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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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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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坐牢的日子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荒墟，不曾料在旁人眼里也会是一笔财富。记得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问话人显然对我的这份经历有几分羡慕。换到现在，我也许就会对他说:“你问我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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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精神（代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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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坐过牢。没有被判刑，只在看守所里呆了近五年时间。案由是反革命。平心而论，反革命这三个字委实是抬举了我。——我几曾有过什么“反”的“壮举”?当时据说是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各地公安机关就都需要物色一批“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我之入选，也不是因为我恰好具备了某种特征，而只是因为我碰巧进入了挑选者的视野。目力所及并且手又够得着,“得，就是他吧。”一念之间便让我入其彀中。现在说起像假的一样，当初发生时却跟真的一样：侦查、追捕、审讯……一点也不比电影里含糊。其实，假也罢，真也罢,“假作真时真亦假”也罢，真真假假都很寻常，不足为怪的。说到底，我不过是运气不太好而已。那年头运气好的人本来不多，比我倒霉的还大有人在。但是，事情临到自己头上时，那感觉恐怕就只好用现今电视广告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凭空地觉得自己的无辜更胜于别的人，不至于“查不清楚”。（别人或也有冤，但恐怕多少总有点儿不清白处吧?）所以，在预审员面前便竭力地表白自己，直说得动了感情。那位预审员却不为所动，心平气和地打断了我:“你说你没有罪?那我来问你，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为什么单抓了你?”顿时我就被问哑了，不得不假装反省。顺便说一句，那时候“反思”一词在中文里还未通行，所以不便假装“反思”。
后来我真的反省了，在牢里静静地想了好几年。那位预审员提的问题兀自缠住我，令我久久不得安宁——人终究不可能用假装来应付自己!终于我想清楚了:“那问题本该由我问他的，怎么他倒反而问起我来了!?”然而，事实上这也并不是“想清楚”的，事情原来就既简单又明白。我之所以没立即反问他，只不过是由于我不敢问罢了。只敢说“我没罪”，不敢说“你错了”。差此一步，一个荒唐的问题就变得有效了。我的“假装”与“不安”不都是由此而来么?不!我一定得问他一回!但我却不再有机会问他，因为他自打问过我以后就没再和我打过照面。依我看，准是他自己也倒了霉。反正在那个年代，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有一回看守所的所长打电话去公安局催问我的案子审理情况，就听说管我案子的那位预审员已经“调离”（这个字眼在当时几乎意味着吉凶莫测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再问这案子现在由谁管，回答却是:“我自己都没人管!”那位所长也奇，居然把这段对话原封不动地都告诉了我。一字一句我听得真切，刹那间心里亮堂堂的：天底下哪有这许多问题!有道是，你问我，我问谁去?!
乍一进得牢门，就有人告诫我:“既是来了，就得准备长期呆下去。这地方和任何地方都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惊疑间，再端详那些“同犯”（对不起，牢里人是这样互相称呼的)，只见一个个面色苍白，神情执拗，笃笃定定地坐在地板上，仿佛屁股已生了根。问一问他们入狱都有多久了，报出的数字不由人心不惊：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更有一位“老革命”已足足坐满了十五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曾率一地下党小组入台湾，返回时却只剩下他单身一个人。解放后没几年，他便因涉嫌叛徒而被“拘留审查”。实际上这案子当然是无从查起，因此有位看守人员不无幽默地对他说:“你的问题呀，等台湾解放了再解决吧!”他好像也安心等着这一天，只顾活着，从不问今夕何夕。开始时我总以为自己不可与他或他们那些人同日而语，渐渐地才明白，在处境上我和他或他们其实是绝无二致。问题确实变得很简单：世界也许极尽荒唐，生存也许毫无意义，可日子还在，你过不过?
过。不称天常之道也不称人伦之道，不假希望之名也不假绝望之名，横下心来过。老莎翁不是早就有言在先:“我们坐牢磨日子，也要磨它几朝天子几朝臣?”一位老囚徒说得更好:“犯人有犯人格。”
忽一日却蒙恩获释，好半晌都反应不过来，差一点没问:“牢里面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放，为什么单独放了我?”但我毕竟飞快地就重新混迹于市中心，试问满街的人，又有谁能看得出我曾一度从他们当中消失?倒是有那么几天，一些亲友喜欢围住我问这问那，那光景很像是如今的“出国归来”。原以为坐牢的日子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荒墟，不曾料在旁人眼里也会是一笔财富。记得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问话人显然对我的这份经历有几分羡慕。换到现在，我也许就会对他说:“你问我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难受!”然而那时候我还年轻，冲口而出的回答却是:“精神生活是有的。”问话人许是比我更年轻，似有所悟地点点头，竟不再追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是他当时有所追问，我兴许会因穷于解释而不得不讲出一个近乎完整的故事来的。
时至今日，我知道我那故事早已破碎，不值再提。好在我也非食古不化之辈，在市中心混久了，自然又另有一种“最大感受”，那就是:“钱是最性感的!”只是有时候无端地会心生狐疑:“我习惯于安全地在市中心走来走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望着街头过往匆匆的行人，我总在揣度：他们当中或也有人和我一样，悄悄地藏有一个残破的故事，不时地惦记着?就在面部表情最为淡漠的那一瞬间，某一片断已上心头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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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精神（代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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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位“反革命”，在看守所里呆了八年之后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去劳改队服刑的前夕，他忽然慢悠悠地给我讲起一则往事:“想知道我被捕时的情景么?那天我正在家里做饭。我家只有两口人，我母亲和我。母亲每天要去上班。我那年十九岁，因为学校已停课，就常在家里帮母亲干点儿家务活。那一天呐，米饭刚上灶，居民委员就来找我，说是派出所的同志要和我谈谈话。我说等米饭煮熟了马上就去。居民委员却不依，说:‘就讲两句话，你回来时这水不定还没开呢!’于是我就来了。这不，大概再有十二年我就能回去了。”停了半晌，他又说了一句:“说来你不信。这八年间我老惦着那锅米饭，只怕是锅都烧坏了吧?”
