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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排挤本地人，再说我和他们也不一样。

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你让我到哪里去?我又能到哪里去?工厂?家里?到这些鬼地方去?它们能给我什么?

我又一次向只有一条腿的摩托车手们注视。在夜晚的城市背景下，他们显得如此的扑朔迷离、难以捉摸，而一边孤独地呆着的朱又恰似一个意味深长的问号!

这以后，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南部，一长列毫无个性色彩的兵营式公房前，我有了这个秋夜的第三次奇遇。

这一回我被迫卷入了一个事件中。事件的主角是个38岁的男子。他姓什么叫什么无关紧要，他和我素昧平生并且或许永远不会再次相遇。

在这个夜晚，他穿上了一身精心制作的黑衣服，口袋里放了一支儿童玩的喷水手枪，怀着无以名状的心理、情感，万分紧张地进入沉沉黑夜。他跟踪在黑夜中相遇的第一个女子，不管对方相貌俊秀丑陋身段苗条臃肿，他死心塌地只跟踪遇见的第一个女子。他不快不慢、不慌不忙地走在女子身后，既不虚声恫吓也不拦路抢劫更不触摸女子的肉体，如同一个幽灵，直到女子惊恐万丈地跑进家里的门洞，他才开始寻找新的对象。

他自己的动作再次演练了一番，但这次他遇上了麻烦。他不知道被他跟踪的是个高度神经质的女子，在走出两条马路之后她便向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他又没预料到这时刚好有一群热血沸腾的大学生路过，他们不作任何思考便将他团团包围。

他丝毫没有反抗或逃跑的意思，在联防队办公室迅速交代了自己的身份：d局保卫处干部。他十分平静地反问：跟在人后面，这是犯罪吗?宪法没有这个规定，不是吗?

他的脸上毫无迫害狂、虐待狂的变态症兆，显得神智正常、思路清晰、谈吐自如。不过这反而更令我震惊。他乐于扮演他憎恨的角色。白昼中，他监视、跟踪、追查一切危及d局利益的歹徒，清除着这座城市排泄的渣滓；夜晚，他以歹徒面目出现，盯梢、追踪一切妇女。他要获得一种疯狂的体验和快感?这种人格的变异、分裂对正日益崇尚奢侈、享乐、放荡的城市男女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许太巧了，在秋夜中我有了三次奇遇，但它们都是事实。

午夜时分，我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屋。

那一刻，城市已完全溶化在黑夜的海洋中，四下岑寂，了无声息，只有偶尔传来的汽笛声打破寂静。一切似乎都已过去，欲望熄灭，骚动沉寂，喧嚣平息……我凝视着窗外黑鸦鸦的房屋，想象着睡在天花板下的无数男女，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激荡正呼啸在城市的深部。

我无法忘却的秋夜奇遇让我清晰地懂得，我们社会固有的板块正在错裂，传统的阶层结构正在解体，昔日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已经崩溃……无数的人们在1988年这个关键年份抛却了自己固有的沉重面具而苏醒了自己的欲望天性，在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里寻找着各自的位置，历史在白的手、黑的手、干净的手、肮脏的手的共同推动下缓慢打开新的一页。

1就地改变国籍

买办：也叫“康白度”(葡萄牙文comprador的音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代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掠夺资源，从中获取巨利。他们依靠外国资本家生存和发展，是旧中国反动统治的社会支柱之一。——1979年版缩印本《辞海》。

有限的历史知识曾经这样提示着我们：1949年前，我们这座城市堂而皇之地存在着一个买办阶层。诞生了新中国的这场革命摧毁了旧中国的一切，随着犹太阔佬沙逊、哈同之辈被彻底的放逐，这个阶层也就此消声匿迹并在日后的字典、教科书里臭不可闻。

