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有幸能出得洞去，因此洞外的任何一声响动都会揪紧里面每个人的心。这种希望很少能被岁月磨钝，它总是那么尖锐，你不可能感觉不到它，因为它仿佛会时常划破你的内脏。
沙俄时代的民粹党人薇娜·妃格念尔出狱后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巴金先生将其书名译作《狱中二十年》，并指出直译当译作《当生命的钟停摆的时候》。二十年的光阴被视为一个休止符，这委实让人难以接受。可是，大多数坐牢的人都有这种暂时感，认定只有出了这道高墙，生活才会重新开始，而且是只要出了这道高墙，生活就会重新开始。薇娜·妃格念尔出狱后又活了几十年，在十月革命之后还出任过某博物馆的馆长。值得一说的是，她的博物学知识完全是在狱中学到的。我想她并不真正认为生命的钟曾经停过摆，否则她就不会写下那本感人至深的回忆录。依我的体会，生活在里面并没有中断，出狱也并不意味着重新开始。重要的是你到过“里面”，这个事实会改变你的一切。或许我们可因此反过来理解柏拉图的“洞喻”：没有到过洞里的人，无从看到生活的真相。
我恐怕是扯得太远了，而且议论也过于“宏大”。还是回过头来讲我自己的小故事吧。进得那道门，高墙内首先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大院子。我的第一感觉是：还真够宽敞的!院子就是院子，本无可道处，偏偏我却觉得那院子有些异样。后来我才明白，这异样的感觉也并非无中生有。那院子的特别之处在于：水泥铺成的地面白晃晃一大片十分耀眼，没有一棵树，没有一蓬花，没有一根草，也没有任何支架、绳子、电线杆之类的物事……总而言之是一个无物可攀援、无处可藏身的场所。四周的高墙因此更似垂直的井壁。当然，头顶上有蓝天，高墙挡它不住。坐井观天，不时可见白云飘过，方知外面的世界还没有消失。顺便说一句，后来我一听见文人骚客们近乎夸耀地谈论“去蔽”（海德格尔的用语)，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光秃秃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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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里面和外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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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侧是一幢u字形建筑，平房平顶，矮小敦实。说它像坟墓有恐落俗套，但那u字的开口无声地对着我，很有点准备把我一口吞进去的可怖气息。整个院子里只听得见我与那位押解我的警员“笃笃”的脚步声，倒像是我们正走向一个久无人住的老屋。
随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床，有办公桌，桌前还有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这地方不错，今晚大概可以好好睡一觉了。”一走神我就开始东张西望，却不料又听见一声断喝:“跪下!”声音是从那位坐着的男人齿缝间发出的。由于他是广东人，操的很像是当今快要成为第二国语的广东普通话，我不太听得明白，又由于“跪下”二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未免离奇，我即使听明白了也不敢相信，所以当时我竟是毫无反应。“跪下!”又是一声，这一回是从胸腔里发出的，明显带有共鸣。押我进来的本地警员怕我还没明白，在我耳边悄声重复了一句:“叫你跪下。”听上去倒像是温言软语。扑通一声我跪下来了，心里很有些惊慌。那位广东人似乎余怒未消:“你不老实我铐死你!”边说还边用手指着我身后的墙。我这才发现，那墙上挂着一串手铐，乌黑锃亮，冰冷肃杀。只是那环环相扣的形状却让我想起“猴子捞月亮”的情景。我有点儿想笑，但心脏却又止不住地怦怦在跳。回头看见那位广东警员还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真个是眼若铜铃。