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女们轻盈得像气球一样，一离开男伴的手，就会飘上天去!”要用现而今的话来说，我也有点“太夸张了”。再设想我坐牢的事如果是发生在现在，出狱时我这两只眼睛还不定会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奇幻世界呢!今非昔比啊!
出狱后整个感官似乎都有一个校正时期，过了一阵就“恢复正常”了。我有一个好友后来对我说:“你第一次保外就医时我观察过你。你走在街头对每一家店铺的招牌都会盯着看很久，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恨不得就要读出声来。眼睛里还随时流露出一种温柔。天哪!我
什么时候看见过你‘温柔的眼睛’?哈哈!所以我当时判断：这是一种病态表现。到第二次出来时就好多了。”
第二次保外就医出来时我是好多了。妻子（当时还是女友）从二十公里外赶回来时我只轻声说了一句:“回来了?洗把脸吧。”仿佛她只是下班归来。我是变得沉稳了许多。外面的世界也不再那么诱人，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外面生活的艰难。我们一家只有我妹妹有城市户口，她在一工厂里做学徒工，一个月十八元的收入。我父亲被“疏散下放”到乡下，为求“落实政策”回城办事成了“倒流人员”，当然没有任何收入。我回到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口，但却绝无可能多一双挣钱的手（那时候还有个粮票问题）——还是在押的犯人，哪里能找到工作?家里经济全靠着老父亲半讨口半借债地在维持。名副其实地是“吃了上顿再找下顿”。现在想起来，也不知他当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愿他安息!）当然，我出来后有我的女友帮我，还有一帮始终在关注我的老朋友不断援手，尽管他们的日子其实也很艰难——有些故事虽然当得起“可歌可泣”四个字，却不足与外人道了。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大牢（看守所）其实是个很单纯的地方，人在里面过着的是一种单纯的生活。久而久之很可能人也会变得单纯起来，所以在里面想事会想得近乎天真。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错觉：只要出得这道高墙，就什么事都好办了——仿佛天底下所有事情都只有这一个障碍。事实当然远非如此。这种想法的逻辑错误在于，把必要条件看成充分条件了。真正可以成立的结论其实只是：只有出了这道高墙，才有可能办其他事情。
但里面的人通常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增长了的“内力”（人在应付灾变危机时产生出来的内应力)，以为用它来应付外面那些琐事（与坐牢相比，可不都是些琐事么?）已绰绰有余了。事实上，要应付外面那些琐事，牢里产生的那种“内力”却派不上用场。打个比方说，你用扛山的力气打苍蝇，当然是绰绰有余了，但却未见得能打中。更重要的是，压力撤销的同时，内应力也就消失了。所以不管你在牢里曾下了多大的决心鼓了多大的劲要活出另一个样儿，出狱之后大都是依然故我——你进去的时候是头驴子，出来以后就还是一头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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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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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我来说吧，在牢里又是绝食、又是打腿，折腾得自己都快觉得自己已经像个“革命战士”了。出狱的时候我心想：凭我这样的毅力，还有什么事能难得住我?没想到一回家面对着一日三餐揭不开的饭锅，我立刻就好像成了一个肌无力的患者。更可笑的是，有一度我觉得自己是吃了很多苦回来的人，别人理应照顾我迁就我疼我宠我，那种“差点就会要求授予勋章”（加缪语）的劲头，就别提有多没劲了。后来我的女友写信给我们的一位男性好友时曾引用保尔·柯察金的一句话说:“我喜欢牛虻那样的性格，吃苦而不诉苦。”那位好友倒还“疼我”，回信说:“那要看对谁了。牛虻对玛梯尼（牛虻的男友）是从不诉苦的，但对琼玛（牛虻的女友）却是一定要诉的。”也许该提一下，这位好友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位“观察过”我的好友。
总而言之，第一次保外就医时我散了架，差不多是一塌糊涂。第二次是好多了，但实际上我自己知道我内心还是很软弱，软弱得都有点神经兮兮的，细节就不好意思多说了。从那时直到如今，我一直想追回我在牢里曾拥有过的那点清厉的精神，却始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望而不可及了。我因此总在寻思，要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增长“内力”，也不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修为?