但是，《辞海》正显出十足的尴尬。

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时，1982年，有30多家的外国商团进入了上海；198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多家；到了1984年更是猛增至156家；而在1988年的年底，320多个国外商团在上海建立了根据地。每个商团背后都闪动着按老版《辞海》定义的"买办人"而按民间流传的说法则是“首代们”的身影，据本市官方机构在1989年的一次估计，活跃在上海城的"地下买办人"当有几百之多--真实数字恐怕远远不止。对"买办人"的评价--他们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还是在动荡岁月里趁火打劫、中饱私囊的乌合之众?--这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事情，我提供的是一般的描述，不过，他们的“地下”或“准地下”状态有时经常阻截我当年的追寻，我承认，这让描述带上了若干暖昧不清的色彩。

第一代：决非经典意义的“买办人”，作为“买办人”的基本素质——外文和专业才干——都一穷二白，但他们适得其所，以各自的门路、关系弥补了才干、能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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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的奇遇与城市板块的错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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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方。

在向各自的外国老板表现了数年如一日的赤胆忠心之后，高和方已腰缠万贯地功成名就，成为上海的新贵。

高性喜排场、讲究豪华，是一个十足的表现主义者。高时常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展示他在人生沙场上凯旋而归的实绩：从车料茶具到真皮沙发到武装全身的名牌服装，高对自己的财产讳莫如深，据估计在20万至30万之间。

方老谋深算，他的居家布置与小青工婚房相差一个数量级，他的妻子、女儿的装束也只在寻常之列。方有自己的想法：会叫的狗不咬人。那些家里放满电器产品，身上挂满新潮物件的男女其实最无“花头”。方的实力在一口配有电子报警仪的箱子里。箱子可以装美金、日元、澳元，也可放钻戒、翡翠、金条，人们尽可以自由想象，有人估计方的财产大概游移于50万至60万之间。

在金钱的有力支撑下，方和高表现着忘乎所以和含而不露的嚣张。

高在遥远的1989年这样唱着高调：我们就是高等华人，除了我们，其他人都算不上在玩!

方则使用了疑问式：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人会不会改变上海的消费面貌呢?

但在1989年，在那些令他们终于像一个所谓的高等华人行事和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两人一致拒绝透露今天的“代理人生涯”，他们只提供一份怀旧的情感。

高说：我在82年光景从事这个行当。

那时，高彻底地厌倦了他的国企财务科，高写信给国外父亲，要求去国外生活。不久，来了回信，是高的哥哥执的笔。他们说国外生活未必如高想的那么轻松，需要竞争、拚命，心脏功能向来不全的高恐怕难以适应。但信的后半部分则峰回路转，高的父亲答应高在大陆设立一个办事处，由高做这个公司的代理人。

高由此张罗起来。高先去了几家大饭店询问房租的价钱，每平方需付的美元数额使他打消了彻底奢侈一把的念头。高转而走一条低调路线，他在自己后厢房安装了一只电话，又印了厚厚一叠香水名片，高的副业就此便算正式推进。与此同时，高的父亲给予高的开办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便进入了高的私人存款单。

高在这些年里干了些什么?

高的专业和e公司业务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但高的岳父是上海某大饭店的副总经理。83年时节，上海的新宾馆还寥若晨星，国外商团人员抵达上海后的衣、食、住、行往往是个大难题，众多小商团、小公司苦于无房住、无车接。对e公司来说，高的出现可以建设性地改变这种状况。在后来的几年中，高与岳父紧密地团结起来，租借房子、预订机票、接送人员......在这种并不幽默的基础上，高的事业似乎真的幽默地发达了起来。

方的情形与高相差无几，区别在于方仰仗的不是岳父而是父亲，方的父亲是某部队医院的副院长。

于是，高和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步入他们的人生巅峰。

第二代：30-40的年龄，掌握一门专业知识但才质平平，略通一国外语但捉襟见肘，不过他们有激情、有冲动、有欲望，这些特点使他们高出他人不止一筹。

金是工程师，在本市一家中型企业工作。

1984年，金负责电子游戏机的设计，为了选择集成块，金去深圳参加某个展览会。会上，f公司的老外经理提醒金关注f公司的集成块。金打量了一番，也不多说，一下子就订购了十万块集成块。其时，金没有预谋，没有未来的十年构想，只有一种直觉在提示他，和老外搅成一团总有他的好处，此外他的神经系统远较他人坚韧和粗糙，既不在乎设计失败的压力和也可以忽略他的竞争对手的指指点点。金回到f厂，不少同行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但连金自己都没有料到的是他这次射了个“满环”，也可以叫做“瞎猫碰上死老鼠”。