接下来的细节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慌慌张张地抱起我的行李，行李中包裹着的纸张散落得满地都是，还有一只袜子也掉在地上没敢收拾。这之后我跟着本地警员穿过走廊，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来到一个上了大铁锁的门前。我刚才显然产生了一个误解，把值班室当成了我将被囚于其中的牢房。而在这上了大锁的门前我又一次产生误解，以为门里面等着我的是一间空房，因为除了开锁声，我听不见任何声息。殊不知门一开，一道光射进门里，十数双眼睛则一齐射向了我。大约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地板上贴着三面墙端端正正地坐着十三个人（这数字是后来数的)，也形成一个u字形。虽然光线较暗，我仍能看得清，这十三个人个个是光头。早就听说坐牢的人由于缺乏日照而脸色惨白，但那十三张发青的脸还是使我一见之下有些骇然。牢门未关上之前他们统统不说话，端坐在那里有如十三尊泥塑的罗汉。牢门关上后又沉默了几十秒钟，直到那位警员的脚步声去远。然后，就像一锅水突然开了一样，十三个人几乎同时开口说起话来。他们热烈地议论着，还不时指指点点。也有人直接来对我表示关怀，问长问短。我坐在靠门一侧的墙根（只有这一侧是空着的，角落上安放了一个马桶)，一言不发，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对面墙上的铁窗。原先以为铁窗就像一个铁栅栏门（电影上见过)，里外站着两个人还可以富有诗意地对话。没想到这墙上的铁窗竟是那么小，并且还那么高不可攀。铁窗外可瞅见那高墙的墙头与墙头上的电网，电网上方还可以看见一段长满青草的山坡。说是“一段”，是因为从我的视角看，既不能见顶也不能见底，事实上我看见的只是很窄很窄的一段。就是这段“青山”，后来曾引起我无数遐想。我想像某位亲友出现在那一段“青山”上向我张望，向我招手，向我传递墙外的信息。老天知道，那种想像每一次都会让我神驰万里，不知今夕何夕!
当时坐在那里我却是什么也没想。我只是有些诧异：我到底所怕何来?我并不怕那墙上的手铐，也不怕那位广东警员明显是装腔作势的恐吓，但我竟然双膝一屈就跪在了地上，我竟然在收拾行李时那样地慌慌张张，我竟然坐在这地板上仍然心跳不止。我分明很怕，却不知怕的什么。这很可能使我当时显得一脸的惶惑。同牢的人却误解了我的表情，一位聪明人就在那里悄悄地发表宏论:“来者非凡，你看他那副毫不在乎的模样。”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大约是受过惊吓之后出现的一种涣散，就好像一只聚光不好的手电筒一样。
事隔几十年后，我时不时地还会琢磨我当年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所怕何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粤语当时就像今天这样普及，我就不至于听不明白那一句“跪下”，而如果当时我就听明白了，或许就不至于因仓促反应而急忙跪下，接下来也就不会兵败如山倒般地慌乱不已了。这样想时，真恨不能晚生三十年啊!当然，其实这种想法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惯常伎俩而已，那以后我不止一回在听得很明白的指令下顺顺当当地跪了下去就是一种证明。到我学会不再下跪或者说学会让警员不再对我下此种指令时，我在狱中度过的时光已将近两年了。时至今日，对于我曾下跪的历史我不敢稍言屈辱，因为我知道“我怕得有理”（我在这里借用了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的一句话）。汉朝名将周勃从大牢中脱身之后曾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切不可将此语理解为傲视“狱吏”。《史记》一书中记载分明:“勃恐，不知置词。吏稍侵辱之。”不管世道怎么变，监狱总是“里面”。“里面”有“里面”的法则，万世一系。进得那道门,“狱吏”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不管你在外面是何等人物，有何等风光，进了这道门就都归我管!”