好在我运气不错，还没有垮掉就被释放了，及早地结束了保外就医那种境况造成的无力感。这一回真正出狱了，我却忽然发觉自己很像阿q,“真人秀”一般地折腾了一个“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反）革命，不准（反）革命，大团圆。只因到了“大团圆”时却没有被杀头，所以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面对“生计问题”。
写于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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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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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世界的饥荒好理解，身体的饥饿感及其后果一般不会引起争议。精神世界的饥荒却有点不一样，饿的感觉和后果都可以作多种不同的解释。我所认为的饥荒年代，现在就有人说是“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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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回牛鬼蛇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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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间，我当时在读的机械学校进驻了一个“四清工作组”。其时《5·16通知》还没问世，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然而用后来在“文革”时期盛行一时的用语，却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有墙的地方就有大字报，有人的地方就有“四不清干部”——我算是生平第一次亲身领教了“运动”，领教了那种铺天盖地排山倒海的气势。
在工作组的指挥棒下，不仅教工们“踊跃”，而且学生们也跟着呼啸。平常专事管卡学生的学生科科长被“揪出来了”，学生们自然会很兴奋。“上面”布置学生写大字报，我们班就领了这份任务。同学们认为我有点文才，决定委托我执笔。我于是不假思索地一挥而就，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此句系采用“文革”句式)，在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们面前好好地卖弄了一回。那是我这辈子写的惟一一张大字报，它给我的虚荣心带来了极大满足。顺便还可以说一句，那时候我自认为是很有独立思想的。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四清运动”还没来得及收场,“四清工作组”便赶紧摇身一变成了“文革”工作组，继续“把握运动大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运动对象忽然增加了一项“反动学生”，后来又统归于“牛鬼蛇神”，属“横扫”之列。于是有那么一天，我走进实习车间的办公室时，发现同学们正在写一张大字报——这一回他们没要我执笔。我还没来得及想，就听见另一个比我先走进去的老师在问:“你们在写谁的大字报?”——“朱正琳。”——“真的?你们逗我玩吧?”——“是真的。”他们都背对着我，所以没看见我已进来。
不必细说我当时的心理活动了。一开始我有些缺乏真实感，是运动的进展让我逐渐明白，我已经货真价实地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包括女同学们!）的“阶级敌人”了!不允许回家度周末，不允许参加同学们的学习和实习，走路、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专人监视……简言之，我已经是“群众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当然没人敢理我，平时和我要好的同学都在写检查。还有人从我面前走过时往地下啐口水以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我忽然发觉自己必须孤身一人面对一个社会。（那可是一个庞然大物!）那年我刚满十九岁，算是履行了一个“成人礼”。
大小斗争会共开过七次。头两次同学们没有经验，或者说他们还不能适应跟我说翻脸就翻脸的姿态，所以那会就开得有点不伦不类。到了第三次，情况变了，我这才知道了什么叫“阶级斗争”。
那天我一进会场，就发觉会场的布局已经改了。原先两次斗争会是让我坐在正前方，面向“群众”（我的同班同学）接受批判。这一次却是要我坐在正中央,“群众”围坐在我的四面八方。当然，在“群众”和我之间有一个距离，我是孤零零地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方凳上。虽然会前会后都已经没有同学敢跟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知道了这布局的出处。一位对敌斗争的高手不满意前两次斗争会的成效，说:“小小一个朱正琳你们都拿不下来!”于是亲自布置策划。我倒不在意自己是坐在前面还是中间，因为我觉不出那对我会有什么差别。再者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可是，斗争会一开始，我就立即体会到这种布局的匠心所在。第一个发言的同学没有长篇大论地说套话，而是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之际,（零点几秒钟的时间?）便只听得四周响起一声断喝:“说!”我自然是心里一惊，立马有些慌乱。
