的通货紧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