回头再说当年我一头栽进牢房后坐在地板上发了半天呆，同犯（囚犯们套用同志、同学等用语发明的相互间称谓）们一边窃窃议论，一边耐心地等我缓过气来，随后才与我展开对话。他们问我犯了什么案子，我问他们已经坐了多长时间。那一阵寒暄对于他们来讲已属日常会话（我毕竟不是第一个后来者)，对于我来讲却无异于踏上了一片新大陆。在他们看来，你既然来了，就成了我们的同类。这变化只发生在铁门重新锁上的那一刹那，根本就不需要过程。在我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异乡人，只不过因迷航而误入了他们的国土，不久后我就要返航回乡。听他们介绍自己的历程，我不免心惊肉跳：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全都已在此间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不相信自己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所以反复对他们强调说:“我的情况不同。”他们都是过来人，当然不会介意我的此种反应。初来者觉得自己“情况特殊”，而事实上是比你“特殊”的还大有人在。那年头似乎是有人抓人，无人审案。有一位因“杀人嫌疑”入狱者坐满十年后才得审理清楚“无罪释放”，看守所所长还以此为例教育我们要相信政策（不是要相信法律）。他说，我们从来就讲实事求是。某某嘛，他们关了他十年，查清楚他没问题，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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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里面和外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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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是怎样过去的?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那个下午。按规定中午须睡午觉，不管是否睡得着，所有的人都得躺下。我躺在地板上侧耳倾听墙外的动静。只要有汽车开过或类似汽车开过的响声我就会焦灼以待，希望听到刹车声，希望那是公安局开来的车停在了大门口。然后进来一个人对我说:“起来，跟我出去!”这种焦灼十分尖锐，一个下午都让我不得安宁。接下来的印象就是第二天早上了。我大概在夜里睡了一个好觉，身旁的响动让我惊醒。天还没亮，周围的人都已“起床”。有的坐在床上（即地板上)，有的站在地上，正在做着各种姿势不同的自编体操。房门锁一个接一个地响着,“管教干部”（囚犯对警员的称呼，简称干部）连声吆喝着，屋外院子里有许多人急促地跑着。放风、倒马桶。“里面”的生活真正开始了。
写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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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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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也真够傻的，少年时好些人竟然对铁窗怀有一种向往之情!提起铁窗就觉豪情顿起，诗意横生。说怪也不怪，其实那是我们的时尚。我们时代的英雄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本革命回忆录就叫《铁窗烈火》，还有《在烈火中永生》，还有《不死的王孝和》，还有《王若飞在狱中》，还有《红岩》，还有《革命烈士诗抄》，还有《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还有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还有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还有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和老布尔什维克们……还有课内课外我们所听到的许许多多革命故事：刘胡兰、赵一曼、方志敏、杨靖宇、卓娅与舒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名人一多半坐过牢。我们不过是追星族而已。
所以现如今有一回我们一班老头、老太在一起对年轻人评头论足，说到那些哈韩族的服装打扮真傻时，我就忍不住插话说了:“我来试着替他们辩护一句：不比我们当年更傻。你想呀，就单说服装，我们当年时兴黄军装、黄军帽，腰间还系根武装带。是傻还是不傻?”
话再说回去。想当年我这个革命追星族当然没有可能成为革命者，顶多也就只能“哈”革命。没想到我竟然梦想成真锒铛入狱，见到了货真价实的铁窗，罪名却是“反革命”。个中情由这里不想细说。单讲1971年7月12日那一天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铁窗，第一眼的感觉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失望，而却是诧异：怎么这么小这么高呀!一个长方形的小框子，开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墙上——小到几乎可以题名为一线天，高到你跳起来也摸不着框的底边。电影上常有的那种扶着铁窗送别战友的感人画面当然也就没法出现。我后来想明白了，这种设计很实用，有助于防止越狱和“窜监”（指隔着号子喊话)。
我最初走进的牢房是在一个郊区看守所里。那个看守所位于城市北郊，地名叫北衙。顾名思义，看来那地方是传统的监狱所在地。那幢监狱建筑建成于何时我不知其详，只听说建成后第一批囚犯中就有它的设计者。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牢里人可能喜欢这个传说的宿命色彩，所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我只是觉得，这位设计者显然缺少浪漫情怀。
铁窗口又高又窄，阳光每天只能在牢房里晃很短时间。狭长的光斑在墙上慢慢移动，春夏秋冬进出的时间和位置都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老犯把这移动着的光斑当钟表（牢里是不让带钟表的)，瞅上一跟就知道现在已经几点。通常太阳进来时号子里会比较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我只知道我自己爱看着光斑走神。也许是那移动很快的光斑让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年华似水?是啊，牢里面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
2
我的生命在铁窗下静静地流淌。
从高高的铁窗可以看见窄窄的一段小山坡，山上草色青青，无端惹得我浮想联翩。我想像那草丛中突然出现一张至亲至熟的面孔，笑着对我招手。有时候我会因为这种想像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即通知亲友来寻找这段山坡。当然这只是白日梦。看守所里是没有“接见日”（劳改营里的叫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