什么叫“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这就叫“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那位“对敌斗争的高手”当然不是我的同学，他是学校的一位政工干部，被吸收进入工作组的一个成员。年纪轻轻（当时有三十多岁)，却已经是“老革命”了，据说他十几岁就参加过土改工作队。他说，比我顽固、比我狡猾的阶级敌人他见得多了!我当然相信。有一回他在专案组办公室里看见我在那里“交代问题”，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他在模仿电影《仇恨的旋风》里的捷尔任斯基（前苏联契卡组织创始人)，但我没敢笑，也没敢看他的眼睛。当时我是坐着的，他两手反背紧贴着我的膝前站着，我能感觉到他的两眼正威严地逼视着我。在我后来的想像中，他“仿佛看见自己的眼睛在闪着光”。
有一位曾经做过战地医生的人对我说过:“人的神经能够适应战争。”没有切身体会的我有点不太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但在这里我却想套用一下他的这句话说：人的神经能够适应“被斗争”。斗争会上我很快就从慌乱中镇静下来，后来频繁出现的“说!”就不再会让我吃惊。（话又说回来，傻子才会再吃惊!）要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并不难，我就是如今刘震云在《手机》里写的严守一，只能有一说一。同学们也并不知道我都干过哪些“反革命勾当”，只是遵照工作组提示的方向去“深挖”。（私下里他们悄悄惊叹：真看不出他是一个反革命!）他们挖出来的那些“材料”都很容易讲清楚，信不信当然也不是他们说了算。只有一件事我说不太清楚，所以至今记忆深刻。
那件事是这样。有人揭发我读过一本书，说那书上的插图是裸体画。我很快记起那是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十二幅插图是木刻画。我赶紧说，鲁迅先生喜欢这十二幅木刻，才敦促人翻译出版了这个中译本。回答是:“不准你诬蔑鲁迅先生!”接下来是不容我分说的批判。好像同学们义愤填膺地说了不少话，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是一片空白。修修补补之后才记起仿佛有下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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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回牛鬼蛇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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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委屈地)：夏娃嘛，她没有衣服穿嘛!要不然马克·吐温怎么会说:“夏娃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要一件漂亮的衣裳”?
“群众”（惊讶地)：你说她是贫下中农?
当然啰，这两句互不搭界的对话多半是我的一种“创作”，是“被斗争”的情景在我心里长期发酵后的一种想像。不管怎么说吧，那场斗争会肯定没达到设计者的要求，所以后来他又出了新招。大会改小会，不叫全班同学参加了，只选了七八个“积极分子”。而且，设计者“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此句也是“文革”句式)，亲自在第一线组织指挥。这一回他跟我来了个零距离，面对面坐着倒好像在促膝谈心。只不过他那里是声色俱厉，我这厢却是躲闪其词。那七八个同学围坐在旁变成了看热闹的。戏一开场他就对我说:“我今天要对你说的话，同学们可能不懂，但你明白我也明白。”在座的同学们有何感受我不太清楚，我自己当时是真有点受宠若惊，这不成了青梅煮酒论英雄了吗?可是后来的话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他说了很多，我记得的就只有两句。一句是:“你知道吗?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要让他终生不幸。”另一句是:“飞机大炮都在我们手中!你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他当时在校内是个要人，有很多职务)，也不知道他几次三番地设计我的斗争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一点，就是他已经获得这样一种效果：我在心理上对他产生了畏惧感。替他想，这对下一步“开展斗争”当然是非常有利的。我相信，所有有“丰富阶级斗争经验”的人都会追求这种效果，没准在各种为运动而设的“工作组”中还会传授取得这种效果的经验亦未可知。
不过我那时也正值年少气盛，心里很不喜欢自己的畏惧感。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决定伸张一下自己。我找了一个理由去敲他家的门。那时候我被罚与另外两个老“牛鬼蛇神”一同劳动，任务是守着球磨机打焦炭