这些年来我所惦记着的是不是也是这样一锅米饭呢?想不起来了!好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偏是时常会想起那位“比我更年轻”的问话人以及我们之间的一问一答。不过，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问一答”在记忆中竟与一段相声拉扯在一起，拆解不开了。那段相声里说，山东军阀韩复榘当年在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上演讲，照着秘书写好的讲稿念到最后便开始颂呼口号，不料却将“总理精神不死”!喊成了“总理不死”!秘书在一旁急了，赶紧小声提醒一句:“还有精神。”韩复榘不慌不忙，跟着也大喊一声:“还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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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还有精神。有时候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而且，无论你是小声说还是大声喊，恐怕都有点来不及了吧?
1990年写于德国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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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组合叙事：那年头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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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和“外面”是囚犯们的习惯用语。其实恐怕也是一般人的习惯用语。某人被捕，人们的说法总是“某人进去了”；某人获释，人们的说法总是“某人出来了”。但对于坐牢的人来说，里面和外面的区别是绝对的，不会因“语境”（上下文?恕我借用了一个时髦用语）的不同而引起歧义。高墙之内是里面，其他地方都是外面。安徒生有个童话故事说，院子里一共只有一只猫和一只母鸡，它们的口头禅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仿佛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坐牢的人说起话来，都有这种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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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里面和外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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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墙，有了墙，就有了“里面”和“外面”。“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总是用来挡住“外面”的人的，只有一种墙是例外，那就是监狱的墙。被那道墙挡在“里面”的人,“墙外行人”的令人心动恐怕就有胜于苏东坡当年在墙外听“墙里佳人笑”的感觉。“他现在应该已爬上那道坡了吧?”有人在里面这样议论一位刚刚获释的伙伴。我竟有如读到一句好诗，被它的美逼得热泪盈眶。当然，那时候我恰好也在里面。那道坡离我很近又很远，就像我那刚刚逝去不久的童年。然而更加令我悄然神往的是那行走，一步一步，往上往上，真愿意那条路没有尽头。
我第一次从外面面对那道墙时，只差一点便要发声赞叹：好高的墙!那是二十八年前，一个晴朗的早上，在公安局“连续作战”（受审）三天之后，我的心情分外松弛，好似被送往疗养地一般。我模糊地意识到，墙里面有我的同类，我不会再像在公安局里那样形单影只。
墙根儿前还有一道石梯，拾级而上，才是通往里面的门。那门仿佛矗立在半空中，墙于是显得越发地高。按照指示，我提足中气大喊了一声“报告”，那门便咣当一声（实际上是两声）猛然大开，响声清脆激越，直冲云霄。然后是门旁“武装”（囚犯们这样称呼守卫监狱的军人）的断喝声:“进来!”事实上开门声和断喝声难分先后，一时间我只觉余音缭绕，赛过了山间古刹的暮鼓晨钟。恍然间又觉得自己是在演电影，不折不扣地入画了。垂着头（同样是按指示）我从虎视眈眈的“武装”身边走进去了，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一声“报告”，效用竟好似阿里巴巴的一声“芝麻开门”，待到要出这道门时，这一声同样是少不得的。
“里面”和“外面”是囚犯们的习惯用语。其实恐怕也是一般人的习惯用语。某人被捕，人们的说法总是“某人进去了”；某人获释，人们的说法总是“某人出来了”。但对于坐牢的人来说，里面和外面的区别是绝对的，不会因“语境”（上下文?恕我借用了一个时髦用语）的不同而引起歧义。高墙之内是里面，其他地方都是外面。安徒生有个童话故事说，院子里一共只有一只猫和一只母鸡，它们的口头禅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仿佛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坐牢的人说起话来，都有这种气概。
细想起来，这种关于里面与外面的绝对划分，很类似于人们对“家”的态度。家永远是“里面”，其他地方永远是“外面”。也许我们只能说：这“里面”不是那“里面”，入狱与回家不会是同一种感觉。然而我也曾见过这样的人，把鞋一脱（进门脱鞋是囚犯们为维护室内清洁而制定的室规，与时下装修得很好的私家住宅的规矩一模一样)，便大喊一声:“我回来了!”这样的人自然是曾经到过里面的人，通常被称为“二进宫”者。在我坐牢的那个年代，到过里面就与里面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少有人真能回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在世人眼里，那道墙（可以被叫做“劳改释放犯”或“关押释放犯”之类）把到过里面的人永远地挡在了里面。因此,“我回来了!”这一声喊可说是发自肺腑，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风都吹得进来，火车都拉不出去”，这是墙内智者总结出来的一条哲理。前半句只要刚一进去就能明白，后半句则需要漫长的岁月来证实。从外面进到里面，不像是穿过了一道高墙，倒像是一“失足”（外面常用的一个词）就掉进一个洞里。掉进去你才知道，里面有那么多先来者，那么多蠕动着的躯体和生命。在外面的时候，你几乎未曾收到过这些生命的任何信息。在里面你则可以想像，外面的人大都不会觉察你已经掉了进去。他们匆匆忙忙或者悠悠闲闲地从洞旁经过，你屏息以待，不知道是担心还是希望他们当中有人一不小心也掉了进去。当然，最强烈的希望还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