f公司的集成块由此首次引进中华人民共和国，f公司看中了金的一身豪气，理所当然地金成了f公司的代理人。

金就地改变了国籍，但金绝不是忠贞不渝的义仆，只要有机会他是一个毫不犹豫就背叛公司利益、毫无内疚就大揩老板油的上海男人。

某日，金向老板提议：f公司应参加大陆的一个电子产品展览会。老板同意了金的提议，并拨给金一笔参展费。金和展览会组织者签订了参展合同。金付给组织者以人民币，留下了老板拨来的美金，按照黑市的兑换比例，金狠狠地捞了老板一大把。

和金相比，g公司代理杨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然而杨亦是血雨腥风式的好汉。

一年前，杨以月薪1500元的代价挑起g公司南方片代理的重担。杨百分之一千不满意1500这个阿拉伯数字，但他懂得人什么时候应该口吐莲花什么时候应该缄口不语。昔日杨是何等模样?设计的是军工产品，注定了永不出名；一月拿180元人民币，包括了全部的月奖；偶尔接受乡镇企业的年度致敬，内心的自尊情感与自卑情结还要厮杀一番，与180元相比，1500元可以算是人间天堂，何况每笔成功的生意背后还埋伏着20%的佣金，更何况老板意味深长地许诺：只要杨有令人满意的表现，公司将安排他去休斯敦受训半年，是休斯敦啊!

1988年的某日，杨带着一个电子产品的项目来到上海市郊某县，他和皮肤黧黑的人们进行着一场艰苦的拉锯战。这些上海农民出乎杨的意料地不好对付，他们先是对这个电子产品项目疑虑重重，随后对杨代表的公司也投以警觉的目光。杨这一战的胜败截至1988年的年底尚不得而知，但作为g公司的“首代”，他带着百倍的热情和斗志迎向了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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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的奇遇与城市板块的错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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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末期，金和杨的口袋还远远没被美金、日元、兑换券什么的撑破，但他们自视甚高、又极有信兴，他们在为各自的白皮肤、黄皮肤老板去努力开拓和努力掠夺的时候，同样没有忘记在合适的时候玩弄、欺骗一把自己的高鼻子、塌鼻子老板。

第三代：30岁以下，学院派文化背景，才华横溢、视野开阔，具备"洋买办"的两大素质--外文和专业知识，但他们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买办人"这一层面。

89年5月的某日，龙柏饭店一号楼。现代风格的起居室中坐着香港h公司的总经理、经理助手以及本市某企业的青年工程师史。

寒暄之后，他们谈起正题：史跳槽到h公司，成为h公司的雇员和未来的代理人。由于"尺寸"不合，会谈陷于僵局：史要求的是月薪5000港币，而香港方面只答应港币1000，在一番僵持之后，双方不欢而散。

但双方谁也没有遗忘谁。h公司看中史的才华，史则割舍不了h公司给予的机会。数天之后，双方移师"七重天"试图再次对接。这回h公司愿以2000港币的月薪换取史的跳槽，史依然泰山崩于前而脸色丝毫不变，他一口咬定5000港币，"少一分就不干!"

香港总经理有些不满地说：史先生，请实际一点吗。

史则这样反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贵公司是个一流公司吗?

那自然罗。

好，我的要求只是请一流公司给它一流雇员付一流工资!

史不想无谓冒险，一个合同无须保证他的一生但至少应该保证若干年，只有在充分把握的前提下他才会加盟h公司。

史是本市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优等生，早在学校期间便向他的导师证明了自己的超常智力。进入企业七年后，更用层出不穷的设计思想为自己的声誉打开通道，两次获得出国访问：一次鹿特丹，一次布拉格。这些全都激发了他的内在欲望，对他来说，他人生的基本走向应该是在美利坚的加利福尼亚或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然而，缺乏金钱、缺乏担保人成了横亘在他面前的阿尔卑斯山，h公司因此成了一个绝妙的诱惑。史希望能在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